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少年之死折射农民看病难.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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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岁少年之死折射农民看病难大病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该如何走出困境?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能否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2006 年 7 月 29 日,安徽省界首市泉阳镇李小村,一座低矮的新坟前,中年男子杨付魁静静地蹲在旁边。周围半人高的玉米地严严地把风挡住,天气闷热得令人发慌。自从儿子死后,他不知道来过这里多少次。 1 个月之前的 6 月 29 日,年仅 17 岁的杨杨,因患尿毒症与肾萎缩,在界首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说,杨杨如果不出去打工,可能不会患病;如果及时治疗,可能会活下来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早在两年前,当时年仅 15 岁的杨杨,为了给患病的妹妹曼曼筹集更多的治疗费用,离开了十分眷恋的校

2、园,外出打工。在打工的第一年,月收入不到 800 元的他,给家里寄回了六千多元的救命钱。正当妹妹的病情日趋稳定之时,灾难再一次降临:杨杨在外不幸患上了尿毒症。尽管家里东挪西借花去了数万元钱,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少年依旧撒手西归。 农民看病难,究竟应该遵循何种路径加以有效化解? 因病致贫,小康家庭遭遇经济困境 杨杨和曼曼出生在界首市泉阳镇李小行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用周围邻居的话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杨付魁精明能干,母亲王桂英勤劳善良,两个孩子聪明听话,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尤其是曼曼,上学期间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其乐融融的生活,让杨付魁一家俨然成为当地的“模范家庭” 。 然而,200

3、3 年春节过后,一场突降的厄运,使这个家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年仅 13 岁的曼曼于正月初八突然晕倒,不能说话,也走不好路。杨付魁夫妇把昏迷中的女儿送往临近镇上的一个医生家里。但是,在见到曼曼后,医生二话不说,就让杨付魁立刻把她送往阜阳就诊。杨付魁夫妇用三轮车连夜把女儿推到了界首市的一家医院。 经医生诊断,曼曼患上了“型糖尿病” 。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这种病,花再多的钱也不能根治。在治疗数天不见效果后,医生们已经无法可想,只好劝杨付魁夫妇“平静对待” 。面对这一结果,爱女情深的王桂英无法接受,她再三请求医生想想办法,还她一个健康的女儿。在王桂英的含泪祈求下,医生开始了新一轮“攻坚” ,给曼曼

4、注射了强心针。三天过后,曼曼从昏迷中苏醒,而后从急救室转入门诊部住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杨付魁家里两万多元的积蓄全部花光。 为了给女儿看病,杨付魁在界首城区拉起了人力三轮车,王桂英则卖起了烧饼。 之后,杨付魁夫妇先后去过郑州、合肥的一些大医院。但是,因为经济困窘,最终他们放弃了住院治疗,带着女儿回到了家。回家后,曼曼按照医生的嘱咐,自己学会给自己注射胰岛素。为了节约费用,每次注射完毕后,她都将用过的注射器和针头清洗好,以备下次使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付魁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河南一位民间老医生的祖传秘方,对治疗糖尿病特别有用。大喜过望的他,当天就带着女儿找上了门。没想到,奇迹真的出

5、现了。尽管当初医生说,他所开的药只能保住病情不会恶化。但是,一个月后,曼曼能骑自行车的表现,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自那以后,我们每个月都去买一次药,每次都要花掉 800 块钱。 ”杨付魁一边说着话,一边从屋里拎出两袋药,然后,在门口低着头轻轻地打开袋子。几年来,为了给曼曼看病,他们背上了四万多元的债务。“如果不是我兄弟姊妹多,我们真不知道上哪儿借这么多。 ”王桂英说。 为救妹妹,15 岁少年无奈踏上打工路 女儿病重,加上四万多元的债务,让杨付魁一家人经常默默地坐在一起,为以后的生活着急。 这种情绪波及到杨付魁年仅 15 岁的儿子杨杨,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为此,杨付魁苦恼过,

6、也教训过儿子。但是,每当这种时刻,杨杨总是低着头,什么都不愿意说。 2004 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初二刚读完的杨杨突然提出外出打工的想法。儿子的话,让杨付魁一下子明白了个中原因,也让母亲王桂英号啕大哭。经过一个月的简短培训,杨杨学会了最基本的缝纫机工,并准备和村邻一起到上海打工。 到达上海后,杨杨和同去的人被安排到一家服装厂工作。一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月收入仅仅 700 元左右。可在春节前的六个月里,杨杨却给家里寄回了 3000 元钱。 过早步入打工途,让 15 岁的少年必须面对离开父母的现实。据杨杨的工友介绍,尽管每天都很累,但是杨杨经常到夜里两三点钟才能入睡。工友们往往在睡醒一觉后,还发现杨

7、杨站在宿舍外,面对家乡的方向流泪。他说:我想妹妹,想爸爸,想妈妈。 当年春节过后,为了能挣更多的钱,杨杨和表哥又到广东省汕头市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但由于年龄小,杨杨每月的工资最多不超过 800 元。在工友们的眼中,杨杨是个懂事的孩子。为了每天可以节省两三块钱的开支,他经常吃方便面。实在看不下去的表哥,多次劝他不要老是吃方便面了。但杨杨总是说,曼曼看病需要钱,能往家里多寄点就多寄点吧。据介绍,直到发病,杨杨在当年的 6 个月时间里,再次给家里寄回了三千多元钱。 2005 年 7 月,由于过度的劳累和心理的压力,加之生活的过分节俭,杨杨的身体变得非常衰弱。无奈之下,他只好打起行囊,踏上回家的路程。与

8、一年前离家时相比,此时的杨杨不再生龙活虎,而是举步维艰。 杨付魁带着杨杨去医院看病。诊断结果让这位中年农民几乎瘫倒在地:杨杨患上了尿毒症与肾萎缩。又是一个不治之症,杨家再度陷入痛苦深渊。更为不幸的是,在随后近一年的救治当中,无论一家人如何努力挣扎,杨杨始终没有好起来。住院期间,杨杨说得最多的话是:“我不想死,等我们好了,我和曼曼将来都要当医生,一个专治糖尿病,一个专治尿毒症。 ” 2006 年 6 月 29 日,杨杨病逝。在杨家三间破旧瓦房的走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杂物。其中,一个盛满“红三角”的篓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篓子里,许多“红三角”有明显的水渍。杨付魁说,这是杨杨住院时,曼曼在家看

9、家时为哥哥折的。听别人说“红三角”能给一个人带去祝福,于是曼曼就在家不停地折制。不幸的是,她亲手折制的二百多个祈福的“红三角” ,并没有留住哥哥的性命。 少年之死折射农民看病难 17 岁的杨杨去了,为了挣钱给妹妹治病,过度劳累患病而去。在人生刚刚起步的黄金阶段,他却在无奈的挣扎中离开了人世。留给那个贫困家庭的,不仅有无尽的悲伤,还有数万元的债务。此外,他曾经努力挽救的妹妹,健康状况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转。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杨付魁抱着头痛苦地说, “女儿、儿子的病,彻底将我这个原本条件还不错的家庭压垮了。大病带来的巨大压力,没有哪个农民家庭能够真正承受得起。 ” 据介绍,在女儿生病之前,杨

10、家每年的纯收入能够达到 5000 元左右。在当地,这样的收入可以称得上“小康之家” 。曼曼生病后,花光了家里两万多元的积蓄。 “如果是寻常人家,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当地一位农民感慨地说。 后续的治疗费用更为惊人,已经大大超出了杨家所挣的收入。所幸的是,王桂英的弟兄姊妹一共八个,大家共同努力,仍然可以勉强对付。即便如此,在向他们一共借出 4 万元钱的时候,杨家已经是求借无门了。也因此,杨杨提出外出打工,父母也只好同意。 杨杨的患病,彻底将这个家庭送上了绝境。如此重压之下,杨付魁除了四处借钱还是四处借钱。 “我们农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的救助,我们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家庭和亲戚朋友

11、。 ”他说。 杨付魁的话,在他的乡邻口中得到了印证。 “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 ,是当地农民患病后最为真实的写照。在当下农村,由于新的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医疗费用飙升,农民收入有限,导致“农民看病难”问题凸显。当地一位农民这样表述医保缺失下的农村:“小病养,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 ” 记者了解到,在杨付魁所在的界首市,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仍没有建立。据界首市的上一级阜阳市卫生部门一位人士介绍,尽管安徽在 2003 年就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在目前,由于受地方财力限制,阜阳市仅有颍上县参加了试点。包括界首市在内的其他 7 个县、市、区都没有建立。

12、他预计,阜阳全面推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时间将在 2008 年。 与此同时,阜阳市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仍在起步中。据介绍,在比全省的步伐慢了两年后,阜阳市开始着手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今年,上级拨付界首市 30 万元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工作。按照规定,界首市本级财政必须配套 30 万元。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配套的资金没有到位。本着对农民负责的态度,界首市依靠这 30 万元上级拨付资金,在县内选择 10 个乡镇调查摸底,实施救助。目前,摸底工作仍在进行中,一旦有农民被圈定成为救助对象,将会得到最高不超过 3000 元的医疗救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没有建立,农村医疗救助体系构建工作刚刚展

13、开,当此之下,对于杨付魁一家而言,注定暂时无法得到制度带来的“好处” 。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提出,即便这两项制度在当地都成功建立,像杨付魁一家面临的灾难,也只能得到“缓解” ,而不能根本解决。因为,医合制度中,阜阳当地设定的报销封顶线是两万元。按照中国医合制度中最高不超过 50%的报销标准,即便杨付魁可以报销掉两万元,他也得自掏腰包两万元。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自掏腰包的两万元,也是类似于杨付魁这样的家庭所无法承受的。当地最高不超过 3000 元的医疗救助标准,对于大病家庭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当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于缓解农民看病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各地应该加快构建步伐,让农民早受益。 ”这位人士说,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类似杨付魁这样家庭面临的难题,在目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或是没能发挥最大效应的情势下,必须找到相应有效的化解之策。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不仅有赖于有关部门的努力探索,更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这些探讨,对于当下的杨付魁来说,其实并不重要。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人帮他为曼曼购买一个胰岛素棒,让女儿不再使用不安全的塑料注射器给自己打针。 (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网载) 责任编辑:阮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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