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警惕新型城镇化走向反面搞硬生生的“拉郎配” ，甚至让农民“被上楼” ，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最近几个月，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 4 个省就有 60 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如不对其中的胡作非为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城市安全、社
2、会安全、民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 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元旦以后，我在各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民不聊生。 “撤县设区”把权力上升到地级市， “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忽视经济社会条件，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
3、和统筹五位一体，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绝不能方向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甚至成为压垮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景每天都发生在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恐惧不安中生活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大家都在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
4、核心的城镇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所谓以人为核心，就是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利益，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如果留村，也要有相应的制度确保他们的政策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即使是已经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 35 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有效防止各种尖锐矛盾的发生。 把中农办升格为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在各地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
5、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仍然是土地财政的惯性思维，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 2.6 亿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身后 5800 万留守儿女、4700 万留守妻子和 400 万留守父母，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一拖再拖，继续拖下去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我建议，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升格为中央新
6、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李克强总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协调各部委的一致行动。这个升格，可以表明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盘活三农全局的坚决态度，并采取实际步骤作出重中之重的政策安排。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 3 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 5 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 10 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换一个思维方式，把土地财政的大头交给农民，这件事就很容易办。关键是，中央一定要真的下决心，逼着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动刀子割肉。动刀子一定是很疼的，但现在不动，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想动就晚了。 我觉得应该特别审慎的是，现有农民工总数 2.6 亿多人，按每年转移 100
7、0 多万人考虑，这就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每一个个体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清楚，地级市说转移他们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也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鉴于此，升格后的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给县城和小城镇 1020 年的培育期，让农民工就地城镇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中央在培育期要拿出实招，把地级以上城市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资源有序分散转移，保证县城和小城镇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有承载力量，让农民进得城来，生活得下去，少有其事，老有所养，活出个幸福模样。 早在 1997 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 ，甚至让农民“被上楼” ，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我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作者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