1、文明变迁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分析摘要：根据“文明”的“经济一社会”涵义，可以认为技术进步、组织变化、规范的相对成熟以及社会流动的增加均可构成当代世界文明变迁的主要子集，而它们对于宽领域、多层次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长期且卓有成效的深层次推动力。当代世界文明的多向度发展对于全方位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也具有潜在的风险因素，它不仅可能激化区域内业已存在的政治矛盾，还会随着多元行为体的加入提升治理的难度，给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治理带来挑战。就此而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首倡者，中国需不断发掘、利用当代文明变迁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助推这一战略的实施，通过发挥国家的主体能动性建立相关机制和规范，保障“一带一路”
2、的宏伟构想成功地付诸实现。 关键词：文明变迁 “经济一社会” “一带一路” 动力机制 风险机制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80-92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9 月与 10 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际提出。这一战略构想自出台以来即备受关注一方面，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 “一带一路”从战略空间上进一步聚焦了中国长期的发展方向，对海向外交与陆向外交予以同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言， “一带一路”成为政府引导、官民并举、多向拓展并旨在扩大高水
3、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框架，它从根本上服务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这一目的，通过将产品、劳务、服务以及规范“走出去”纳人其中，谋求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一带一路”是由官方倡议，以吸引不同国家、地区、国际机制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为宗旨的长周期、多领域、深层次的战略框架。学界对之给予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从国家战略视角形成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战略能够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因此，笔者试图以“文明变迁”这一能够涵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概念为切入点，讨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所造成的影响。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文明”的“经济一社会”含义，并在理论层面上讨论文明变迁如
4、何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第二部分分析当代文明变迁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即技术进步、新型国际分工、标准的演进和社会流动怎样形成一体化的动力机制。第三部分探讨文明变迁给“一带一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在技术、产业结构、跨境利益发展和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体化将面临管理难度增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甚至安全隐患等风险。在最后的结语部分，笔者在对前文加以回顾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需自觉、主动地通过政策保障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机制的创新等方式消解文明变迁的潜在风险，从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并有效地应对因本国崛起而面临的挑战。 一、作为“经济一社会”的文明及其变迁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在宏大的世界历史视域下，国家
5、战略是文明变迁的产物，其意图、偏好、价值取向及具体操作与它从中产生的时代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风貌密不可分。正因如此，有必要对“文明”作出概念上的界定，同时还需就文明变迁如何对国家战略产生影响展开分析。 （一）文明的“经济一社会”涵义 “文明”是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从既有成果的有关定义看，不同论述主要从“特性论”和“共性论”两个角度对之进行比较。“特性论”旨在突出文明因族群、地区、人种或宗教所表现出的差异，它形成于对其的横向比较，主要涉及社会风貌、语言、艺术样式等精神性因素。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对文明的定义是“一种脱离食物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社会状态” ，
6、文明被界定为“脱离物质”的社会存在现象。这种定义赋予文明“精神性”的特质，文明因此构成族群或地域空间的身份标签。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文明的诠释也具有强烈的横向比较色彩，例如卡赞斯坦（P.Katzenstein）通过民族（或地区）间的行为传统差异论述当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塞缪尔?亨廷顿（S.Huntington）将文明定义为文化实体，即包含行为单元彼此间的异质性的“文化认同最广范围” ，因此文明之间也因这种差异性存在真实（尽管模糊）的界限。 “共性论”将族群、文化、宗教等差异置之度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水准意义上对文明加以论述。 汉语大词典对“文明”的解释之一，即“较高发展水准的社会状态” ，使这
7、一概念具有历史纵向上的比较含义。历史学家基佐（F.Guizot）认为，文明依靠两个条件（标志）得以显现：社会发展（进步）与个人发展（进步） ，这一认识赋予“文明”时间维度上的变革意义及超越民族文化差异的理解思路，并以“普遍主义”的口吻认为，作为社会进步之标识的文明应包含物质水平的整体进步与社会互动的公正化。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将文明更多地放在社会与经济的框架内，因此他认为对文明的研究应当由政治经济学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演进而非文化差异的角度阐释文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通过比较多个民族的社会形态，对它们发展的共性予以科学的归纳并形成对文明的时间性、普遍性的
8、理解。因此，唯物史观将对文明的研究集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次。文明的演进在于巩固并加强前一个时代生产的分工，促成生产、商业、货币等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进步，经济的进步则相应地带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通过上图不难看出，对文明的“特性论”和“共性论”理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同的涵义，二者分别从空间（类属）和时间（过程）的角度形成了社会科学的比较意义。而鉴于本文主旨，由于“共性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更贴近“一带一路”沿线的整体发展这一主题，也更有助于从事此类研究，因此笔者将进一步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文明变迁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加以分析的是文明变迁对
9、国际战略的影响。战略的缔造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目标、利益、权力及大国关系等政治要素，它同样也受到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明变迁塑造国家的国际战略环境。相对于安全结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观等政治因素， “经济一社会”本身及其变迁对国际环境的塑造更具广泛性、深刻性和长期性，它形成了战略环境的基本物质结构。例如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文明进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以经济变革驱动全球社会变迁，成为国家最具概括性的战略环境，使安全、发展及大国关系等被各国纳入其战略考量。当代中国对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概括，即为基于文明变迁的这一特征所做出的宏观战略判断。 其次，文明变迁进
10、一步明确了国家利益之所在。国家利益受前者的影响主要反映在：（1）文明变迁形成国家的利益判断，后者体现为战略主体对构成其利益的各种因素的认知及对不同利益的重要性排序，其往往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准和社会形态等文明要素的作用之下。例如，核技术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大国关系，其相互间的协调由此取代战争，成为国家安全利益谱系中更为重要的内容。 （2）文明变迁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由于利益具有时间性和变易性，时代的变迁经常改变国家利益的表现形态，如互联网时代将网络安全升格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明变迁勾勒出国家利益的范围。经济一社会发展引起国际行为体交往空间的变化，其利益边界也在变动之中。可
11、以看到，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扩大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的需求便越为强烈；而力量投送的能力越强，即意味着满足这一需求的能力越强，越能够更加放心地推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更为有效地确保自身分布广泛的利益。还应看到，在全球化时代，行为单元间的利益边界不再是排他性的，这需要国家以更为宽广、长远、开放的视野作出其战略决策。 最后，文明变迁规范着战略的实施，即规范着国家的战略行为。实施战略是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各国对其路径的选择也受到文明变迁的影响。一方面，文明的进步能够强化国家特定的战略行为偏好，如历史上铁器时代的到来及铁路技术的广泛运用提升了战争作为政治手段的边际收益，助长了国家对武力的依赖；另一
12、方面，文明的演进也能约束国家的战略行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多元化和信息流动性的增强等文明变迁的表现客观上制约了国家对武力的动用。现代以来，国际战略正是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断拓展到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为战略主体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利益保障手段，其实施的途径也极大地增加。 就宏观而言，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当代文明变迁的主要方面，技术手段的进步、经济组织方式的改变、国际规范的完善等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须看到，在全球化浪潮推进下，文明变迁的内涵也从经济范畴拓展到社会领域，其中包括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文化间包容度的上升，这些因素对国家行为体如何处理彼此间关系及应对全球化不断提出
13、新的要求。因此，经济和社会变化构成了当代世界文明变迁的主要内容，从中表现出的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整体风貌和价值诉求，对行为单元的战略意图、战略能力形成有力的塑造，亦令它们面临相应的战略风险。 二、 “一带一路”的文明变迁动力 从行为体的角度看，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深度经营；对内而言，它同时也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参与竞争，进而增强其国力的战略架构。一方面，国家的主体能动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以经济一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变迁同样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完善的动力。笔者将就后者进行分析。 （一）技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一体化市场的演进 技术水平直接反映文明的变迁。在当代世界经
14、济发展的背景下，技术水平的提升系指在研发、生产、消费和管理等多个层面上，行为者系统运用科学或理性化知识手段的改进，这在现实中体现于产品、硬件设施以及管理手段等诸多方面。技术进步如何推动市场的发展壮大已见于相关成果，如有研究认为，二者的互动表现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市场导入规模扩张”五个阶段，技术水准的提高能够对市场的产生、扩大与成熟起到有效帮助。就单一行业而言，无论在短期抑或较长时期中，技术创新都有助于弱化垄断、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不容忽视的是，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国际机制吸引更多的行为者加入其中并降低交易费用或行为风险，例如国际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可扩大区域内更深层次
15、的金融合作，也能增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最后还当看到，基础设施技术含量的提高较为明显地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行为单元跨境经济范围的扩大以及周期的缩短，与交通与信息技术的飞跃密不可分。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对技术提升有较高程度的依赖。沿线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跨境合作具有一目了然的开发性质，一体化的基础性建设为技术投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在技术供给得以保持的前提下，该地区一体化的初始阶段更易于在技术后发优势下提高建设质量和边际收益，如通过对发达地区技术吸收和一体化经验的仿效，提高经济部门的市场前瞻能力和地区机制建设水准。从另一个方面还能看到，由于东亚合作尚无法形成深层次的共同体意
16、识，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空间有限，从而令具有合作意愿的行为体从技术层面寻求一体化的着力点。例如，由于多元政治和区域不稳定因素极大地消解了成员间一体化的动力，东盟深化合作的突破点和深化面更多集中在技术与经济领域，技术互补和区域内技术合作在东盟一体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多样、政治体制大相径庭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以技术为切入点成为深化一体化建设成为跨境合作的合理路径。 （二）分工转变刺激跨境经济的活跃 现代工业文明强化了经济的分工，从历史维度观察，该分工带有明显的地缘特征。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通过“世界体系论”系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劳动分工的地
17、缘属性，即其贸易结构以边缘区的原材料与中心区的制成品相交换为特征。这种“中心一边缘”式的地缘经济结构分工主导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它以国家为行为单元，根据其空间分布的不同赋予它们在体系中的层级地位。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也通过“李嘉图式”的理论推演，认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使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同时，导致了新的地缘经济不平衡，这样的全球性分工恶化了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甚至损害其国家利益 随着技术手段的改进、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要素流动的加快，分工形态出现了重大变化。从理论上说，经济要素的便捷流动使地缘经济的意义下降。同时，由于产品制造工序本身的日趋复杂和零散，企业可以以投资、外包等方式将生产与
18、销售分布在不同区域以求配置的优化，因此不同地区都有机会参与高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研发。从宏观角度看，由于生产环节的分散，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有助于避免地区经济为地缘性的不对等依附关系所困，推动地缘界限的进一步破除和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的实现。例如有研究表明，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企业游说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力日益减弱，这既对区域内部实现经济的互联互通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折射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当代世界经济增长解释力的提升。正如“一带带一路”战略所主张的，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地区、企业及专家群体在多领域范围内开展合作，金
19、融投资、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部门环节也应打破传统的中心国家主导、边缘国家服务的不对称地缘合作模式，建立共同参与、利益交融的分工体系与合作框架。 （三）标准趋同降低跨境活动的交易成本 从文明的角度理解，现代性（modernity）可以表现为不同地区标准的整合与趋同，这些经济标准包括技术规格、贸易与金融规范以及管理方式等。从地缘意义上看，标准的整合有利于要素配置的优化及区域与跨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对统一的标准有助于不同区域的对接，使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济单元具备更趋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从而促进经济要素的高效、自由流动并形成更佳的配置，促使行为单元进一步密切其彼此间的复合依赖关系及提高区域内部的
20、经济一体化程度。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有着明显的经济标准原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程度大幅提升，亚洲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一趋势从深层次上促进着不同行为单元经济活动标准化水平的提高。从理论上看，交易在外部的改善在增加国家经济中可贸易比重的同时，也会加大国内价格向世界价格趋同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广泛、深入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技术标准的趋同以及经济活动标准的不断规范使不同的经济空间更易融合。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与其内部标准的趋同密切相关。这既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已来欧共体（欧盟）内部技术与市场规范的标准趋同，也包括原经
21、互会成员国向欧盟标准靠拢、实现市场一体化的过程。而就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国际成熟标准，中国极大地降低了国家、企业与地区之间交叉合作的技术障碍，增强了商品与服务在更大的经济空间内流通的能力。另一方面，正是在标准化程度提升的背景下，随着贸易、社会往来以及地区治理在技术层面上具备更高的跨境合作水平，不同领域标准的“内部一体化”将通过“功能外溢” ，对“一带一路”的成型及未来相关机制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社会流动提升跨境交往的需求 社会流动水平是文明程度的直接反映。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跨境流动的增强表明不同社会彼此互动的能力增强和相关需求的增加，改善了区域间的连接方式并形成社会间的网络结构，使行为单元在社会行为中更具备跨身份类属交往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打破身份隔阂、提高文化包容度是跨文化交往的原初要求，它承认他者的“异质性”并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