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边缘的活力：刘纲纪先生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活的启示摘要：刘纲纪先生从“老远的贵州”步入神圣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代宗师，这对“边缘”学子是一种精神鼓舞。先生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求学，并从此脱颖而出的经历，尤其能够说明“边缘”与“中心”的位置绝不可能永恒不变，一切都要取决于永不停息的努力、整合和进取。 关键词：边缘的活力 文教 文化交流 进步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104-108 “老远的贵州” ，这是鲁迅先生对贵州的印象。因为地处边缘，交通不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省区。其弱势地位甚至在方言上都有所反映：黔中、黔北受巴蜀文化影响，方
2、言接近川渝地区，黔东、黔南、黔西则分别近楚、近粤、近滇。外省人很容易把这些地方的方言当成四川话、云南话、湖南话，总之不是贵州话。不能够“以言识地、以言识人” ，就好比缺少了一张的文化名片，站出去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这便是弱势。 然而，与地理的荒服，经济的落后、方言的弱势相映成趣的是，贵州的文教可圈可点。明代以降，卫学、司学、府州县学、书院、社学等“勃然兴起” ，嘉靖十四年（1535）年，经过地方官员长期努力，贵州获准单独开科取士，结束了“科场附于云南，生儒赴试最苦”的历史，乡试遂逐年有所增额。明清两代，贵州一批从边鄙之地脱颖而出的政治、2经济、文化人才，均有文教、科举方面的背景，也唯有依赖此背
3、景。正所谓“人从虎豹丛中健，天在峰峦缺处明” 。边鄙之地莘莘学子们改变命运的艰苦努力，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文教之风的兴盛。据刘纲纪先生家乡地方文史资料的记载，辛亥革命不久，安顺不仅办起了女子学堂，而且还增设了女子简易师范班。 刘纲纪先生 1933 年 1 月 17 日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马堡乡号营村，先生自云六岁即离开号营到了安顺，连普定县城都没去过。小学、中学都是在安顺上的，到贵阳一中读一年高中后，19 岁的先生即考上北大哲学系，负笈北上，从此离开了贵州。照此说来，先生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生涯，主要是在安顺完成的。这段时间不掐头去尾，应为 1939 年至 1951年，正是中华大地经
4、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的重要时期。 安顺地方文史资料载，民国时期安顺的小学教育除个人办的少量私塾外，主要是公立、私立两类。公立小学主要有各学区的中心小学。1941 年，城内行政区划为东、南、西、北四镇，原有五所小学于是更名为“城西镇中心国民学校” 、 “城东镇中心国民学校”等。1944 年，由地方绅士资助，城区增设一所“城东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 ，全县中心国民学校于是达到 37 所。小学所开课程主要是团体训练、国语、算术、常识、社会、自然、音乐、体育、图画、劳作，三、四年级每周再增一节“珠算” 。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私立小学较著名的是由西南联大毕业生创办的“三一小学” ， “慈幼小学” 。
5、中学方面除 1942 年增设高中部的“省立安顺中学”外，还有几所私立中学，如立达中学、豫章中学、黔江中学等，学制为初、高中各三年，所开课程为修身、国文、历史、地3理、经学、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动植物、音乐、体育、美术等。 之所以详考安顺中小学学制和课程，是因为刘纲纪先生青少年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大体就是这段时间和这样的体制内完成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刘纲纪先生最难忘的是父亲从并不宽裕的生活开支中拿出 20块现大洋，让 13 岁的他拜遵义画家胡楚渔学画山水，使他终生受益。同时先生还记得，他少年时期的爱好得到了初中班主任王德文老师及刘式型等老师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终由绘画、诗歌、音乐而接触到美
6、学，接触到哲学，眼界大开，悟性大开。据刘纲纪先生的高足邹元江先生说，刘先生在安顺读完小学和初中以后， “又至贵州省会由著名数学家刘薰宇任校长的省立高中读高中一年” 。这段记述可能来自刘纲纪先生，当然是有根据的，也是可能的。从 1942 年起，安顺中学就增设了一个高中班，至 1944 年，安顺中学已有高中三个班，新中国成立前发展到四个。按学制推算，刘纲纪先生 1948 或 1949 年在安顺进入高中学习，然后再转学贵阳一中，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话虽如此说，但具体过程还是不够清楚。也许正是贵阳一中的求学经历过于短暂，刘纲纪先生的三个人生坐标才只有安顺、北大、武大，并没有包括贵阳。 需要补记一笔
7、的倒是，刘纲纪先生考入北大哲学系的那一年，在中国高考制度史上不同寻常。经过 1949 至 1951 三年的高校单独招生、部分高校联合招生过渡期后，新中国于 1952 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与院系调整。由于过渡时期的三年招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1952 年，统一招生考试即已成为中央政府的要求，同时也“成为绝大多数高校的一种共识” 。这是全国统一招生的第一年，国家对报考条件、招4生名额分配、考试科目、内容、时间，以及命题、阅卷、录取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要求、严格控制。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不断出现改革的呼声，但 1952 年的高考不仅体现了公平、高效的原则，而且“充足的生源和科学
8、的考试也保证了新生的质量，新生水平良莠不齐的现象得到极大改观”n 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刘纲纪先生那一代的大学生，为什么很多后来都能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差不多与先生同时的，就还有贵州的另一位杰出人物乐黛云先生。 贵州文教的振兴，有各个时代的人才辈出佐证，那是没有问题的。刘纲纪、乐黛云先生之前，有盛览，尹珍，舍人，孙应鳌，周渔璜，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姚华、蹇先艾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人物，刘纲纪、乐黛云先生这一代，则已经以他们人生的辉煌在昭示着贵州的后来者。尽管很长时间以来，从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方面着眼，地处边缘的贵州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来说，边缘也未始不是动力。
9、作为“边缘人” ，贵州学子难免会有他们的苦恼，比如不安于边缘的逼仄、封闭，渴望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参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进程等等。但如此一来，压力对他们自然也就会变成动力，劣势自然也就会变成优势。 这当然仅仅是从主观方面说的。客观方面，从明清到抗战，五六百年时间，贵州“边缘”文化曾有过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多次交流和碰撞。第一次是明王朝朱元璋的大军征南与随后的调北填南，安顺因处于“滇之喉，黔之腹”位置， “右临粤西，左控滇服” ，还可威慑当时势力较大的水西少数民族土司集团，因此成为贵州较大的军事基地之一。贵州在永乐十一年（1413 年）的建省，主要也5是为了绾毂西南，经略边疆。直到今天，安顺
10、很多地名还有军事据点或军事城堡的色彩。最有名当然是屯堡，这里村民的服饰、语言与周边地区均不同，他们也自称是南京人。类似地名，在刘纲纪先生家乡还有营盘、哨房、新屯等。刘纲纪先生的出生地号营村也是这样的地名。现在普定的乡村旅游还在这样宣传：游览历史文化悠远、积淀厚重的屯堡民居和古军事建筑群，登临号营山庄峰顶，一览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 到了清代，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人数更多，结构成分也远较明代复杂。除了军事移民那种整体性、成规模的来路，还有为数更多的商业移民、垦荒移民等。贵州四季温湿，气候条件适宜耕作，再加上地旷人稀，垦荒移民人数最多。 黔南识略即有普安等地土目大姓招佃耕种，使得“流民凑聚，滇蜀失业穷
11、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的记载。这些以“客籍”身份进入贵州的移民，有的很快便在农村置宅购产，有的住在城镇而在农村置田产，豪富者竟至购买“全庄”或“全寨”土地。更多游民则在农村租种土司或地主的土地，或者充当雇工。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苗” ，不但招募“苗民”耕种土地，而且还有许多“客民”为其充当佃户。由于“客民”来势汹涌，嘉庆、道光以后，清廷不得不对大批涌人贵州的移民采取限制政策，但仍然难以阻止移民潮，以致一些官员对到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的汉民，只好采取虚报、瞒报政策，以逃避责任。遇到水旱灾害，移民贵州之势更是不可遏阻。同治十年，竟创下了四川灾民一次涌入“达十万之众”的记
12、录。 这样的社会格局，自然比明代更为开放，不易造成隔绝、封闭的文化环境。直到今天，在贵州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外省移民的生活遗存，有6的甚至是整村整寨迥异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村落。如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周边都是土家族，唯这个寨是汉族，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与汉族完全一样，全寨均为周姓。据周氏家谱记载，明弘治六年（1494 年） ，楼上村周氏始祖周伯泉因为避难，一路行商进人贵州，到这个地方不走了，花 170 两白银置田置地，遂成楼上村周氏始祖，至今已繁衍 19 代人。在楼上村，处处是汉文化的痕迹，建有道观，自修家谱，每家都有堂屋，堂屋中都设有神龛，都把各式祝寿匾、功名匾或者楹联高悬堂中，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13、而这些特点，与周围的少数民族村寨形成鲜明对比。 贵州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风气的开化，文教的振兴，意义非常重大。边鄙之地科举人才的辈起，不能说与这种交流没有关系。明代师从王阳明的贵州学生多达数十名，有清一代，贵州则出了“四千举子，六百进士” 。他们当中有的直接参与清末社会变革的进程，并成为杰出人物，如丁宝祯、李端棻等。1989 年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的贵州举子即多达九十五人。1901 年辛丑科乡试，贵州还出了一名年仅 19 岁的举人，这就是邢端。当年的副主考华学澜在他 20 余万字的辛丑日记中，有一段关于邢端的趣事：发榜之后，门生按例要持帖登门拜见主考。主考吕筱苏“翻阅门生
14、手版，见邢端之帖并无黑皮，且另页有书姻愚弟某顿首拜者，有大书邢端二字者，以其年少得意，如此随便，特携来示其房师朱淮卿，令训导之。 ”后来才知道邢端并非故意，而是“初来见时，只备红摺三个，到号房始知须用两份，仓卒间误信号房之言，遂以旧帖补数，以为衙署中人当知规矩” 。被房师朱淮卿训饬后，邢端“深自引咎” ，重新持来手版， “请将前帖换回” 。主考、副主考谓因7其年少，只说“诸事宜虚心，不可自作聪明，故介君惩戒之，庶此后免于获戾，师生谊重，本无所苛责，帖不必换，可将手版还之。 ”此节记述虽无大妨，但亦知科举森严。邢端 1904 年再中甲辰科进士，朝考被点中翰林，成为一千三百多年后中国最后一场科举考
15、试中最年轻的翰林。 刘纲纪先生考上北大也是 19 岁。而在先生的青少年时代，也经历了边鄙贵州与外界文化的又一次大碰撞、大交流，这便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高校及大批文化人士的入黔、入滇、人川。这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一次“接地气”壮举。战争的逼迫，使他们对边鄙之地、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文化，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认识。例如，西南联大的部分师生曾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 ，于 1938 年 2 月中旬从湘西徒步出发，途经刘纲纪先生的家乡安顺去往昆明。在闻一多等老师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当地民歌，编辑成一册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在为这本书写序时，显然没有把这些歌傜完全当情歌看，而是更着意那种生命蛮性
16、的释放，一种久被“文明”压抑的快意宣泄。如这样的歌谣：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闻一多对这些歌谣的评价是：“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的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 ， 自尊心 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8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狰狰的动物，如果没
17、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 ” 多年以后，刘纲纪先生回忆起他小时候在号营村看的安顺“地戏” ，感受与闻一多竟有许多相通之处。他认为家乡的“地戏”是远古与祭神和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戏剧的罕见的遗存，具有人类学、文化学上的重要价值，但同时又和明代派镇贵州的军队中的娱乐有密切联系。 它跳的是武戏，是全本杨家将 。先生自云深受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心灵中引起一种很深的震撼，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而感到自豪。先生说：“回想当年乡亲父老们演出这地戏 ，也确有一种威武雄壮的阳刚之气，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这种阳刚之气，我以为是贵州人所赋有的一个特点，很值得加以发扬。
18、 ” 如果说外来文化人士对贵州文化的发现，是在荒服、野蛮中看到了生命力的强健，并把它当作挽救民族的希望，那么，对年轻的贵州学子来说，那些被战争驱赶着来到贵州的精英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风气，也令他们眼界大开，这同样是一种巨大的文化交流和撞击，注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生。刘纲纪先生说：“我青少年时期恰逢抗战，许多文化人逃难到贵州安顺，把进步的新文化传播到我家乡。巴金的家 、艾青的诗，给了我走出封闭的最初冲动，对美学、哲学的兴趣又强化了五四启蒙思想对我的影响。解放前夕，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如艾思奇大众哲学 ，对现实怀疑、不满，算是一个思想左倾的学生吧。 ” 或者可以说，在与新思想、新
19、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边远地区的贵州9学子如同生活在“中心”与“边缘”的两个世界之间，对“中心” ，他充满憧憬，充满渴望，那是一个新奇的、陌生的世界，他期待着去驰骋、去翱翔；对边缘，他有着牵挂，有着依恋，但同时也对它的逼仄和封闭不满，因而希望逃离，希望改变。某种意义上，此时身处边缘的他，就如同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但恰恰是这样的位置，又给了他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使他能够成为视野更加开阔，智力更加发达，胸怀更加博大，因而也更具理性，更具远见，更有睿智的人。如果说“中心”因为养尊处优有时难免踌躇满志，因而更容易固步自封，那么， “边缘”的危机、压力倒反而容易成为改变命运的动力或契机。因此说， “边缘”的存在，对于“中心”或许永远意味着持久战，意味着新的活力。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所谓“边缘”与“中心”的位置，绝不可能永恒不变，一切都要取决于永不停息的努力、整合、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