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灵活性与安全性的两难抉择摘要：文章主要回顾和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就业保护制度的建立及改革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这些国家在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过程中围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平衡对就业保护体系的各项改革分析，以及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目标的政策研究，总结其得失成败，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良好意愿与真实效果之间的冲突，为我国的劳动立法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就业保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1-008309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欧等国以及部分福利国家为了解决劳动
2、力市场的“僵化症”问题，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开始从不同的方面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以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为目标，力图在保障就业的同时，增加就业的灵活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竞争力。二战后形成的就业保护制度逐步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抑制企业职位创造、威胁外商投资的制度体系。为此，各个国家大力降低就业保护程度，缩减失业保险金，加大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支出，形成了各具特色、效果不一的就业制度体系。回顾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建设、改革的历程，总结得失成败，有助于我们认识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良好意愿与真实效果之间的冲突，为我国的劳动立法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一
3、、就业保护制度的建立 就业保护法案（简称 EPL）的部分内容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在欧美一些国家出现，如德国规定了解雇通知时间，美国有关于劳资谈判的立法，西班牙和葡萄牙则突出了国家对劳资关系的监管力度。但是，当今普遍而又持久的就业保护制度则是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建立的。该制度的建立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工人力量的壮大。二战后，欧洲损失了数千万人口，大量民众离开了家园。随着战后经济重建的大规模展开，劳动力供给短缺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劳动者们的阶级意识和利益诉求也急剧高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影响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谈判力量。从政治层面，可以通过选举、立法、游行、罢工等方式，将保护
4、工人权益纳入国家政治层面，成为国家的法律、政策，保护工作的稳定性，提高工人的待遇。在企业内部，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增强了工人的话语权。维护稳定的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成为欧洲各国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议题。 第二，避免新的大战。20 世纪两次惨烈的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欧美各国审视其国内原因，认为大规模的失业将带来社会的动荡，因而保障民众的生活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1948 年，英国首先宣布将英国建立成为“福利国家” ，开创了欧洲国家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各国学习、借鉴的蓝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失业、养老
5、、医疗等各方面的生存需要，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此同时，拥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各国政府的追求，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利，保障工人就业岗位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制度建设开始实施。 第三，社会制度竞争的需要。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将失业作为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顽疾，并且坚信人口相对过剩、经济危机等问题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替代性制度，社会主义采用了计划经济，从而最大限度保证民众就业和消灭失业现象，不仅如此，其全面的社会保护网络也领先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当时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震撼。能否解决失业，最大可能地降低失业人
6、口，也成为 20 世纪两大社会制度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西方诸国从理论、政策、制度、实践等各个方面力图回答和解决失业问题。理论层面，萨缪尔森、索洛等新古典综合学派学者证明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根据该理论，只要政府和民众可忍受通货膨胀上升的代价，则可获得失业人口减少的收益，因而失业率成为可调控的经济指标。政策和制度层面，欧美等国政府相继推行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降低民众失业的可能，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则从微观领域（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协调劳资关系，强调劳资双方的协调和合作，提倡利益的分享，减少利益的冲突，降低社会的对抗。福利国家的兴起，成功降低了社会主义
7、制度的吸引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 20 世纪 5070 年代，因科技革命、战后重建、市场统一等各方面宏观因素和劳资关系较为和谐等微观因素，西方各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总量和人均总量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增大，增加了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劳资双方利益的分配，从而也为就业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改革的背景：欧洲的失业泥潭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西欧经济迅猛的增长势头，物价居高不下，失业率逐步上升，工资难以调整，出口大幅下滑， “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的“滞涨”状态的出现，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打击了原有的
8、经济信条，导致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式微。欧盟国家 19601970 年 GDP 平均增长 4.9%，19711980 年下降为 3%，19811990 年下降为 2.4%，19912000 年仅为 2%；失业率则节节攀升，从19701974 年的 2.6%，上升到 19751979 年的 4.8%，再上升到19801984 年间的 8.1%，19851989 年则达到 9.4%，19911995 年突破 10%，19962001 年有所下降，为 9.4%，但因 2007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失业率再次突破 10%。与欧洲诸国相较，虽然石油危机之初，美国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其随后很快调整过来，失
9、业率也很快恢复到危机之前。不仅如此，美国的电信、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创造了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实现了就业奇迹。美、欧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局面，使得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最终，经济体制方面的区别，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同，成为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严格的雇用和解雇条款，导致了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无法准确体现价格机制的作用，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如表 1 所示，就业保护程度与经济增长、失业呈一定的相关性。正是因为就业保护制度对工人的就业结构、经济行为的影响甚大，严格的就业保护制度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僵化症” ，成为西欧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就业岗位增加不足的最主要原因
10、，所以劳动力市场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虽然各个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是利益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业保护制度改革的幅度、范围直接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成为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从而产生了一种既无法实现效率又保证不了稳定的后果。加之经济自由化、资本全球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成效难以达到预期， “无就业的增长”的经济模式加大了创造就业的难度。各个国家改革效果的不同，引起了经济学家对就业保护体系改革方式的兴趣，并开始比较各国的改革效果，如丹麦、荷兰的低就业保护体系与西班牙、葡萄牙的高就业保护体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对就业形
11、势的影响及其改革方案。21 世纪以来，部分 OECD 国家就业保护与经济增长、失业率、就业率等经济绩效指标之间有较大关系。相对来说，就业保护程度中等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而就业保护程度较低或严格的国家，经济增长较慢；就业保护越严格，则失业率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就业保护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较为复杂，但总体上是加剧了青年的失业；就业保护对就业率的影响很显著，就业保护程度越高，则兼职就业率越低。 就业保护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最低工资、工会、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障等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之间的预期作用相互抵消，从而对不同群体的就业行为影响不一。如表 2 所示
12、，从就业保护指数来看，土耳其、葡萄牙、墨西哥、法国等国最为严格，美国、英国、加拿大最为宽松；从工会密度来看，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最高，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国最低；从社会保护程度来看，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等国最高，土耳其、美国、英国等国最低；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来看，丹麦、荷兰、比利时最高，墨西哥、美国、韩国等国最低；从失业率来看，斯洛伐克、土耳其、波兰等国情况最严峻，墨西哥、荷兰、丹麦等国最低。 之所以会出现如上复杂的情况，主要在于这些政策、制度之间或为替代，或为互补的复杂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制度会影响劳动者的预期和行为，进而导致了与政策目标相左的效果。从理论上来说，就业
13、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水平呈反向关系，一个国家就业保护越严格则社会保障水平越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则就业保护程度越宽松。原因在于二者都以保护劳动者的收入为目标，一个通过保障就业，使得劳动者获得收入，而另一个则在劳动者失去就业岗位后，向其提供收入，二者之间是替代的关系。但现实中各国二者之间的组合并不如此。如图 1所示，OECD 国家中既有就业保护、社会保护制度均低的英美国家，也有二者均高的西班牙、比利时等国；既有就业保护低、社会保护高的丹麦，也有就业保护高、社会保护低的土耳其、希腊等国。不同的模式体现了各国对市场与社会关系认知和实践的不同。 三、改革的内容 严格的就业保护是导致各国劳动力市场严重僵化
14、的主要因素。各国无论是固定用工还是临时用工，都被苛刻的雇佣和解雇条件所束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大下降，用工的经济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的用工范围大大缩小，也无法根据市场信息来作出及时的调整。最终， “保饭碗”的机制变成了“砸饭碗” ，企业没有意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者越发保守，创新意识严重缺乏，将企业拖入了破产的境地。如 2005 年，明基公司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在付出数亿欧元的代价后于 2006 年退出；2009 年，中国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集团也因该企业工会反对裁员而导致了并购流产，双龙汽车破产，上汽集团损失近 40 亿元；2012 年初，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消息公开后
15、，几天内该公司有上百名工人在公司的总部门前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三一重工的收购。企业的并购重组原本为正常的经济行为，但是因为企业雇员的抗议，阻碍了企业发展的机会。发生上述劳动者反对企业并购案例的德国、韩国等国，均属劳动力市场较为僵化的国家，在职工人、工会力量强大，当企业的存亡需以部分工人失业为代价时，劳动者偏向于保护就业岗位的行为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将来。一旦收购无法完成企业将破产，更多的工人失业，只会出现双输的结局。 正是因为就业保护法案无论在企业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都产生重要的经济影响，各国改革都以放松劳动力管制为目标，但改革方式各有不同。正如沈琴琴等人所言，欧洲失业困境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但
16、困境的根源在于就业抑制的管制理念、就业政策和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欧洲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抑制了创业精神和市场机制，如重税、就业保护严格、失业保障等方面。改革的指导方针从原先的“就业抑制”转向了“就业激励” ，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解决就业，而不再是通过原先的保护岗位和分配岗位来解决就业。这一理念也贯彻于就业保护法案的改革当中。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OECD 部分国家关于 EPL 法案的改革，主要是对劳动合同有关条款的改革，涉及固定合同用工和临时合同用工两个部分。从整体趋势而言，各国都在放松用工条件，缩短解雇工人的时间，降低解雇工人的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合同内容
17、的改革，是雇主和雇员权利的再分配，也改变着双方的利益所得。由于劳动者阶层之间的谈判实力也有较大区别，故 EPL 法案的改革，首先从阻力较小的边缘（次级）劳动力市场开始，这样做还能起到经验示范作用，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提供准备。伯瑞（Boeri）等人认为，当劳动力市场僵化程度有所下降，问题有所缓和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有可能难以深化，形成灵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与坚固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并存的局面。如表 3 所示，大部分 OECD 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都以放松劳动力管制为法案改革的重点，减少集体裁员的难度，降低赔付成本，缩短通知时间，但改革总是在反复中徘徊。如就业保护严格的法国，在 1986 年放宽了解雇条件，但在 1989 年又提出在解雇的同时需要安排员工的出路；瑞典在 1993 年放松了“先进后出”的裁员原则，但在 1997 年又恢复了该条款；德国在放松临时合同的要求时，加大了对固定合同工的保护；西班牙则在放松固定合同条件的同时，提高了对临时合同工的保护。圣保罗（Sanit-Paul）的研究表明，EPL 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就业保护的改革方式比改革目标更为重要，改革方式直接决定着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讨论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