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摘要：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 ，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 三里湾依托于“社员” 、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 、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 “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 ，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关键词：农民小说；赵树理；三里湾 ；集体主义革命；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
2、2-3104（2014）02?0228?06 今天如果回溯中国 19491966 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将会看到，不仅关于“个人”的故事是非常难于讲述的，即便是关于“集体”的认识，或者说如何将“社会主义”落实为具体的历史形态，也仍然是一个渐进而且疑难的过程。毛泽东在 1943 年的组织起来中称：“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1（7）然而，一方面，虽然社会主义或者集体化作为最后的方向得到了中共高层的确认，但这个“集体化”到底应该化成什么样的“集体” 、以及具体如何化之乃至何时化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一的意见并没有形成。出现于中共内部的大致延续的争论，都证明了这个要
3、达成的“集体”仍然是充满2着各种纠结的、在当时还不是切实可见的图 景2（98） 。另一方面，当年曾经激起中国农民对于农业集体化狂热追捧的前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事实上可能是神话化以后的版本3（222?266） 。这更加重了中国当时对于“集体”的理解所可能遭遇的深层危机。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 2 日的一封信中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 ”由此证明，虽经苏方当年严密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对于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实际情形可能也并非一无所知4（87） 。因此，我们毋宁说，十七年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一个想象“集体”的过程。这个关于“集体”的想象，也相当普遍地融贯
4、在同时期的文学故事里。赵树理的三里湾 ，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一、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 1950 年代初，赵树理参加农业生产集体化的体验，成为 1955 年长篇小说三里湾的起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赵树理的许多文章中，对于新时代“新人新事”的生活（显然正是当年之谓“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的生活） ，作家均谨慎地表示知之不多。 三里湾虽然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但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许多的批评与反批评，毁誉相杂，这与赵树理的这种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小说正是在集体化，即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秋收、扩社、开渠等的过程中，关于“集体”的想象才开始一点一点地细致化，并且丰满起来。无论
5、就小说本身，还是就与其有明显互文关系的当年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来看，合作社在土地、劳力、肥料、耕种技术等方面均带来了极大便利，并且出现了大幅度增收，这些自不必3说5（570?585） 。此外首先引人注意的，却是社内人们的“社员”身份。从中共 1951 到 1956 年间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些重要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陕西省委关于地主、富农能否参加互助组的意见 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内，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
6、是不被接受入社的，社内也不允许存在富农雇工剥削的方式（“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生产的需要得雇请短工、牧工和技术人员”除外） 。这一部分人要想入社，据前述后两个文件的说法，要在 1956 或 1957 年以后才有可能，其时他们的身份才可以成为“社员”或者“候补社员” 。也正因为这样， “社员”的身份唤起了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们的积极的认同，它带来了王兴老汉、王玉梅、范灵芝等的尊严与满足。另外，在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一文中，还提到了“劳动分”和“工票制”5（578） ，这在小说中也有相应的反映。而早在 1951 年春，赵树理就曾在三里湾原型之一的武乡县监漳村研究制定了一
7、整套记工程序和记工形式，被称为“百分工票记分法” 。 有意思的是，小说开篇的从旗杆院说起和第一节放假 ，也从多个方面说明了三里湾“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新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除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以外，1950 年代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工分票” ，不仅是人民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验和推广的，而且其形式也是基本相同的，先后出台了4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951 年 12 月 15 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1955 年 11 月 9 日）等重要文件进行了规范。1953 年 2 月，国家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
8、书长杜润生） ，并规定了各地、县等相应分支机构。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自 1940 年代以来走“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道路，在吉登斯的意义上，正是现代性的后果等著作中所称的“脱域”和“再嵌入”的过程：原三里湾的农民依托“社员”身份、以及“劳动分”和“工票制” ，获得了脱离像个体生产、人际直接接触等相当有局限的地域性关联，包括相当有局限的时空交换方式的形式如原来的换工结算现在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内进行时空抽离，其后才进行工分结算。这两者（“社员”身份、与“劳动分”/“工票制” ）即成为吉登斯所谓的“象征标志” 。而小说中的“水利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
9、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等上级国家组织和人员， “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等村级机构和空间，以及村里、社里的基层干部等等，所构成的正是这个新生国家的一整套吉登斯意义上的“专家系统”和现代性的科层制结构。而依据蔡翔先生的意思， “旗杆院”正是这样一个深富意味的现代性空 间6（43?45） 。同时，当年周扬和巴人的两篇文章，曾经颇为让人意外地提到了三里湾里的农民与“工人阶级”身份及思想的联系7（413?417） ，也恰好佐证了三里湾中农民们的“脱域”状态。 另一方面，小说三里湾对于如何达成与深化这个“集体”想象的过程，即“集体化” ，首先就是通过“家庭”这个环
10、节来表现5的。而“家庭”正是与“集体”互为争夺的最大的传统性力量，一种旧式空间的突出代表。早在 1957 年，巴人先生的三里湾读后感为中苏友好报而作一文就认为它是通过“家庭”来描述“集体化”想象的，该文中以相当的文字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在三里湾写作前后（1955）中，赵树理称早先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具有倾向资本主义的一面，因此，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消灭那一面；“但是那一面不是很容易消灭的” ，目前农村的工作， “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不和那一面作斗争” 。巴人先生在 1958 年完成的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文中仍宣称，赵树理 1951 年在太行山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区工作时
11、， “农村的斗争已经变成是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斗争了” 。这里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指的“集体”的想象，而“个体所有制”在中国当时的农村实际上就是指的“家庭” 。巴人并且说“三里湾就是反映这一幅斗争生活的” ，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两种家庭生活的矛盾和变化即以集体主义为生活基础的党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家庭和死守住个体经济堡垒的马多寿家庭的不同面貌和不同的生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变化” 。这意味着，巴人认为通过家庭来表现“集体化”的过程，即是三里湾所反映的生活面貌之所以显出与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处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时代，因而也出现了具有不同思想感情的新人物的原因。同在 1958
12、 年，苏联人费德林在其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也认为小说三里湾是描述“集体化”想象的。巴人和费德林的说法实际上与赵树理后来的自述可以彼此参证8（268?271） 。应该说，这个认定三里湾是对于社会主义“集体化”6过程的想象的说法，是可以得到较长时期的佐证的。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如英国人约翰?伯耶等。 然而，虽然赵树理把这种斗争，即与读者谈三里湾里所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作为小说三里湾的表现程式，这也只是表层的处理，他的用意却在其他方面。1962 年文艺与生活的发言里提到了作者对于写作长篇小说户的设想。这也是赵树理所称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方面是
13、改造制度（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是改造人”的意思。从上述情形来看，赵树理的理解已经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与小农生产者的“户”所有制（家庭）是对立矛盾的存在，即所谓“两套教育” 。而作为个人的农民，其实只是家庭的形式化。在这里，赵树理在 1950 年代所批判的“个人主义”思想，被归结到了“集体/家庭”的话题之下。我们也就明白了，小说中为何将范登高发展私人小买卖，一方面批判为“资本主义道路” ，一方面又与其思想上的“个人主义” （小说中称“个人英雄主义” ）那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依托于“家庭”作为两种道路斗争的场域，所谓“资本主义道路” 、 “个人
14、主义”思想以及“封建性”的“户”所有制已经凝聚为一个浑然一体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的对面，是与之几乎全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集体”的想象，它正在从各个方面引领着三里湾的绝大多数农民们。 二、 三里湾 “集体”意义的辩难 三里湾问世以来，曾经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赵树理本人也都有所觉察，当然他也适度做了自辩。但是这些争论，毋宁说正是7不同作者或批评者们对于“集体”想象的差异以及相关阐释的争夺。它们涉及到对于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认知问题。出于对当年特殊语境的考虑，当小说三里湾展开这种想象的时候，它是一个“我的集体” 、 “你的集体” 、还是一个“我们的集 体”
15、呢？ 如果说， “集体”同时也是一个精神乃至主体上积极认同的集合的话，那么它在艺术包括文学中的反映显然是非同小可的。有意味的是，对于民间艺术的关注，赵树理只承认自己“不过是个热心家” ；并且说：“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 面。 ”8（117?118）早在 1934 年，赵树理曾经谈论过大众语，讲到了中国文字罗马化的可能性，从时间上看，这几乎与鲁迅先生谈罗马字的事同时；1942 年 1 月，在河北省涉县召开的文化会议上，他当着五百多文化人的面，演唱
16、“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 ，热情支持文化大众化，这又实际发生在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但同时期存在的另一个客观情况却是，工农兵绝大多数并“不知道社会上有那么一界 ，叫文艺界 ”。由此，实际上赵树理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从他早期的文学趣味、他个人的自认以及他的智慧多识博闻强志等才情来看，他都不能只是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很“土”或者说很“通俗”的作家；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很快感觉到了民间存在着与知识分子的趣味非常不同的某种传统。如“知识分子的情感8和群众的情感恐怕是两个体系。 ”“我承认知识分子的兴趣与群众的兴趣是两个来路。 ”在后来的许多篇
17、章中，赵树理都道明了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文艺传统实际上有三个：“古典的” 、 “民间的”和“外国的” ；其中尤以“民间”传统处境最为尴尬，恰如“普及”工作旧话重提 （1957）中所述。这就无怪乎 1954 年 10 月当赵树理对日本学者仓石武四?清晰地谈到“民间文艺”的问题时，仓石的文章明显带有某种令人颇感意外的气氛了9（97?101） 。所以“民间”传统的问题，在当年其实还有着更多的涵义：它意味着知识者与民众几乎无法有效地对话，也说明，我们通常以为可以不证自明的那个“集体” ，原本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我们的集体” 。 然而，赵树理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清楚地觉察到这种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区隔化
18、，并忧心忡忡。他宣称， “通俗这个词儿虽然大家习用已久，可是我每次见到它的时候都觉得于心不安” ，并且直批这一词汇隐喻着“旧社会的所谓上流人物 ”与“劳动人民”的等级观念。他费力地剥离着“通俗”与“民间”的区别，并进而解构其背后所包含的歧视基层民众的含义。不仅如此，赵树理还几乎本能地发现了“语言”这一媒介的丰富意义与功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所谓“语言”基本上都是指称的口头语言。赵树理说：“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 ”8（358）并声称：“我不善于描写农民，是借助于语言，通过性格化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待事物的不同态度。 ”8（287）也因为口头语言，创作的关注自然就延伸到了向传统的通俗文体
19、学习的问题。赵树理并且声称：“红岩改成评书，并不是低标准。 ”索绪尔与雅各布森的理论9说明，比起文字作品，口头作品赵树理称之为“语艺” ，以与“文艺”相对，可能有着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含义。当年映白的试论三里湾的语言艺术特色 （1957）一文的分析，实际上也适合于赵树理其他的小说：只有当作家对其人物的命运给予最大的关怀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人物的语言提炼到特别精萃的地步，赵树理“处理人物语言的特色是和他对人物的评价相关联的” ；另一方面， “作者明确地表示自己和人物一定的关系，作为斗争的参加者，作为群众中的一员使用群众的口语来叙事写人。 ”在这里，语言明显成为作家赵树理作为“参加者”和“见证人”参
20、与到农民生活和斗争中的方式，并与之浑然一体这正是“语言”转换为“政治”的极为鲜明的表现。 关于语言问题如何非常自然地转换成了“政治”问题，日本学者?野?二在其访赵树理故居一文中还记述了另一个活生生的反例。这个问题对于赵树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赵树理正在积极靠近农民这一群体，即最大部分的民众。他正在用自己的实践将那个存在着许多疑义的“集体”变成真正的“我们的集体” 。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许多谈论写作的发言和文章中都谈到了如何真正了解农民的问题他的秘诀是与他们“共同生活”或者“共事” 。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虽然当年已经有了“下放制度” ，但赵树理对于那些浮皮潦草的参观之类并不信任，认为“参观”
21、并不是解决写作问题的有效办法。赵树理倡议， “要把农村、工厂当成个社会来了解” ，“要争取到工农中去住” 。由此，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如何真正地与农民相结合是持非常严肃的态度的。通常，赵树理为了避免下去“做客” ，每到一个村子里， “总要在生产机构中找点事做” 。这就是他所称的“和群10众共事即共同完成一样的事” （当时已经有了“四同” ，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说法） 。赵树理主张， “到一个地方，应该住个一定久的时间” ，并列举了诸多好处。在做生活的主人中，赵树理敏锐地指出，要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人，需要在工作中多次观察，只靠一同打鼓唱戏，或是喝酒应酬，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在工作中涉
22、及到各人的切身利害关系时，农民才会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看出他的动向” 。所以在赵树理看来，只要与农民共同生活或者共事，事情似乎就会变得简单起来， “到农村去，把事情干好，什么人物、事件、主题都出来了” 。 因此，无论是“民间传统” 、语言、乃至下乡与农民“共同生活”或者“共事”等话题，事实上都可以理解为赵树理在持之以恒地以切实的方式建构着作家与现实和历史的互文关系。 “其稍可安慰者是我所主张的事与我做的还大致统一，而且往往是做过才说 的。 ”8（128）它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集体” ，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个“我们的集体” 。 三、 三里湾 “集体”想象的影响 赵树理是一贯谨慎的，他竟然一点也不愿意率性浪漫一下。比如，“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 。画家老梁画了三幅画，但小说的写法尤其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却是， “大家对第二张画似乎特别有兴趣” 。正是赵树理的这种审慎态度，使得他对于 19501960年代中国农村的描写经受得起现实和时间的残酷检验。关于小说中“集体”或者“集体化”想象的话题，则恰恰因为它们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三里湾里表现的“集体”的想象，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