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高官撬动的“千万奶酪”时间追溯到 2008 年 6 月 10 日，在国家开发银行的一次行长碰头例会上，时任副行长、党委委员的王益没有出现。原来，早在两天前，王益在宁波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被中央纪委专案组控制，随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经过一年半的调查，2010 年 2 月 3 日，王益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我认罪。 ”3 月 30 日，在北京一中院，王益在听完公诉人对他的起诉书后缓缓地说。据现场人士的描述，当满头灰发的王益走进法庭时，曾扫视旁听席，在没发现有家人前来旁听后，他失望地转过头正对审判长。201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2、北京一中院对王益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作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中国金融证券界的风云人物，王益的名字曾经牵动着中国股市的神经，离任后对证券市场仍有相当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 ，多年来争议不断，但始终屹立不倒。他的落马掀起了证券市场扫黑的风暴。 出身平凡却雄心勃勃 1956 年 4 月 12 日，王益出生于滇西龙陵这个边陲小县城。父亲是白族，母亲是汉族。龙陵山高谷深，地势险要，滇缅公路穿境而过，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南边陲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关隘要塞。1978 年 9 月，王益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4 年 2 月硕士研究生毕
3、业。1985 年 11 月，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凭借着出色的工作业绩，1992 年10 月被调入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之后担任了副主任。工作之余，王益并没有扔下学业，他在 1996 年 9 月获得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当时少数拥有博士高学历的政府官员。1995 年 11 月至 1999 年 2 月，王益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重要业务；1999 年 2 月至 2008 年 6 月初，又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2008 年 6月 8 日，王益出席在宁波召开的“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 ，返京时被中央纪委专案组立案调查。 王益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
4、爆发，复校闹革命时他又坚持念了两年初中。那个年代，出路通常是下乡、当兵、去工厂，王益 15 岁那年被招工到昆明钢铁公司，后来又到了一个机械厂，做过轧钢、铸造、电工等三四个工种。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益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并没有停止对梦想的追求，他一直坚持自学数理化、中文、英语，希望有一天能去大学深造。在王益当电工的时候，同一个车间有一位师傅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非常关心这位爱读书的工友，经常鼓励和帮助他，这也增强了他考取大学的信心。 当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云南时，王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有可能发生重大的转折，此时他已有 7 年的工作经验。王益好不容易参加了文科类高考，在第一志愿里
5、郑重地填上了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四个字。但令他非常沮丧的是，这次高考名落孙山。初尝失败，王益没有气馁，半年后又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被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为什么选择学习历史？王益有他朴素的考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告诉记者， “我读的小说中，像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红楼梦 ，都是讲历史的。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很愿意学历史。” 折腾了两次才最终跨进了北大的校门，机会着实难得。王益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他到北大历史系后，一口气读了 6 年半，获得了学士、硕士两个学位，最终因成绩优异，提前半年硕士毕业。在求学期间，王益表现优秀，在大四那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6、党。王益曾经坦言：“作为一名北大人，应该终身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服务，应该忠诚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北大对我价值观的培养，包括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考，都促使我在政治上做出这种选择。在学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让人学会从思辨的也就是哲学角度去分析问题，同时又训练了怎样从事实，也就是历史变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这样也就学会了把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相结合。 ” 正是有了这种良好的学习底蕴，王益在后来的仕途中也是顺风顺水。只不过时过境迁，他当初的豪言壮志被对金钱的贪婪湮没了。 亦官亦商，身处大变革时代的选择 毕业后不久，王益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担任秘书工作。从1985 年 11
7、 月到 1992 年 9 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 7 年间，因工作关系，得以与闻政要。一位熟悉王益的人士称：“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 1992 年 10 月，王益被调至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 在当时，由于证券委办公室终属闲曹，并无实权。1993 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开始尝试步入商海。他曾在海南炒作房地产并涉身股市，年底又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在商场上，王益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 。 百峰公司是一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认定的新技术企业，并被列为国家科委股
8、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六家发起人出资 3000 万元，股东总数 49 家，控股股东为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 36.26%的股份，法定代表人是王益之妻王某。 工商资料显示，百峰公司先后参股了云南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组建青岛新益城市信用社等，且从国家科委申请到了 1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票发行额度。 由于运作不顺，1994 年 8 月，王益辞去了北京百峰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1995 年，海南海峰因宏观紧缩而出现销售困难，最终几乎全军覆没。该公司早在 1992 年 10 月以中外合资的形式成立，注册资金 1500 万元；中方股东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
9、出资 900 万元占 60%的股份，王某旗下的香港百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等额外汇占 40%的股份，王某担任海南海峰的董事长。 但 1995 年海南房地产陷入低迷。1996年 7 月，中方股东将股权转让给洋浦新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为董某。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但王益并不是没有收获，其对于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深刻认识就从这一短暂的下海经历中取得。 宦海沉浮，身在银行心系证券 1995 年 11 月，年仅 39 岁的王益成为证监会副主席。这一阶段证监会还处于早期的初创时期，王益分管了发
10、行、基金等最为核心的部门，位高权重，直到 1999 年 2 月调离证监会。权力上升时期的证监会和同样处于权力上升期的王益在同一时刻站在了中国资本市场最醒目的舞台上。1997 年 3 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上市公司琼民源发表虚假信息，声称赢利 5.71 亿元，后来有人举报给证监会，证监会就通知该公司，让他们核实后再公布，他们自己开股东大会要求暂时停牌。但在这一过程中，琼民源在 3 月 7 日雇了几卡车工人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说是证监会让他们停牌，使他们领不到工资了。证监会在更高层的支持下，对琼民源进行了强硬的调查。结果显示，琼民源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后最严重的一桩造假欺诈案，10
11、 万股民因此被套。 琼民源事件，既是王益在证监会展现其实干能力的一次机会，也是王益的权力再一次得到强化的机会。1997 年到 1999 年，王益在证监会这段时期的信息极为稀缺，某些方面，和他当时所处的核心权力位置有关。随着发审权的高度集中，发审权成为证监会监管权力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证监会对股市稳定进行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十几年中国证券发行，任何一个公司的上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工作就是与发审委打交道。这个交道打得成功与否，几乎就决定着公司能否上市。比如，如果在上市申报中知道了核审该公司的发审委委员，有的放矢地与之做好协调关系 ，按照这些投行的说法，上市公司的成功几乎就是一大半。 ”
12、一名投行人士描述那个规则暧昧的岁月时说，“甚至为此，在市场中形成了一帮专门为准备上市的公司提供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公关公司，包括按照索要名单人数多少讲价钱。 ”“即使发行部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思议，更不用说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王益了。 ” 这种高度自由的行政权力，和王益后来在国家开发银行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王益在 1999 年由证监会副主席上调任国开行副行长，相比之下，银行的制度系统要严格得多，王益虽然是分管国际金融局、政研室、稽核、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等多个部门的副行长，但是权力却是被高度约束的。像涉及几十亿元贷款的项目，不可能由一个副行长就说了算。从项目的进口、核算，到项
13、目的审核，每一个环节都由不同的副行长分管。 长袖善舞，为了私利挑战法律 “身在曹营心在汉” ，调到国开行工作的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他凭借自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深厚人脉关系，积极活跃在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王益的违法违规活动，涉及金融市场中的多个层面：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等。 在资本市场里，大到公司的上市资格，小到公司的内幕信息，都可算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很大一部分被握有实权的证券市场高官所控制，王益一案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他把这种分配权发挥到极致，使自己和身边人得到了好处。 太平洋证券的离奇上市，是王益的个人欲望与影响力的“胜利” 。他肆意践踏游戏规则的行为，早
14、将市场的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抛到了九霄云外。推而广之，正是由于太多的暗箱操作，太多的不公，才有了 A 股市场如同上市公司“提款机”的功能得到极致的发挥，而深受其害的则是广大的股民。 据检方指控，1999 年 11 月至 2008 年 2 月，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等职务之便，以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的形式，先后收受贿赂 1196 万余元。 王益除了请求免死之外，对检方指控痛快地认了。贿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笔来自香港商人李涛。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 538 万元。李涛是深圳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了解太平洋上市的人士都记得很
15、清楚，当年太平洋证券与云大科技换股，提供太平洋证券股票的几家股东之一，便有利联太阳百货。李涛当时的持股成本只有 2 元左右，而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 46 元，短短几个月内获利 20 多倍。 云大科技本是云南一家濒临退市的公司。太平洋证券也是云南省为了拯救云南证券而成立，尚不足 3 年，而且连续两年业绩为负，累计亏损 8000 多万元，许多证券分析师根本没有听说过它。就是这样两个小角色，在云南当地、证监会内部等几大利益集团的深层勾兑下，竟然成为惊爆一时的造富机器。 太平洋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据传为明天系的肖建华。这位传说中的天才年仅 15 岁就考取了北大法律系，27 岁执掌上市公司，30 岁便打
16、造出了庞大的“明天系” ，背靠利益集团，其资产高达上千亿。当时市场人士猜测，按照公司公告，太平洋证券将在一段时间后申请上市，这么看应该是直接 IPO。这样需要通过证监会发行部和发审委审批。如果是借壳上市，则必须通过证监会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批。 然而接下来上演的“乾坤大挪移” ，却让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太平洋证券走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最“特例”的第三条路：与云大科技交换股份。而且股东换股的结果是，竟然连上市流通权都一并发生了交换。云大科技退市了，太平洋证券上市了。云大科技的股东代码消失了，太平洋证券却拥有了自己的证券代码。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没有经过证监会批准就上市的公司，仅仅是证监会办公
17、厅发了一个文。这在资本市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太平洋证券上市没有什么高深的资本技巧，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局。而且选在 2007 年底最后一个交易日，借着记者们元旦放假，悄悄地登陆 A 股市场。 ”一位金融界人士认为。 从证监会副主席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的一举一动成为金融界的焦点。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资产逾 2 万亿元，直属国务院领导、具有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每一次项目意向，及随后一掷千金的金融合作举动，若哪一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成为震动中国的大事件。 王益曾权倾一时，因此当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是想借着小聪明挑战法律权威，下场可想而知。 析案 证券乱象：股市的“人治”诟病
18、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学者曾指出，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腐败行为蔓延，二是金融秩序混乱。两种现象之间的连接点则是金融腐败，首先是金融监管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根据“主权在民”的原理，金融监管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赋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一项特定的权力。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代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维护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与相对稳定。 证券市场从来不缺借助权力谋取私利的人。对于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权力主体进入市场寻租的现象也显得颇为容易。王益并不是例外，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权势背景、人脉关系、手握大权的高级官员，只要稍加“用心” ，即能实现权力向利益的输送。事实上
19、，在王益之前，证监会已经有包括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原副处长王小石、发行部原副主任刘明、上市部原副处长钟志伟、上市部原副主任鲁晓龙等七名官员被捕。王益也不是银行界首个落马的高管，在他之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光大集团董原事长朱小华等人也相继被查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大都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这两个部门，而这两个部门正是权力和市场的紧密结合处。 王益虽然后来离开了证监会，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与证监会已不可能截然分开。在证监会内部，前几年就曾爆出过向企业出卖发审委人员名单牟利的王小
20、石案，引起轩然大波。自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后，其便捷的融资功能越来越吸引企业，在证监会握有审批大权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热衷于对证监会工作人员进行“上市公关” 。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抵挡这种“公关活动”的武器，只有证监会的内部规定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充满利益纠缠的市场里，内部规定很容易被突破，道德约束更是靠不住的。这就是王小石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仍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巴结他；而王益虽已经离开证监会多年，但仍能利用其当年在权力场上结下的所谓人脉，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靠着证监会副主席的位高权重，王益有充足的能量让某些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也能堂而皇之地挂牌上市，这些企业“圈钱”的成功，意味
21、着市场的游戏规则遭到扭曲，也意味着中小投资者在为其埋单。王益案本身更像一面镜子，凸显出 A 股市场的“人治”诟病，也从反面折射出企业上市制度的弊端。 2000 年之前，我国企业的上市制度为审核制，证监会发行部对企业能否上市、发行规模乃至发行时间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当时的股市一方面成为国企融资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部分发行官员“融资”的工具。监管者掌握过多的权力，直接导致市场效率低下。政府显然也意识到审核制的弊端，2001 年之后，企业上市制度改为核准制，和审批制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核准制下依然有浓烈的行政色彩，监管者依然有足够的寻租空间，尤其是和国外成熟市场的注册制相比。 权力过度集中和监管的不力，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