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观机制研究摘要完整的劳动力流动应包括一次决策和二次决策两个阶段，文章据此构建了“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观机制分析模型，并通过经验数据实证检验后发现：（1）在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中，预期净经济收益是决策流向的关键变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收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推动作用，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额的存在和扩大则会阻滞劳动力流动。（2）在折回式回流模型中，城市生活能力水平是决策城乡回流、折回式回流或是继续留城的关键变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城市生活能力，而较高的基本消费水
2、平和居住消费水平则削弱了劳动力的城市生活能力。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二阶段；流向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10-0167-04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枯竭， “刘易斯拐点”尚未来到，区域间差异仍然突出，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流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持续。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 2.61 亿万人，较之 2000 年增长 81.03%，占总人口的 16.53%，其中流动人口达 2.21 亿万人，占全国总人户分离人口的84.7%。同期我国城镇人口总量达 6.66 亿万
3、人，较 2000 年增加了约2，1 亿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3.46 个百分点。分析城镇人口总量增加的来源，不难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是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可见，未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主流格局仍未改变。然而，经过 20 多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流向多元化的新特征。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农民工省内转移就业 8390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772 万人，增长了 10.1%；省外农民工 7473 万人
4、，比 2010 年减少 244 万人，下降了 3.2%。另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作为主要劳动力流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已呈现出明显态势。不仅如此，当前劳动力回流的向度已不仅指简单的从城市返回到农村，还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大中型城市向小城镇、由远距离地区向家乡附近地区等折回式回流的现象。我国劳动力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乡城迁移、同城企业间流动、城乡回流和折回式回流共存的态势。这是值得探究的新经济现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纵观已有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基本可归结为如下两个层面：其一，主要集中于分析经济因素作用下的劳动力
5、流动意愿。包括威廉配第的比较利益动因理论、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假说及博加斯的自我选择模型等都将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存在视为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成立。同时，国内学者也对上述模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修正和拓展，主要是对上述模型忽略考量流动成本的补充，将劳动力流动成本因素纳入模型，同时测算比较收益和成本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其二，侧重分析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能力的影响。一种比较集中的观点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歧视性政策挤压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削弱了劳动力的流动能力，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城乡间摇摆
6、流动的深层次归因。虽然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永久移民，但短期的引导作用还很有限，改革附带的条件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户籍的可能性极小。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关注劳动力个人资本及城乡发展政策等对流动能力的影响。有研究论证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是除歧视性制度外造成其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及发展政策等因素会影响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心理认同。此外，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方针政策的实施以及农村户籍经济价值的相对提高、城乡户籍经济价值的逆向变化等也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之一。 毋庸置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包括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
7、）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有阶段性的，且不同阶段的比较对象和判断依据都是不同的。现有的研究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和细分讨论。而对不同决策阶段进行细分考量，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流动的整体态势和趋势发展。为此，本文从时间维度将劳动力流动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即一次决策阶段和二次决策阶段。其中，一次决策是劳动力决策是否进行乡城迁移以及目标城市的选择。通过因素归类，本文认为该阶段的决策依据可通过比较城乡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资性收益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等得以反映，其测量结果被界定为预期净经济收益。显然，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就会发生
8、，否则劳动力就会选择留驻农村。而二次决策则表现为劳动力通过权衡在目标城市的生活能力后决策是继续留城还是进行城乡回流或折回式回流。显然，如果已流人目标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正值的预期净经济收益，或实际获得收益无法克服包括制度约束和经济障碍在内的城市生活障碍，农村劳动力就有可能选择城乡回流或折回式回流，其中的折回式回流主要是通过比较城市内部或者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消费支出水平（可细分为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两类）等方面差异而做出的决策。综上，本文提出下图所示的“二阶段”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微观机制及多元化流向的研究框架。 三、经验分析 （一）模型构建、
9、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依据上述对农村劳动力决策的理论推导，下面将依据经验数据对劳动力流动一次决策和二次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两次决策的依据和比较对象的不同，本文分别构建了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模型 l：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 TRANSERF=0+1IG+CG+3WG+4PG+ 式中，TRANSERF 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选取外出农民工数量与同期农村人口数量比值表示；IG 表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选取流动后农民工年均工资收入与流动前农民年人均收入比值表示；CG 表示城乡生活成本差距，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同期农村农民人均支出比值表示；N
10、G 表示非工资性收益差额，这部分收益主要体现在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分享、对子女的代际影响等方面，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城乡公共投入比值（主要是教育投人和医疗保障投入）来表示。PG 表示心理成本差额。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城市较高收入，失业率反映了目标城市就业难度，可看作是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i（i=1，2，3，4）为待估计系数，0 表示截距， 为误差项。 模型 2：折回式回流模型： TRANSFERC=0+1GDPR+2WR+3CR+4HR+ 式中，TRANSFERC 表示某地劳动力流动水平，选取某城市迁入人口与城市常住人口比值表示；G
11、DPR 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 GDP 与全国人均 GDP 的比值表示；WR 表示地区间工资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工资水平与全国人均工资水平比值表示。CR 表示地区间基本消费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基本消费水平与全国基本消费水平比值表示。HR 表示地区间居住消费水平比值，选取某城市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与全国人均居住消费支出比值表示；i（i=1，2，3，4）为待估计系数，0 表示截距， 为误差项。 其中，模型 1 中所采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5-2011 、 中国人口年鉴 1995-2011和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部分 2011 年的数据来源于国
12、泰安数据库。在模型 2 中，本文选择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市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标准，测算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二次决策。相关数据来自于历年北京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两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处理均用 EViews6.0 软件。为避免时间序列变量的不平稳性而产生伪回归，本文采用 ADF 检验法对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各变量做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各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后各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即时间序列在 5%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因而可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
13、首先基于 VAR 模型得到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各变量序列最优滞后阶数均为 2，从而确定模型 1 和模型 2 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均为1。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的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在回归模型的设定时需用“动态面板”技术，以有效克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 TRANSFER（-1）也纳入了估计方程，以便考察劳动力转移前后两期的变动趋势。对上述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模型1 和模型 2）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 1 中，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 IG、城乡非工资性
14、收入差距 NG 和心理成本差距 PG 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城乡生活成本差距 CG 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上一期流动率 TRANSFER（一 1）通过了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惯性，往往会受到往年劳动力流动率的影响；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差距仍是引致农村劳动力进行乡城迁移的主要驱动力；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距的存在则阻滞了劳动力流动，甚至是导致劳动力选择城乡回流的主要原因。对上述变量综合测算得出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净经济收益，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就会发生。模型 2 中，上一期流动率
15、 TRANSFER（-1） 、经济发展水平比值 GDPR 和工资收入水平比值 WR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基本消费水平比值 CR 和居住消费水平比值 HR 通过了 5%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知，农村劳动力流入北京地区也具有惯性。北京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而较之于其他地区较高的基本消费水平和居住消费水平则成为导致劳动力流出的主要原因，上述因素同时作用于劳动力在流入城市的生活能力，进而导致多向度劳动力流动的出现。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演结果。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村劳动
16、力流动在时间维度上可分为一次决策阶段和二次决策阶段，且不同阶段的比较对象和判断依据都是不同的 预期净经济收益和城市生活能力是分析在制度约束下劳动力流向多元化的微观理性的重要角度。据此分别构建了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和折回式回流模型。 （二）预期净经济收益是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进行乡城迁移（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模型）的关键变量 可细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生活成本差距、非工资性收益差额和心理成本差额四个因素。其中，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非工资性收益差距的存在和扩大趋势成为吸引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城乡生活成本差距和心理成本差额的存在和扩大趋势则会阻滞劳动力流动，甚至是导致劳动力城乡回流的主要原因。
17、只有当预期净经济收益为正值时，乡城迁移向度的劳动力流动才会发生。 （三）城市生活能力是劳动力流动二次决策（折回式回流模型）的关键变量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水平、基本消费水平和居住消费水平是决定劳动力城市生活能力的主要方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资水平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城市生活能力，而较高的基本消费水平和居住消费水平则会削弱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水平决定了劳动力到底是城乡回流、折回式回流或是继续留城。 说到底，无论何种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 ，都是通过作用于劳动力流动的预期和实际成本收益，进而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动决策，由此得出两点政策启示：（1）继续深化以户籍制度
18、为核心的歧视性制度改革，以实现既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又提高劳动力城市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的双重目的。具体到户籍制度改革过程，大致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应在国家或地方财力范围内，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剥离户籍背后的利益，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实现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公共教育与培训服务均等化、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以及住房保障服务均等化五个方面。第二步是科学而渐进地调整城市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标准。落户标准应以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障记录为主，并以在本地工作和居住的年限作为给予户籍的排序条件。当然，政府还应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改革。同时，考虑到大多数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都以大城市为目标城市，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矛盾在大城市更为突出，因此，加快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是未来需重点突破的方向。 （2）特别重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和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培训。各级政府应适时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积极开展城乡教师交流支教，城市的学校应接受本地区就业农民工子女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政府还应将加强对已流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纳入今后发展教育事业考虑范围，合理配置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特别重视发挥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扩大对已流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范围。 责任编辑：熊一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