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理学的复苏与中兴【摘要】在清朝进入晚期以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一起，危机四伏，朝不保夕，民心思变。为救此将倾的清朝大厦，明清时期日渐衰微的的程朱理学又被作为救世良方被人拾起，发挥，一时出现了复苏、兴盛的气象。唐鉴率先倡导、发起，后形成为互相对立的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创新派。 【关键词】近代 理学 复苏 中兴 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立的理学从理论上否定了儒学天命论和神学目的论，使儒学从前期的神学目的论走向了伦理本体论。因而是理论思维的一次深化，对于当时的道德重建也起了积极作用。但它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把三纲五常、上下尊卑之序说成是天理的体现，将它们合法化、
2、神圣化，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不务实际、空谈性理，只讲“内圣” ，不重外王，对于理财、安民、练兵、刑政等不屑一顾，脱离社会实际的空疏学风，历来受到人们的垢病。 明清两代统治者极力倡导理学，理学的原理，成了官定的读本与科举取士的准则。由此，理学便成了僵死的教条，难得有所发展，难出名家。更兼王守仁心学和明清实学的批判与冲击，使之衰败不堪。在明代，尚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理学家如薛?u、赵谦、吴与?等；清代理学则没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学问家，少数几个有点影响的人物如魏裔介、孙奇逢、李光地等，大都作了清朝的大官，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向人民作说教，鲜有理论上的创新。 一、道咸年间朱学的复苏 乾嘉年间，汉
3、学兴盛一时，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局面。汉学家们“说经皆主实证” （皮锡瑞：经学历史卷 10） ，抛弃了理学家空谈义理的学风，对保存、整理、发掘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埋头钻进故纸堆，仍然脱离社会现实，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干。 18 世末 19 世纪初，清朝的社会危机加剧，农民与少数民族反对清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外国列强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汉学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宋学与今文经学同时复兴。 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唐鉴（17781861） ， “生平学崇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 （清史列传卷 67） ，认定朱熹为正宗儒家文化的典范，
4、称“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 ，说“此数圣人数贤人不变，天地终古不变也” （唐确信公文集卷 1） ，将程朱无限拔高， 等同于天地。对程朱的崇拜，超出了任何其他朱子信徒。著朱子学案 、朱子年谱考异 、 诗文集等，弘扬朱子之学。晚年主持江南金陵书院讲席。当权官僚倭仁、曾国藩、吴迁栋、何桂珍等都在他门下受教问业。由于倭、曾等人都是朝廷大官，烈势炎炎，封建学术与政治权势相结合，使唐成为理学复兴的宗主，为理学的复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需要说明，唐鉴所阐述的理学，并不是程朱理学的简单兴复，而是具有新时势的特点。这就是避免空疏，强调“内期修身，外期辅世” ，“守道救时” 。要求理学信徒要做到躬行实践，发为事功，
5、期为辅世。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 ，都是“儒者之事”（国朝学案小识 ） ，要求将“内圣”与“外王”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主张反映了当时清朝政府企求士人们共济时艰的愿望。 二、咸同年间理学的中兴 咸同年间，因外国列强威胁的加剧，与一批朝廷命官的强力推行，理学在发展较快。可分为两大派别： 一派可称为理学的原教旨派。这一派以倭仁、吴廷栋、李堂阶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思维模式等同于宋儒诸学，认为只有坚守理学原有的教条，才能维护、延续清朝的统治。他们把恪守祖训尊理法古作为作为准则，把国家的兴衰完全拴在朱子的经义上，而对于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则不闻不问， “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藩，则若
6、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 （魏源：圣武记卷 12） ，他们的主张有两大特点： （1）注重道德内省。主张“克己慎独” ， “居敬穷理” ， “主敬存诚” ，要求以儒家的礼教伦理去应对危机。他们本身虽然坚持民族气节，为政清廉，但对待西方文化却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冥顽。在国家危难之际，还侈谈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大话、空话连篇，于国事无益。 （2）重华夷之辩。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发展国力，抵御外侮，而是侈谈拒夷狄，以夏变夷。在战时，他们喧嚣着剿夷、抚夷、柔夷；在平时则极力反对引进西方技术与自然科学成果。洋务派官员兴办工业，培养翻译人才，
7、都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在朝廷中掀起轩然大波。他们把学习西方技艺形容为“以中华之儒臣，为丑虏之学子”（国朝柔远记卷 16） 。他们大言高论，其道统信条与现实的悖离，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一派可称为理学的创新派.这一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郑观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把理学的基本原理与解决迫切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巩固、延续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逐渐醒悟并作出积极的回应。这一派的特点，既打程朱的旗号，又不愿充当朱学的传道士与卫道士；在强调“道德内省”的同时，更加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夫；在强调修身的同时，更注重事功。他们一方面提倡“主敬” 、 “慎独” ，时时“省躬责己”
8、，同时也注重实践，讲求经世之学。主张为学在“义理、考据、词章”三门外，再加上“经济（即政事） ”一项，认为 4 门“阙一不可” （曾国藩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 。基于这一认同，他们在中国固有封建文化与西方科技文化的碰撞中，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主张在维护中国封建政治体制和以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增添西方科技、政治、历史、法律的新内容。由“中体西用”的思想政治主张引导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从眷恋昔日帝国的昌盛到“师夷智” ，使得朱学的理论生命在近代得以延续。西学的大量输入，也推动了朱学自身的更新。 三、理学的终结 理学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由尊朱转化为鄙夷程朱。严复则对理学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说：“周程张朱” ， “所托愈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俾生民也哉” （长兴学记 ） ，嘲笑“中体西用”论是不伦不类的“牛体马用”论，因为二者无法在理论上达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同上） 。在务实风尚下，朱学愈遭鄙弃。五四运动中批判旧礼教的锋芒也是指向朱熹的。因为只有他才把孔子所论的礼，发展为孔教，成为统治者“吃人”的工具。此后理学就再也难以起死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