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孝道、小农体系与中国经济的长期绩效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的详细考察，从理论上构建一个真正符合古代中国特性的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模型，帮助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而更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的现象。 关键词：儒家孝道 小农体系 经济绩效 中国经济 引言 近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对产权的必要保护则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根本特性（North，1973；Acemoglou，2010） 。而一些简单的现象就能够佐证这一观点，例如，同样文化体系下的朝鲜和韩国、东德
2、和西德分别处于一个集权的集体产权经济制度和一个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经济制度，集体产权制度下的朝鲜和东德经济萧条，但自由的强调私人产权的韩国和西德则经济繁荣（Acemoglou，2001）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有学者（李金波，聂辉华，2011）从我国古代际交换契约的性质着手，研究儒家孝道这种特殊的社会规范的作用、形成和维持的内在机理，以此来解释我国古代经济的增长。他们认为，在缺乏储蓄技术和信贷市场的古代经济社会中，家庭会以内部代际物品转移的形式来进行储蓄，平滑消费，应对不确定性。然而，代际交换契约天然地存在难以证实、容易违约的问题，这种履约问题将影响到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投资激励，需要适当的制
3、度安排来对之进行规避。以孝为内容的社会规范正是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储蓄机制，是对纵向代际交易产权的保护，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代际交换契约和孝道本身的特性，其实施需要统治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而统治者的干预则面临着两方面的权衡：一方面推行孝道可以给统治者增加社会总产出和税收，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其征召军队和对外竞争的成本。因而，统治者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本国的生产技术影响着这种权衡，当统治者面临较强的外部威胁时，其推行孝道的激励就会下降，当生产技术更加偏好于青年人时，统治者推行孝道的激励也会不足。以此为基础，他们撰文描述了古代社会经济的两种
4、均衡：一类均衡和二类均衡。通过梳理历史，认为古代中原文明是一类均衡的典型，匈奴文明是二类均衡的典型，而罗马文明则经历了由一类均衡转向二类均衡的过程。 现有关于近代中国迅速落后原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文化约束说从我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层面解释这一难题；产权约束说则从我国古代社会没有建立起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发明模式说则从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地理禀赋说则从我国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人地比例约束说则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古代的生产要素禀赋着眼，解释这一问题。而笔者认为，解释中国在近代迅速落后更应该从
5、构成我国古代宏观经济形态的微观经济主体小农家庭入手，研究他们的储蓄、投资行为，进而以微观视角理解古代中国社会以小农体系高度发达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特性，以及这种经济制度的强“路径依赖”效应，而这正是现有的关于解释中国近代迅速落后之原因的文献所忽略的。虽然已经有学者通过这一视角来解释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特性及绩效（李金波、聂辉华，2011；赵冈，1994） ，但是，这些解释有如下三个逻辑漏洞：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推行，确立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到底是否为封建社会有待考证）的官方意识形态根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孝道成为上至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下至黎民庶人所共
6、同遵守的伦理规范，孝道治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同时，汉武帝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加强了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规范、国家律法体系的影响。这一系列措施包括：一是继续执行奖励孝道的政策，促进敬老孝顺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二是举孝廉，构建汉王朝统治机构体系，以“孝”为主要标准的察举制成为定制，同时汉代以来的官学由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体系支撑，强化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家思想对精英阶层意识的影响，形成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是引孝入律，从法律上体现孝的精神， “不孝”成为大罪。因此，古代中国政府的种种诱致孝道成为社会准则的行动证明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孝道”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不
7、如说是一种“拟律法” （quasi-law）的体系，孝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类似于一种制度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现有的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的影响，而轻视了古代中国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对微观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如果文化因素真的是古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因，那么，为什么没有“孝道”机制约束的古代西欧也经历了古代中国一直经历的人口扩张和耕地扩张？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的经济增长图景。在中世纪盛世阶段，西欧经历了一段非常快速的人口扩张与耕地规模扩张的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张使得原有规模的庄园系统不能承载过剩的人口，
8、激励人口大规模向边远的土地质量较差的地区转移，而此时的人口扩张并没有引起农业的边际报酬降低到无法承载剩余人口的程度，因此，在农业的边际报酬能够承载新增人口的阶段，西欧社会经历了持续的人口扩张和耕地扩张。但是，当农业的边际报酬降低到无法承载新增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时， “马尔萨斯幽灵”便飘荡在西欧上空，以瘟疫和战争消灭了过剩人口。难道这种文化因素能够超越个人的“经济理性”让人们做出非理性的投资、生产决策？ 最后，纵使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对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地一是着眼于某一地区的小农家庭的生产行为，如 Mark Elvin 在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9、of Chinese History： Changing Patterns in Land Tenure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古代中国租地制度的演变。二是消费行为，如郑起东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以详细的小农家庭生活收支数据还原历史，进而重新评价近代小农家庭的生活质量。三是当地的商品流通情况，如慈鸿飞在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中，对近代华北的自由市场制度建立、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两方面重估华北农村在近代的经济发展实况。大量的、呈现出互相矛盾情况的史料使得我们无法更准确地、从理论的高度理解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行为逻辑，尤其是古代中国小农家庭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储蓄以及投资
10、行为，这种矛盾可见驳斥与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两文的争论。同时，现有的部分考查小农体系的文献过分偏重于其经营规模狭小、产权不明、低效、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并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小农体系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而这种过分贬低小农经济的看法则是现在国内关于小农体系的主流观点。 对于上述缺憾，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的详细考察，从理论上构建一个真正符合古代中国特性的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生产模型，帮助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的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而更好地解释古代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的现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理论的高度构建一个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储
11、蓄、投资、生产模型，弥补现有关于古代小农经济行为研究的理论缺失；第二，将“儒家孝道”视作古代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理论模型，详细考察这一制度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更加客观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消除现有文献对小农经济的不当误解。 古代中国小农及其家庭的储蓄、投资与生产行为：一个理论模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与封建王权结合，成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王朝通过以儒家学说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向全社会灌输这一意识形态，最终，政府建构起了一套以儒家“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而在
12、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 “养儿防老”这一具有代际财产交换性质的储蓄行为便可以在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约束下实现。因此，我们假设一个人的生命分为三期：幼年、中年、老年，一个人在幼年和老年时期没有收入。在幼年期，个人的消费来自于上一代人的养育，在老年期，个人的消费来自于下一代人的抚养。由于古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货币市场，因而我们将个人的投资渠道简化为两个：土地和劳动力，即一个人的储蓄的利率即为其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上的回报率。为分析简便，我们假设个人在幼年时期的消费为零，该时期的个人消费只作为上一代人的净投资，同时，假设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体
13、制与社会保障体制，所以，古代中国的小农家庭的跨时期消费选择实际上是一种集合储蓄与不同时段的消费选择为一体的二重决策过程。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个人来说，其跨时期预算约束函数为： （1） 在该式中，c1 表示一个人在中年时期的消费，c2 表示一个人在老年时期的消费，m1 表示一个人在中年时期的收入，m2 表示一个人在老年时期的收入，r 表示一个人进行储蓄的回报率。由于我们假设个人在老年时期没有收入，亦即 m2=0。 对于个人来说，由于有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政府人为地形塑以“孝道”为核心的架构于儒教思想体系之下的社会规范体系，因而对于个人的跨时期消费的效用函数，不仅仅取决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消费量及其权数
14、，还取决于个人遵循政府人为塑造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教社会规范体系所带来的效用。而就实际情况来看，一般虔诚地遵循着这一社会规范体系的个体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以增加储蓄进而增加未来消费。因而，我们定义个人的跨时期消费的效用函数为： （2） 方程中的表示个人遵循政府所形塑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规范体系的程度，个人遵循的程度越高，其第一期消费的权数越小，第二期消费的权数越大，且 a，b，（0，1） 。 联立方程（1）和（2） ，由跨时期消费选择的最优解条件： 可得最大化个人的跨时期消费效用的最优解为： （3） （4） 则由方程（3）可知： 由方程（4）可知： 亦即：一个人在中年的消费与其在中年的收
15、入成正比，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反比；一个人在老年的消费与其在中年的收入成正比，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正比。那么，政府推行“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力度越大，个体就越会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投资于下一代与土地，以增加未来的消费。同时，结合方程（4） ，并对 c2 折现可知，个人在当期的储蓄数量为 m1，则个人的储蓄率 为 （且该储蓄率公式说明了个人储蓄率与其遵循“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成正比） 。 则有命题 1：随着政府建构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力度增强以及普通微观主体在这一背景下对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遵循程
16、度的增强，微观主体会有更高的储蓄率。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没有货币市场条件下的“储蓄”行为。由于古代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货币市场，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小农家庭的投资手段是：将当期收入的剩余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上，同时辅之以政府形塑的儒家“孝道”为核心的社会规范机制，实现代际间的财富转移。投资于土地即个人将当期部分收入用于投入肥料以改变土地质量，投资于劳动力即个人将当期收入用于养育下一代劳动力、开发其人力资本的开销。同时，由上一部分可知，个人在当期的储蓄量已经给定，因而，个人所做的投资决策就是将其储蓄分配于土地、劳动力之比率的决定。则我们可以构造土地和劳动力的投资
17、偏好函数： 其中，Iland 为个人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投资的数量，Ilabor为个人所拥有的子女的数量（以个为计数单位） ，则个人在面临投资决策时的预算约束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q1 为个人养育一个子女所花费的数量，q2 为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则联立上述两方程，求解最优解有： 则由上式可知，若增大，则个人将会把更大一部分的当期储蓄投入到劳动力上，即养育更多的子女，而个人在土地上的投资将会相对减少。则有命题 2：若社会遵从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越高，那么，个人在给定的投资预算约束条件下，将会把更多的当期收入投资于劳动力，养育更多的子女。 接着，我们需要考察个人投资于土地
18、和劳动力的回报率。个人将当期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以改进土壤质量，这持续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而由于古代中国农村有土地财产均分的制度，个人当期改善土壤质量的投资在提高了当代人在其拥有土地的收益能力提高的同时，实际上也提高了下一代人在该土地的收益能力。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孝道”规范体系，子女赡养父母是约定俗成的义务，这也相当于个人对下一代的投资通过在未来的转移支付实现回报，而子女回报父母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其继承的上一代人所拥有土地的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生产技能、劳动努力程度等。而上一代人对土地投资的回报实际上隐藏在了下一代对上一代进行转移支付的过程中，那么，考察古代中国小农的投资回报可以简化为考察其
19、接受下一代人的转移支付的数量。则我们可构造小农的投资回报率函数： 其中，qT 为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转移支付数量，为分析简便，我们假设下一代人的转移支付为固定值。将 Iland 的最优解带入上投资回报率函数，则有： 将上式对求偏导数，有： 则有命题 3：古代小农将其部分收入投资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与社会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社会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中国小农的这种特殊储蓄行为的回报率越高。 进而，我们需要考察在这种特殊的“储蓄行为”下，我国古代小农体系中要素变动情况对我国古代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我国古代小农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是家庭，因此，我们需要考察这些要素变
20、动对古代小农家庭产出的影响。在小农家庭的生产函数中，定义 L 为小农家庭为生产所投入劳动力的数量，为小农家庭投入土地的数量。同时，为符合现实、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在短期内，劳动力的投入数量 L 为可变生产要素，而土地的投入数量为固定生产要素，且一个家庭中男主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小农家庭中的劳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包含老年人、小孩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另一方面来自于其雇佣的工人，即可得其劳动力函数： 由此，我们可得古代小农家庭的生产函数： 则由 y 对求偏导数可得以下结果： 由上偏导数可知： 则有命题 4：古代小农的产出与其遵循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社会规范体系的程度正相关，小农家庭越遵循这一规范体系，小农的产出就越高。 结论 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对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体系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关于近代中国迅速落后原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中国的农业发展路径问题；第二，相关研究过分强调文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的影响，而轻视了古代中国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对微观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第三，许多研究更多地一是着眼于某一地区的小农家庭的生产行为。在回顾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体系进行较为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