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摘要：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邻避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显著性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松江垃圾场焚烧场事件为例，风险认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补偿因素为显著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压力、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建立倡议联盟的决策模式，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意识，同
2、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关键词：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公民参与；倡议联盟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35-0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12 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 50%；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城市大量兴建基础服务设施。不可避免地，垃圾处理2厂、污水处理中心、火葬场、核电站等给周围居民带来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
3、的“邻避设施” （1）也大量出现。纵然，上述邻避设施的兴建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但为了减小阻力，邻避设施的选址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路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1原则。但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增强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民众普遍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2。所以，抵制邻避设施的抗争行为还是不断出现的，并且渐趋增多，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些抗争行为即所谓的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也称为邻避效应，其主要含义是：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所在区域大部分居民带来利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污染，从而引
4、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邻避效应的核心理念即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态度“莫在我家后院” （Not in my backyard）NIMBY（2） ，该概念由 OHare3于上世纪 70 年代首次提出，并且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哲学，以至于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 。4 随着美国“邻避时代”的到来，邻避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掀起热潮。从历史上看，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邻避运动的影响力首先开始在美国显现。宏观上讲，西方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是
5、邻避设施的不同性质。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污染型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废弃物清理场（Halstead，Luloff and 3Myers， 1993）特别是毒性废弃物清理场（Bryant，Mohai， 1992） 、机场（Hall，1980） 、甚至是监狱（Sechrest，1992） 。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非污染性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土地利用方式、戒毒治疗中心的兴建、流浪汉收容中心的兴建等（Shanoff，2000；Kotsopoulos，2000） ，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曾经发生社区居民反对兴建智
6、障人士住宅区的抗争行为，甚至反对加拿大政府的种族融合政策（Piat，2000） 。 就我国而言，台湾学者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原因是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邻避运动便与台湾的民主化浪潮相伴而生，涌现出如李永展、汤京平、丘昌泰等一批优秀学者。反观大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观点，我国大陆邻避运动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 2005年 4 月 10 日的浙江“东阳事件” ，当地居民因为反对化工厂的兴建而爆发了大规模抗争运动。相应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起步较晚，基本处于萌芽状态（3） ，只有零星几位学者的零散型研究，宏观上看，主要包括制度性探究与技术性分析两种研究路径。 （1）制度
7、性研究路径如童星（2010）分析了邻避运动的相关概念，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将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何艳玲（2009）基于对邻避冲突事件的分析，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的分析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邻避行动议题难以拓展。 ”5 她提出建立“制度缓解机制”解决邻避冲突。 （2）技术性研究4路径主要是通过建立模型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期较为精确地计算出邻避设施选址的成本与收益。 （张向和，彭绪亚，2011） 总体而言，我国
8、大陆学界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尚处于理论引入和介绍阶段，对于国内邻避运动案例地分析视野过于宽泛、立意过于宏大，而这与处于萌芽状态的研究阶段是极不相称的。笔者认为，任何一项起步阶段的研究必须着眼于研究客体的核心议题，进而逐步深入和扩大研究视野，而邻避运动的核心议题应该是邻避运动发生的因果机制，进一步来讲，是哪些因素主导抗争行为的升级或者消退，同时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抗争行为的不同阶段又存在怎样的变化。正如 Linnerooth-Bayer所言，邻避现象不是纯粹的民众私下考量的抗争行为，应该深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他的影响因素。6只有这一核心议题明晰之后才能为应对邻避效应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通过梳
9、理文献，笔者发现对于邻避运动影响因素研究，大陆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探析，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经济补偿、心理认知、教育水平、民众参与决策程序与程度等（何艳玲 ，2009；黄岩 ，2010；汤汇浩，2011） 。但是数量寥寥的几篇论文对于上述因素的探讨仅仅停留在经验认知层面，缺乏科学的量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运用量化分析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探究影响邻避运动的核心因素。 二、邻避运动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相比大陆学者而言，国外和台湾学者对于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则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规范的研究，笔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邻避运动的特点归纳出以下几个影响因素，并且假设这些影响因素是
10、影响我国5邻避运动的核心因素。 （一）经济补偿 西方学术界一直将影响因素作为邻避运动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经济补偿因素更是被诸多学者认定为邻避运动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学术界对于经济补偿因素的关注主要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邻避运动中的民众概莫能外，所以经济补偿金额越高，规避邻避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根据 Kunreuther， Fitzgerald and Aarts 对多个案例的经济补偿政策的研究，多数案例的高额补偿政策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邻避冲突。但是，经济补偿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Kunreuth
11、er， Fitzgerald and Aarts 研究同样发现，对于高度污染的设施，例如高放射性废料处置场，经济补偿是毫无影响力可言7，甚至民众认为通过经济补偿换取邻避设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种贿赂。8所以，经济补偿因素对邻避效应的影响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毕竟人类并不完全是“经济人” ，在社会活动中同样表现出了互惠、利他等非自利性偏好。9就我国大陆而言，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完善的经济补偿制度（4） ，广州率先于 2012 年 5 月推行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假设一：政府给予民众的补偿金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 （二）民众的风险认知 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程度受到其对邻避设
12、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就风险本身而言，存在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之分。感知风险6主要是一种心理认知，是民众风险认知的核心内容，但是却常常被政策制定者忽略。10根据 Slovic 的研究，影响感知因素包括非自愿性（Involuntary） 、致命性（Lethal） 、记忆性（Memorable） 、不受影响性（Not Susceptible） 、持续性（Persistent） 、公平性（Unfair）六项内容。11同时，感知风险也受到技术风险的影响。 （三）政府决策模式 民众是否被拒绝或者限制参与政府决策是影响邻避效应的重要因素。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政府决策模式不
13、断革新。从官僚控制式（Hierarchical approach）到市场式（The voluntary， market approach ）再到多中心伙伴式（Partnership sitting approach） 。但是就我国而言，政府决策模式依然处于第一阶段，具有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初期政府与专家封闭决策；第二，公布决策时强调社会利益和公民责任；第三，应急性地解释以应对民众抵抗。即遵循“决定宣布辩护” （ decide-announce -defend） 模式。12 假设二：政府决策程序合理性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 （四）公平性 学界对于邻避运动研究之初，就已经将公平问题视为邻避运动重要的
14、解释变量13，并且对于邻避运动公平性本身的内涵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选址上的公平、过程中的公平、技术上的公平、结果上的公平、对环境本身公平及代际公平14，若从哲学角度而言可以总称为人性公平。15公平性的这六项内容紧密联系且不可分割，但同时相互之间也是有张力的，特别是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7之间的张力。 （五）经济发展水平 前文已经论述邻避运动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但鲜有学者将经济发展水平视为影响因素，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且地域间差别不大。就我国而言，近年来发生的邻避运动诸如厦门 PX 事件、大连 PX 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都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
15、部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鲜有邻避抗争行为出现，所以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六）社区组织化程度 组织化程度是指社区内民众参与抗争行为的集中化程度，而不仅仅是邻避情结的零星表达。组织化程度高的抗争行为将对“意见中位”的民众带来一定的社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邻避设施的支持程度，在明确表态时会趋向于社区内大部分民众期望的选项。16特别是在一些高风险的共识性危机中，社会成员会感受到社区民众高组织化抗争行为带来的外力威胁，从而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进而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17 （七）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这一影响因素最早由 Frey，Oberholzer-Gee an
16、d R.Eichenberger 提出，试图解释为何有时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民众并没有反对邻避设施的兴建，反而出现经济补偿后，会产生排挤效应，甚至出现抗争行为18。在我国，民众一直以来被灌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认知，在邻避运动中这一点是否为民众所认可呢？ 8（八）教育水平 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认知能力与认知层次存在重大影响，具体到邻避运动中则影响其对风险的感知能力。19进一步来讲，民众对风险的感知直接影响到其参与抗争行为的意愿与强度，所以民众教育水平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假设三：民众受教育水平越高，支持度越低 案 例 上海松江拟建垃圾焚烧场，引发大规模邻避抗争行为。 第一阶段 位于上海
17、松江区卖新公路的垃圾填埋场于 2001 年投入使用，但是随着松江城市化比例不断提高，生活垃圾产生速度不断加快。2011 年全区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达到 1229 吨，传统的填埋技术和生化技术虽能从量上完全处理垃圾，但不能根本性解决垃圾异味产生的问题，所以区政府于 2010 年在现有垃圾填埋场旁边开工建造一个新的生物综合处理厂，以解决现有垃圾填埋场因超负荷填埋所导致的臭味问题。然而综合处理厂运行一年后，当地居民发现恶臭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地居民和附近大学城师生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第二阶段 2012 年 5 月 22 日，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通过上海
18、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了上海市松江区固废综合处置厂技术升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公告核心内容是松江区将在现有的吉貌垃圾填埋厂和固废处理厂旁边投资 2.5 亿“升级改造”一条垃圾焚烧线。消息一出，附近民众多9年的积怨彻底爆发。5 月 27 日，四五百名居民自发聚集在松江大学城地铁站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散步”活动。一周后的 6 月 2 日的一大早，民众借松江万达广场售楼处开幕典礼之际，再次自发聚集到万达广场门前，以“散步”的形式公开表达诉求，部分民众与维护秩序的警察产生了一些肢体摩擦，开幕典礼也被迫取消。 第三阶段 2012 年 6 月 8 日下午，松江区绿化与市容局负责人通过媒体表示完全可以理解
19、老百姓的焦急感受，也因之前政府没能解决好垃圾臭味问题向广大民众诚挚致歉，呼吁民众终止散步行为，待天马山垃圾处理场建设完毕后，所有的垃圾都会运到那里去处置，卖新公路的垃圾填埋场将被改造重新开发以符合当地的经济环境。至此，整个事件告一段落。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调查问卷采取结构式的问卷设计形式，为了尽可能降低技术性误差，问卷内容充分借鉴了国外和台湾较成熟的问卷设计，同时问题设计紧密围绕前文论述的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另外，对于调查问题的选项设计采取 Likert 五分量表法。同时为了进一步了解调研对象的真实想法，以期深入分析和解释问卷调研结果，
20、笔者结合问卷问题对部分调研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二）调研对象的样本选取 本项研究选取了拟新建垃圾焚烧场邻近的居民区，包括莱顿小城、保利西子湾、三湘四季城，参与集体“散步”行为的民众也主要来自这10三个小区。为了客观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所选取调研对象是上述三个小区的常住居民，剔除了短期租住小区内的流动居民。本项研究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 （三）问卷分析方法 本项研究对问卷进行整理、编码后，主要借助 SPSS 和 Excel 分析软件对拟建垃圾焚烧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20在回归分析之前，笔者就问卷本身的整体信度进行检验，问卷本身的内部信度即
21、克朗巴哈系数 为 0.768，所以问卷本身可信度是较高的。 四、 研究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上述分析结果与笔者预期差别较大。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中预设的六个影响因素中（5） ，只有经济补偿因素民众支持度显著相关；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社区组织化程度、教育程度、社会责任感均为相关性不显著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为显著相关性因素，这一点笔者下文中将从宏观经济环境角度进行论述。 结合分析结果，笔者对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进行了验证，从回归分析结果看，经济补偿与民众支持度为显著正相关，即经济补偿越高，民众支持度越高，所以假设一成立。但同时，经济补偿又是极为复杂的影响因素，下文将详细论述。 另外，教育程度与政府决策模式均为相关性不显著因素，所以假设二、假设三不成立。 基于回归与相关性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相关性如表 3 所示。 （一）显著性影响因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