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园体验”与陶谢田园山水诗的文化差异摘要：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诗学命题上，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凸显出主客关系的紧张。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有关：陶在躬耕归隐的田园人生中重构价值依据，获得生命的安顿；谢则徘徊在山林与朝廷之间苦苦寻觅精神的归宿，在情理冲突中提炼出山水幽奇之美。正是这种家园体验的差异造成了田园、山水不同的审美风貌。 关键词：羁旅行役；陶渊明；谢灵运；田园诗；山水诗；家园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6
2、9?07 陶、谢对举一直是古今文学评论的重要话题，比较的焦点之一是田园、山水诗在艺术风貌和文化意蕴上的差异。论者多从陶、谢的家世生平、政治取向、哲学思想、审美旨趣等方面来解释这种差异，本文拟从“家园体验”的角度另辟一思路，最终仍落实到田园、山水诗的文本解读上。东晋以降山水思潮渐兴，士人行旅游览即是重要的助缘因素，围绕体验羁旅漂泊与渴望生命安顿这一情理激荡的两极运动，自然作为消解羁旅价值困境、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因素而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山水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中家园呈现的最常见的意象形态1（45?53） 。家园感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它的获得不是廉价的、一蹴而就的，而需要2个体反复不懈地亲证体认，这
3、一心灵求索过程凝聚了诗人的独特生命感受，创作个性溶解在羁旅行程的山水观照中，无疑会增加山水美感的丰富性。在山水审美发轫的晋宋之际，陶、谢的田园山水诗奠定了山水（自然）最初的审美范型，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是分不开的。 一、晋宋之际的诗歌主题 晋宋之际是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除诗歌沿着自身发展规律在此时逼近发生新变的临界点外，政治时局变动和士人思想观念革新也是潜在的重要文化动因。士族门阀政治体系逐步崩溃解体、寒族势力兴起并最终窃据皇权开始主导权利分配、士族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并在现实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趋附新的皇权政府，种种矛盾的激化造成政局多故、社会动荡，个体的命运不由自主地牵连其中，常常蹈履危机、险夷
4、难测，士人也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出处去就、重新抉择人生价值的共同难题。东晋以来士族追求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想人格，也由于失去门阀政治依托和玄学思想根基而宣告破产，旧的思想观念受到挑战，刺激着时人从自身不同的思想背景出发思考着解决自我与现实矛盾的新出路。在这种类似的价值困境逼问下，家园体验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人格模式，寻觅和重建新的价值安顿方式，因而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各自人生观的差异。同时，晋宋士人思想的矛盾交战，大大丰富了“情”的现实内容，诗性精神趋于复归，从而扭转了玄言文学中理尚玄虚、寂淡寡情的倾向，促使文学观念发生变化，诗歌创作也着力表达出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沉思，再一次回到汉魏兴寄、建安风
5、力的抒情轨道上来。钱志熙先生总结道：“晋宋之际文学的复兴，作为纠正东晋玄言文学的一种重要3的借鉴，正是超越东晋诗风，继承汉魏晋的抒情、缘事、言志的诗歌传统。 ”“在审美理想上的变化，就是对于文学的形式与体物的方法的重视，诗歌的体物之功能与形式的美感逐渐取代其情、事、志而上升为主流，标志着艺术精神的变化。 ”2（19）从诗歌内容的变化来看，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接踵出现，应是中古诗歌史上具有时代影响性的重大事件，尽管当时谢诗风靡一代而陶诗湮没不显，但从总体上看，田园山水诗的确在传统诗歌抒情、缘事、言志的范围外拓展了全新的表现领域，指示了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陶、谢在体物尝试和形式美感上各有
6、胜筹和缺憾，表明诗运转关之际诗人把握时代艺术精神的脉搏、草创摸索创作规律时的非同步性：陶诗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抒情诗艺术性与思想性在玄学背景下的最后总结和最高融合，以田园风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自然美与诗人的性情生活融为一体，陶诗的平淡风格尽管在当时不入主流，却具有时代超前性的美学意义；谢诗更倾向于将玄思与体物造型技巧结合起来，尽管他“解决了客体的发现问题，却没有解决客体主体化的问 题”3 （210） ，但其创作实践体现了审美眼光下自然描写经验的巨大进步，确实指明了诗歌革新的新路向。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传统诗学命题上，田园与山水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
7、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开始凸显出紧张，不得不首先通过玄理体悟而非纯粹的审美体验来化解这种紧张。在自然的这两种分化形态中，陶、谢的生命实践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错综的面貌，陶“居”于田园和谢“游”于山水的人生样态形成鲜明对比，寓于其中的家园体验也就有各4自典型的意义。 二、陶诗的羁旅之叹与家园之思 陶渊明的出仕经历先后有五次，其中以三次入军政要员幕府的任职经历最为重要，卷入了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4（67） 。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至义熙元年（405）的一系列公务行旅诗5（208?215） ，记录了陶渊明仕宦经历中的思想矛盾和心态变化，集中展现了他黾勉功业、扬名立善的隐衷志
8、愿，却又倍感身心羁绊，陷入了价值困境的深沉反思，由此引发向往田园归隐和家园安顿的渴望。如他自己所总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 （祭从弟敬远文 ） ，羁旅浪游所带来的人生思考可以分剖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在价值实践上对出处进退的犹疑彷徨：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 这是羁旅诗最典型的游于家国之间的抒情模式：一方面以侍亲友于的伦理温情逗引强烈归思，一方面又以阻风穷湖、川涂
9、险远形容自身如孤舟漂泊的苦况，从而“空叹将焉如”有茫茫无所归止之感。这并非简单的仕隐矛盾的牢骚发泄，而是对末世求仕的价值实现之路的反复权衡。三次入幕前后陶渊明都有短暂的归隐经历，之所以隐而复出，除了亲老家贫、迫于生计的表面理由外，也暗示着他应时而出的用世之志。其所依从选择的幕主如桓玄、刘裕等皆是操控晋末政局、声威煊赫的重要人5物，任职于其幕中正是期待“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希望能做出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但随着政局变化和幕主个人私欲的膨胀与野心的暴露，陶渐渐觉察到投身政治不仅难有作为，且有蹈祸之危，无法切实安放其素所服膺的儒家情怀，因此每次入幕时间都极短并借故抽身而出。上述羁旅人生的沉重喟
10、叹，隐然与田园隐处的宁静人生对立起来，显示出他在追询精神家园过程中的思考方向。 其二是在价值定位上对“素志”的反省校正、清醒认知直至自觉践行。陶渊明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屡屡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 、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二十首其十六）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荣木 ） ，说明其“素志”所秉乃是诗书礼义的儒家仁学，这构成了其价值观的基石。他最初也是遵循时俗常例来从宦求仕的，尽管甫入官场即“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显示出质性自然、不喜拘束的一面，但此时毕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负面根性理解尚浅，对士人传统的价值实现之路也未有根本的怀疑。
11、投身军幕、习染政争的经历使他对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开始有了理性反省，羁旅漂泊经验加剧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他对价值安顿的家园产生冥冥求索。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巽坎难与期”不仅指风水逆顺的羁旅境遇，还暗指对政途风波忧患难测的隐忧，田园静好的归隐之愿与人间事务的倦游之叹将诗人抛入6取舍两难的境地。此前桓玄势力坐大于荆、江上流，与北府兵及司马元显父子所执掌的东晋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陶任桓玄僚佐而奉命使都，对其时政局消息
12、或有所知闻，因此在行旅中流露出矛盾的心理。随着桓玄与北府的矛盾公开化，陶进一步坚定了校正素志、投冠归隐的决心。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云：“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此后桓玄篡晋，劫帝西迁，刘裕扫灭桓玄，携安帝反正，逐渐势倾晋鼎，而军阀派系斗争愈演愈炽。陶知世事不可为，乃将其心事表露如下：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
13、都经钱溪 ） 在当时政局动荡、道义隳颓的背景下，陶渊明对价值定位的思考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仕途既难以走通，就不妨在田园衡茅之中固穷栖迟，保持自身如霜柏般坚贞的节操；不再如传统士人那样注重外在功业以实现自我价值，而转向了个体道德的体认和情志的满足，其思想来源之一是古代经典所记录传扬的仁人志士的道德感召。这种对于宦游仕进的厌倦拒否和养真立善的道德自觉表明，陶已经意识到在腐浊的官场人生和谲诈的政治攻伐之外，士人的精神生命还应别有寄托，须在更高的道义信仰层面确立自我的价值安顿，这便是“诗书敦宿好”所培育出的道统7意识的自觉。 “道统”指的是“士人文化中价值传承的系统，即德性之学之传统”6（110） ，
14、与“政统”专制集权的政治权谋治术、意识形态传统相对。道统代表着儒家的文化理想，但常受到政统的挤压劫迫而蜕变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士人不得不屈从帝王威权而委身求仕，往往失去了以道义制衡专制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同时在士人的精神统系内，追求人格之高扬、精神之弘毅、道义之尊严的自觉意识一直潜存不灭，所谓“道尊于势” ，乃成为士人精神血脉薪火相传的重要传统。东汉末士人群体以道义相高、以志节相尚，欲与政统一争知识与思想的话语权，但两次党锢之祸使士人群体精神趋于离散而转向个体自由与超越的探索，道统的承续转入了一种隐性的、迂曲的方式，即林泉隐逸对于政治的批判和道义的坚守。陶渊明身处晋祚鼎革、士风浇薄的板荡之
15、世，军幕羁旅生涯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与道统对立的政统的存在，也进而认识到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安顿须在士人历史文化生命的大传统中方能得到真正落实。这一思想转轨的自觉实践便是在田园隐逸人生中最终完成的。 三、陶渊明田园人生中的家园安顿 不同于羁旅中彷徨犹疑的漂泊心态和惶惶焉如的价值求索，陶渊明在归隐躬耕的田园生活中才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与素朴自然的农村生活场景相融合而形成独特的田园人生境界。可从三个方面稍作归纳：第一，远离官场、疏离政治而守拙田园，为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考视角。明道、势之分，意味着定位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现实功利和参与政治，而在道德主体的圆满完善，在此修习过程中获得8心
16、灵的自由独立。 归去来兮辞是与现实政治决裂、走向田园人生的伟大宣言，表达了对先前价值追求的否弃（“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和自主抉择命运的肯定（“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 五柳先生传则以“不慕荣利” “忘怀得失” “箪瓢屡空晏如也”的自画像突出了淡泊自守的性情自足。陶诗屡述饮酒赏菊、乞食安贫，与农人话农事、与知己诉饥寒，皆印证着解脱外在价值束缚后对精神自由的自觉体认和真率呈现。萧统陶渊明集序赞其“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惟其抛舍了拘于仕隐出处的功利人生，才能站在超越政统的立场
17、重新理解道统：如述酒 、 赠羊长史等抨击篡弑争夺的政治阴谋、歌颂守节不屈的古贤隐者，展示了士人以道义承传为根柢的公义良心；桃花源记并诗提出和平无争、良善无伪、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理想，彻底否定了自秦以来聚敛攻伐、天下无道的专制政治，也以富于诗意的审美意象勾勒出士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陶诗还重新发明了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将个体的道德自砺和人格养炼以诗的形式揭扬出来。如真德秀评：“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揜。 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 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邪？又岂毁彝伦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
18、语乎？” （跋黄瀛甫拟陶诗 ）7（卷三十六）安磐也说：“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圣贤之学者，渊明 也。 ”8陶诗的精神深度，正在于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中寄寓着彰显仁道大义、延续9文化命脉的严肃主题。 第二，田园风光成为其化解人生矛盾、消解悲剧意识、将生命引向审美体验的重要因素。陶渊明思想中有浓烈的悲剧意识， 杂诗十二首其二表露最显，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历代解诗者以陶有易代之愤而独抱孤忠（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9（584） ，其实此中孤独悲凉之感慨所系，不在一己之贵贱穷通与一朝一姓之轮替，而在节义大道的层面上思考士人生命价值的终极根据。面对
19、“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悲剧现实，时人操行失守，谬无准的，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感士不遇赋 ） 。陶最忧心关切的，乃是士人以道自立维系精神生命之传统的失坠，所以在诗中多次表达矫正时俗、指明大义的素志所在， “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 （有会而作 ） 、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拟古九首其二） 、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咏贫士七首其四） 。就个体的生存境遇而言，这种价值定位的悲剧性又与生死拷问缠结在一起，对有形之生命的觉醒珍视和本体探询，亦成为陶诗的重要主题。 形影神组诗就是陶以“新自然观”来思考“安身立命之
20、所在”的集中体现10（223） ，是遵循玄学理路来解决人与社会、自然关系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独特见解11（75?78） ，陶诗的理趣代表了玄学发展的最后总结。然而陶与东晋玄学名士最大的不同，是将玄理体悟落实为现实实践，在田园生活中拥抱自然、融入自然，将生活细节熔炼为审美体验，从而真正获得家园安顿。辞彭泽令后所作归园田居五首首章就展现了一幅鸡犬相闻的田家村朴之景，查慎行评：“返自然三字，10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 ”12（1） ，指明陶脱却尘网樊笼后身心获得极大的解放。又如饮酒其五写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真意” ，也是与玄学言意之辨相符的，但给诗人提供归宿感的家园不是虚无难言的玄远
21、之境，而是心远地自偏的“人境” ，不是远离人寰的山林薮泽，而是与人交接相融的现实田园， “陶的人境具有最实在的实践性” 、 “是将嵇、阮提倡的合于老庄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与现实人生结合的结晶”13（190?191） 。由于这种极强的实践性和现世品格，田园之美才显得浑厚深广而与诗人的性情相印相通，那些写景佳句才呈现出极富情韵的自然美感：“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时运 ） 、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这种物我的交融映衬反映了其时自然审美意识的别样发展路向，与大谢山水迥然异趣。同时，生死的悲剧叹问也在田园风景中得以化解了，如游斜川因“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会友同游，最后在“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的山水游赏中纵情散忧。有时田园景致又与饮酒所得的审美体验相交汇，如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 、 己酉岁九月九日等，醉中的心灵解脱与自然观感涤荡了人生的悲剧感，而代之以一种人格升华的艺术显现， “是抗衡污浊现实的永恒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理想”14（105） ，这也就是陶渊明田园人生中的精神家园所在。 第三，田园能够支撑陶渊明全部价值安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躬耕自足的生命实践。士人承担着道义的文化使命，但在现实政治形势和个体生存境遇中，口腹生计之患往往使道义承传蜕变为利禄之学，极易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