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家史（之四）“极限运动?水上乐队” 1965 年夏季，对“畅游”的响应到了极至。 高 66（四）班在整个冬春季强化体能，开展“昆明北京”的长跑接力赛运动，这是我的创意。以其可实施内容来说，显得勉强：即全班同学每天、或在一月内长跑累积里程数达到 2783 公里（当时昆明至北京公路里程数） ，这意味着 35 个人，每个人要完成将近 80 公里的额度，每天平均 2.7 公里。相当于运动场 400 米跑道的 7 圈，这不算什么。但 35 个人一半是女生，各人体质差异很大， “均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以集体精神”来完成“总里程”“接力”的意思是“象征性”的，但我以为有非常意义，可以凝聚集体力量，
2、增强团体意识从当时政治气氛而言，这样太勉强。我成了“学生官僚” ，高高在上，一意孤行，我听不到不同意见，我以为在墙上张榜，每天将各人跑步数字统计，那红线不断向“北京”延伸，可以激起响应的浪潮。而这样做的目标是隐形的，到了 1965 年夏季，我们可以完成水上十公里的长距离游泳，即从篆塘下水，游完大观河全段，穿过草海，到滇池西岸，再由龙门村或两个长堤间往还两个来回，接近万米。这将是昆明中学生团体第一个万米长距离游泳记录。 陆上的体能锻炼成效将直接影响水上成绩，我们对此是肯定的。但“接力”的末期有点声气冷落了。每日集体进展不到十公里。红箭止于北京附近。同学开玩笑：“共军围而不下北平，傅作义城头座观山
3、景” 。 其结果显而易见， “任务”落在了不足十来名身体强壮的男同学身上，但我们毕竟是一个团结、有荣誉感的集体，到 1 月 26 日，我们尚欠 300公里左右，要由这最强梯队用每人每天十公里的记录来完成。 万米长跑的路线设计是从昆明邮电大楼（集合地）出发，沿昆明那时仅有的城市环线：北京路东站菊花村火车北站小菜园西站篆塘东风路博物馆。据测算约十公里。15 人，累积 150 公里，间隔三天，再跑一次，至 30 日，可以抵达“北京” 。 冬日的昆明，谁也说不准是什么天气。但早晚两头是寒冷的。我们选在早 10 点由邮电大楼集合出发，可以避开霜降后弥漫在昆明坝子的潮冷空气。依我的建议，每个人准备少量的饮
4、水和一块在那时不算奢侈的红糖，后者是唯一我们有能力用于补充能量的食品。前五公里是“极限” ，可以摸出糖块来啃上一点。 昆明街头，即便接近年关，行人、车辆是稀少的。 十个人开始中速跑步，到了小菜园（将近半程） ，队伍拉长了，领跑放慢速度，但处于“极限”的队员仍喘气不歇，脚步沉重。我自始觉得轻快且胜任愉快，只是这么些年轻学生既无任何标志，也无庞大阵容，不会有谁加以关注。这种寂寞的长跑，如果不是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任何事情，特别是集体的行为，都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它神圣而庄严，不可亵渎，它的“政治意义”可以和正在越南发生的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相比，甚至是中国发生的伟大事件的一部
5、分。 我们都有长跑的训练，知道如何分配体力，如何使用大腿、小腿和脚掌等各部分的肌肉群，如何触地、摆臂，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配合脚步有节奏的呼吸。超过“极限” ，脚步轻快起来，那一刻，路程步步在你的弹动跃起中缩短，你简直就是一匹千里马，可以一路跑到北京。多年后，我看阿甘正传 ，当美国西部荒漠、平野中的公路在疯狂的也是寂寞的长跑中展现它与人生同样的壮阔奇诡时，我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也是我的经历。莫大世界，总有相似的疯魔状，相似的无从诠释的动力与被身体告知的“意义”我每天清早从拓东路白塔巷附近的家中跑步到今天五一路中段的学校上早自习（大约三公里） ，总与最后的黑暗、街灯和清道夫那些城市最早的作业者挨肩
6、擦过，卖锅贴的、烧饵块的、小锅米线刚起炉灶，向黑黢黢湿漉漉的街沿喷着浓烟和蒸汽，曙色也如同红炭，这是城市为自己决定的时刻，因为营生的蠕动，城市显得温暖。我负责催促城市从摇篮中醒来最后的几记轻拍，我是城市昼夜交替的快速浏览者，每天为城市打开封面和扉页，其余则也不曾留意，只留意控制呼吸的节奏：“呼呼呼吸吸吸”是六个“打点” ，前三个呼出，后三个吸入。同时跑出六步，到交换使用大小腿肌肉时，跨跃步幅也随之变化。身体成为意志的机械时，一切精神驱动力都随之消逝，只有跑、跑、跑那些年月，只有“跑”！我已经不大会走路，只要有一个要到达的目的地，启动第一步就是跑。我疑惑人类进化的诠释发生倒错，人类是由“跑”而进
7、化到“走”的，并非由“直立”再“行走”再“跑” 。立论的基础是“由猿到人”在没有真正“直立”并行走前，四肢是落在地上“跑”的逃逸、跳跃、奔窜、攫获、捕猎，是一切动物求生的真正方式，道貌岸然的才是“人”？反之，我们则在“退化” ，“退化”由于本能的回归而真实感受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我把我的“观点”讲述给我的哲学、逻辑学教授金先生听她曾留学法国，与周恩来总理是“同学” 。已经 70 多岁，穿着玫瑰色毛呢裙子来上课的女先生取下金丝眼镜，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哎呀，几（这）个西不西（是不是）几样（这样）？听来西（是）有道理的。 ” 我们“跑”到了北京。没有庆祝仪式，只是把墙上的图表画了一个终于完成的大
8、红箭头，一撕了事。 我所在的高 66（四）班随后集体跑步，多次由学校出发到达西山、黑林铺。途中没有人掉队。 在“完成体力准备”后，夏季也就到来了。 1965 年 7 月，我们准备完成昆明所有中学没有的记录：从篆塘码头下水，游完大观河、草海，到达滇池，据测算，大约七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到达滇池后还要游三公里，才能完成与陆地上同样的 10 公里长距离。班里的女同学只有一半不到能游三到五公里，同时考虑到需要接应落伍队员和保障安全，要雇一艘木船跟随，以便体力不济的同学可以上船缓解体力。如果可能，再下水跟随。船里还备有一些水和食品：馒头和糖块，还有一样特殊补给：炒豆。在大量丧失热量时，用它咀嚼，可以缓解
9、锁死的牙关，这样才可以顺当地在水上呼吸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预备了。 这天，天气晴好。我们雇用的大篷木船也不错，船家收钱不多，但感觉这班学生很“大胆” ，对我们要径直游去滇池，也没有特别的惊讶，大约想着这些学生不过就是“耍西山、玩水”而已。事实上，在大观河段游泳时，只能随船行进，因河里有往来船只，当心被“挤锉”了，必须紧挨船身，船家还要在船头?t 望，不时发出来船的警告，这让船家很犯难，也很紧张。但一出河口，十来个男生一字形的编队就散开了，眼前海天辽阔，意气狂张，大呼小叫，在水面上劈波斩浪，眨眼间，白浪峰上颠峰，无影无踪。 长距离游泳与长跑有许多不同之处，当然，它是两项不同的运动。大约因为身体
10、自然的支撑，只要不摔倒，常常感觉不到“重力作用” ，跑步，只是更快地移动身体。游泳则不同，一入水，你要克服“浮力”差，就感到“重力”的压迫，你需要划水，用动力加浮力来克服重力，获得速度。但真正的泳者，则易体会长跑与长距离游泳的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个运动的“极限” ，突破它，你就获得一种自由的状态。那时，如地面弹动你的身体，水面也自在地托举你，那么情愿地将你托在浪尖之上。似乎这是一种眷恋与骄傲，水的一种别样的显示与舞蹈。水，忽然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如同你与大地从未有过的亲密，只有水、天和你，如同只有大地、天和你。如果厌倦了平面上刺眼的水光，可以仰泳，拥抱、划动整个沉落在胸的碧穹，或者翻转过来，看
11、水下的水草舞动，阳光在水下的折光如同光栅在柔软地移动有些极小的鱼类是很活泼的，它们会跟随你游动，像许多荧光闪烁的箭蔟争相射向碧色的隧道还有怎样的一种“人生旅途”如此舒展与自由？如果人不需要与他人并行，那么，这样的长途及至衰竭、沉没应当是最洁净与光辉的。数年后，我游过长江、湘江、澜沧江、怒江、渤海、黄海、南海，末了是太平洋、大西洋每每水天间自由降临，就忽生此念。 应当说，我想起滇池母亲。一个由她抚育的儿女，应如同狮兽令人敬畏，至少一个母兽在哺育的眷恋后是要逐走成年儿女的。应当慎于水，不可恣意妄为。有了多种教训后，我们的水上运动显得有节制，每个水域都不同，对长距离滇池“跨海”游泳，最安全的办法是不
12、要远里“援船” ，在通过“草海”时，常常被水下丰茂的水草缠住，它们离水面最近的距离只有 30 公分，那些水草，通常被昆明人称为“海菜” ，有两种颜色，离水面最近的呈黄绿色，较深处的呈碧蓝色，这是一群占据了整个水下世界疯狂的舞娘，它们簪着黄白两色小花在招邀这舞台聚光，然后用柔韧带刺有粘性的长茎和齿状叶片将坠落的阳光绞缠住，死恋般的拥抱水面上散碎漂浮的阳光在吮吸中消失了，水底的泥淖没有墓穴。这很危险，一旦闯入它们的婚床，禁忌对擅入者将施于绞刑！但我的泳手都知道，这说明你已经偏离了水道（大船航行的航道里没有水草） 。应急的办法是翻转身来仰泳，小幅打水脱离这样的水域，尽量接近援船。如果被缠住，须潜下去
13、“解套” ，若张皇失措，后果可想而知。 我的两眼由于长期不注意泳后的洁眼，患有严重的眼睑结石，因为这个缘故，我为自己选择的最适当的泳姿是侧泳不是标准的侧泳，举臂太耗体力，是双臂不出水的划动。 在草海中心，体力出现不济，扒住船沿，补充一点水和食品，再回到水里。这样，我们在将近两个小时后到达了海埂的右岸码头，但这不足 10 公里。这次，我们需要在海埂的两个长堤间再游三个来回， “补足”余额，然后宣布胜利。 我不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为什么？或为什么这样去做？ 但我知道这是昆明中学生集体“跨海”长距离游泳的最高记录。至少没有听说在其后的日子里谁这样“发疯” 。记录又是什么？对于个人（他们的人生）又有什么
14、意义？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人的主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一定有人并不情愿，为惯有的“强势”所胁迫？如有，我就伤害了他们。 但，可以肯定我和我的同学，伙伴是快乐的或暂时获得快乐。在不久后的一次，甚至有人倡议组织“水上乐队” 。经过一番筹划，问题出来了，许多乐器禁不得水，惟有笛子、口琴这些便于携带，浸了水也可以“演奏”的小型乐器可以。但那是“乐队”么？多数人以为凑足数量就行，试过，仰泳和“踩水”时可以“组队合谐” 。于是，去吧。 从龙门村下水，横渡滇池，离岸五百米，山影水光，成幕成台，一切比想象的更加烂漫和富有诗意，于是宣布“演出开始” 。乐队队员迅速将挎在背上的笛子（
15、其中还有长笛）和口琴从密封的“油纸”袋里取出，一律仰泳，指挥挥手！滇池圆舞曲！可想而知，这根本不成体统，没有乐器不进水的，于是有人一面顾及甩水，保持水中踩水的平衡，一面仓忙来合谐，水面顿时有些混乱，但到底有乐音在水面上飞起，是“圆舞曲” ，因为泳者无不是舞者，终曲部分，我看到了最美妙的一幕，“乐队”成三排四纵，一律仰在水面上漂浮，水面忽然波浪不兴，那短短的，间或哽咽的音符在水面上跳动，每一足踮，最微细的浪花就醉也似地抚平，柔软得如同月光！末了，谢幕！这根本就没有组排，全部乐手一个翻腾窜进水里，两只赤脚在水上“鼓掌”！ “一个人的劳改队” 1965 年的“滇池圆舞曲”说不上轻松，那短暂的舒展稍纵
16、即逝。我的内心总有难以排遣的焦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承受某些惟我必须承受的压力。 学校已经半军事化，部分具备政治条件的学生则加入“高射机枪连” 、“基干民兵营” ，他们体魄健壮，几乎每人都适时地装备了一套从父兄那里继承来的军装，只是略显旧样而已，但穿在他们身上还是漂亮和蛮精神的。由于军事训练占去的时间很多，课堂已经半数空缺。八月初即将进行的高考和此前要进行的“政审” 、大学报考志愿填报等等往届必须的公开程序，也随之“潜”入水底，隐约透露的消息似乎与此毫不相干：都说学校人事科的负责人孙某，在她的家里昼夜召集“机枪连”的同学谈话。内容当然是有关国际国内政治局势， “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基层政权已经落入
17、了修正主义和异己分子的手中” 。孙某告诫我的同学“你们身边的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将来就是你们的敌人” 。 一天上课，我在自己的书桌里拿到一张纸条，文字粗糙，大意无非是一种警告：“勒令你迅速改变立场，要站到革命队伍里来”等等。间天又有，愈加蛮横。相似于“通牒” 。 “勿谓言之不预也”若干若干。这是班里成绩最差的一类学生的“作品” 。我全然不以为意。 我蔑视这些低劣的行径，毫不胆怯，只是心里极其悲苦。 事实上，这个学校的两千多学生已经分裂。气氛异常紧张， “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排斥在重要的政治活动之外，对低哗喧嚣，更噤若寒蝉。 大约在 5 月底的一天，昆明是要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活动，我到我的工作间准备巨幅
18、标语。 “黄楼”的这间大屋子是给团委用的，也是我的“办公室” 。与学校人事科仅一墙之隔。老式的沙灰条墙壁是不隔音的。我无意间听到人家在说我关于“给不给我上大学”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否” ，人事科长孙某道：“他的影响很大，这样（处理）恐怕不行” 我用 1 米 2 的丁字尺刚写完最后一个字，余下的时间是叫人来“拷”好粘贴。平生以来第一次进入“我”被他人强势主宰的“命运密结”完全是无意的，但我感到羞愧，仿佛我不该窃取我自己。我走了。但愿那墙壁从此如墓门一样厚实。 1966 年 6 月初，学校作为“城市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进驻市委工作组。我和勉生作为团委委员进入四清运动“领导小组”是这个由昆明市
19、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机构仅有的两个学生干部。 在这个小组领导下，学校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立场反动”的老师。火力集中在“与海瑞罢官遥相呼应的董小宛 ”。滇剧董小宛是前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主抓的新编历史剧目，取材于明末才女董小宛与高大诚的爱情故事，曾出了剧本，上演数场后因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而停演。不幸的是，作者之一是学校语文老师李必雨一个很有才华早年就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的作家。据说这是一个为庐山会议罢官的彭德怀翻案，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如出一辙，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由于省委已经对此“定性” ，算是省内重大的“反党反革命政治事件” ，算是“打死老虎” 。就由领导小组指派我组织学生写文章批判。我随即出了
20、一期墙报，撰文“上纲上线”地批了起来。但一个中学校居然“暗藏”了这样险恶的“反党分子” （这也是学校作为昆明市四清运动重点，而派驻工作组的主要原因） ， “领导小组”当然不满足于只抓李必雨我全然没有想到，在短短数天之内， “小组”会议由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宣布了一个很长的教师名单，这些教师要么有“历史问题” 、 “对现实不满” ，要么是“漏网右派” 。内中有一个绰号叫“大地理”的老师也忝列其中，理由是他是“土司” 、 “异己分子” 。但随即在内部公布的材料并没有关于他“土司”身份的证据，反倒清楚表明 1950 年初，他 16 岁时在重庆进入“革大” ，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黄楼会议室一个狭长的
21、木地板屋子里，我在后排起立要求发言，我说：“大地理”在 16 岁进入“革大” ，随即上大学，成为人民教师，是“我党培养的知识分子” ，按国家政务院 1952 年关于划定阶级成分的规定，16 岁的他是“学生” ，并没有证据说他参加过剥削活动，不能因为他的父亲是土司（彝族） ，就将他视为“剥削分子” ，充其量那只是他的“阶级出身” 。会场上似乎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因为这样的“讨论”先前有过，我也发过言。无论对错，我总坚持自己的“见解” 。 十米远，会议室的端头，市委主要领导站了起来，但他没有反驳，短暂的沉默后，他俯身问身边的另一位领导：“他是谁？” 这我能听到。那天，会议就这么无果而终。前一分钟，只有两个人站立发言，一个是市委领导，他个儿不高，脸颊瘦削，架着眼镜，他主管全市工业，无人不识;一个是我一个十九岁的高中生。 当然，他得到了答复。相信那答复在现场既简单又明白。 大约第三天， “领导小组”宣布撤销我的小组成员职务。但没有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