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族群边界成为国际人类学讨论的核心范畴之一。本文以从贵州农村迁徙到昆明，从事垃圾回收职业并聚族而居的布依族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布依族的族群聚居空间布依巷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释布依族在移居城市之后族群边界构建的动因。布依族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并未导致文化同化，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布依族族性并建构起刚性的族群边界，其动力来自布依族内部共同的文化聚合力及布依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张力，拥有经济和权力强势的城市主流群体对作为边缘群体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排斥起着主导作用。 关键词：布依巷 族群边界 同业聚居 社会排斥 作者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
2、心主任，教授；木薇，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091。 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c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于 1969 年出版之后， “族群边界”成为人类学界研究族群问题的重要理论而被反复提及与运用。族群边界理论摆脱了从语言、宗教、种族、土地等因素寻找族群认同的“原生论” （primordialism）的束缚，打破了从想象、创造、记忆等因素探寻族群建构理论模式的历史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分析框架，运用现象学方法“悬置”了族群起源、历史构成、文化特征等问题的探讨，转而讨论族群之间排斥与合并的社会过程对于族群2边界形成与保
3、持的作用，否定了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地理和社会的隔离为前提，人口流动与社会互动导致文化差异消失的论断，认为恰恰是族群之间的密切接触、相互依赖所形成的互补共生的互动结构促成了族际交往的规则或惯例的形成以及类别式（categorical）族群差异的保持，有时甚至促成了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族群意识。 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今人口频繁流动，族群密切互动条件下族群边界依然存在的事实，因而一直受到人类学界，尤其是国内人类学界的重视；但是，它忽略了族群之间权力关系的问题，并未看到相互接触与依赖的不同族群所拥有的经济、政治、话语等权力的差异对于族群的“自识”与“他识” 、认同感与异己感的形成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20
4、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族际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频繁，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差异化文化变迁景观，为族群空间与族群边界理论的讨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城市中少数民族群体的分布，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分散居住、相对分散从业的网状分布；集中居住、相对集中从业的块状分布。后者形成了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又可分为城市中原本已有的少数民族社区（如许多城市的回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进城之后新出现的同族聚居并从事共同职业的少数民族社区。本文所讨论的布依巷，就是这样一种由进城务工的布依族在昆明市区新建的以捡垃圾为共同职业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为观察与讨论族群边界在城市
5、中的建构和维持过程提供了具体案例。 在云南省昆明市，以“捡渣渣” （捡垃圾）为生的布依族家庭，聚居3在布依巷这种特殊的城中村里，他们以族缘关系为纽带，以共同居住空间和共同职业为载体，在城市中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流动的族群边界。租金便宜、适合堆放渣渣的地方，几户甚至几十户布依族家庭便会将其租下合族而居。昆明市的拆迁改造并没有导致布依巷的消失，布依巷以流动的同业聚居模式还存在于昆明市的一些角落里。 进入昆明的布依族如何在城市里建构与维持块状的流动的族群边界？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这样的经验事实有多大的解释力？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了布依巷调查。2009 年 9-12 月对位于昆明二环线附近的城中村社区，
6、也是当时最大的布依族聚居点五村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田野调查，此阶段观察到布依巷流动范围相对固定在五村内；2010 年 9-10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调查，此时昆明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了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项目 ，五村内的布依巷由于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迅速消失，2011 年 1 月，五村最后一个布依巷被全部拆除，基于五村的调查至此中断；2011 年 4 月底，笔者与重新“安营扎寨”于昆明西北边城郊结合部王村的布依族取得联系，发现布依巷在此重现，两个布依巷空间景观极其相似。本文主要以三个阶段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试图呈现布依巷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阐释布依族在移居城市之后族群边界构建的动因，从巴斯族群
7、边界理论所忽视的族群之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这种族群边界建构与维持的文化和社会条件。 一、布依巷自然空间边界的形成与演变 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随着城市的扩张，一片又一片农村和农业用地被开发为居民住宅小区或城市新区。在新区与4旧区、新区与新区、小区与小区之间往往会留下供农民和因土地被征用而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城市新型居民居住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贴面楼” 、 “亲吻楼” 、 “一线天”建筑格局与新开发的城市新区和住宅小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现代城市中呈现出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边缘，留下一些尚未纳入城市改造开发的角落。在这些被遗忘或暂时被遗忘的角落里
8、，如果租金低廉，够若干人家居住，有堆积捡拾到的可回收物品的空地，便可成为城市中以“捡渣渣”为生计来源的布依族的寄居之地。 布依巷的诞生地五村地处昆明市西山区新闻路延长线，紧靠昆明城区二环线，行政区划隶属西山区福海乡，临近大观河，它的北面与著名的大观楼公园相邻，属于典型的外来人口混合社区。据社区居委会 2009 年 8 月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该社区容纳了 2 万左右的外来人口，布依族大约占该社区外来人口数量的 10%。五村最早的布依巷出现在大观河边，如果从大观楼公园一侧对望五村，一片狭长的黑乎乎的棚户区隐藏在高高低低的城中村自建房当中，与周围的景观极不相称。棚户区由两条棚户带组成，棚户带由一间一
9、间的简易棚子拼凑起来，原是当地村民自建的窝棚。这些窝棚用于圈养牲畜，之后被“捡渣渣”的布依族租下。布依族利用“捡渣渣”的收获黑色的油毛毡、废弃的纸板和石棉瓦、生锈的铁皮、大棚的塑料薄膜等对破旧棚子的外观进行修补，以发挥遮风避雨之效。这些棚子搭建在土路上，遇上下雨天棚户带中间的路就变得泥泞不堪，各种细碎的“渣渣”嵌入泥土里，卫生环境较差，与城中村已被改造的柏油路形成鲜明的对比。走进棚子，几块破旧的三5合板拼在一起成了门，棚子里仅有一扇歪斜的窗户，敞着，很难看到完整的玻璃，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渣渣”混杂的难闻气味，妇女们通常领着大一些的孩子在整理着男人们捡拾回来的“渣渣” ，分类、清洗、装袋，小一点
10、的孩子玩着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玩具，在已经装袋的废品堆之间打闹嬉戏着。棚户带中间堆满了大包小包待出售的废品，只能容一个人通过，被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形象地称之为布依巷。 城市空间是一种有价之物，成本最终成为了重要标准。布依巷是流动的，哪里有便宜的可以用于堆放垃圾的房屋，可以供几户或是几十户布依族家庭一同居住的房子，布依巷就在那里。它并不像“浙江村” 、 “河南村” 、 “新疆村” 、 “东乡村”等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聚居点那样显眼，从巷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聚居规模较小，调查所见的布依巷有 6 户到 67 户不等。较“村”而言，隐蔽性更高，它散落于城中村社区中某条小巷，或是某个院落，或是某处荒置地，
11、在行政区划或是卫星定位的地图中是找不到的。上文提到的大观河边的窝棚，是五村出现的第一个布依巷。1994 年8 月，贵州省镇宁县马村的马荣为了逃避村中计划生育部门的管控，在妻子生下第三个孩子之后，辗转来到昆明。他在贵阳曾经有过“捡渣渣”的经验，到昆明后轻车熟路地干起了老本行。当时一家人住在离五村不远的二环线桥洞下临时搭建的棚子中，蚊虫叮咬，取水困难，遇上刮风下雨，棚子难以居住。在一次外出“捡渣渣”的过程中，他发现五村河边有一些没人居住的棚子，一间棚子大概十多平米。与棚子的主人谈好价格（20 元钱一个月）之后，一家人就在这里开始了居有“定”所的生活。五村的周围有很多住宅区，产生很多生活垃圾，便于一
12、家人就近6“捡渣渣” 。除了维持日常生活之外，一年之后还存下了 700 多元钱。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于移居城市的布依族而言，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1995 年春节过后，马荣带出了自己的亲哥哥马平、马兵和马杰，同时也把昆明的“好生意”介绍给了邻村的好友罗寨村的罗辉，四家人收拾行李，带着妻儿，踏上了来昆明的路。刚落脚的三户家庭又租下了连接着马荣家的三个棚子，并且和房子的主人商量再搭建了两个棚子，便于堆放杂物。继马家和罗家之后，一家又一家、一批又一批来自贵州镇宁、安顺、毕节、六枝等地的布依族汇聚于此，棚子越建越多，2009 年时，这里的棚子已经有 67 户布依族家庭居住，形成了聚族的布依巷
13、。 由于人口的增多，以及城管的整顿和清理，布依族可以租住的窝棚越来越少。在城市扩张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城中村和城市边缘的农户，由于农村另选址建设新村，在新的宅基地上建盖新房，原有的牲畜养殖中止等原因，原来废弃不用的破旧土建平房成为了布依族新的选择。来自贵州安顺的王凯、王勇等 6 户家庭在 2004 年春节之后，分别来到了五村投靠亲友，他们聚居的布依巷是位于五村旧址上的一片联排低矮平房。房子的屋顶覆盖着参差不齐的石棉瓦，四周没有窗户，墙面的沙土被岁月剥离得斑驳不堪，电线如蜘蛛网般穿梭于房屋内外，居住空间比河边的窝棚扩大了许多，每间房分为门厅和里屋，门厅堆积着捡拾来的价值相对较高的回收物品，里屋则
14、被作为生活起居的地方。由于房子的层高较高，又被隔出一层阁楼，夫妻和孩子能够分开居住，同时也给新来投奔或暂时落脚的乡亲留下了空间。联排平房的前面通常都有一块空地，既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场所，也是爱耍爱闹的布依族休闲娱乐的空间。7布依族妇女们在闲暇时，会相约附近的老乡在此跳“广场舞” ，不时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至 2009 年，以布依巷的形式聚居于五村的布依族达 400 多户、大约2500 人。之后，在昆明强力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五村被纳入“城中村”改造对象。2010 年 10 月，五村的窝棚和土建平房被全部拆除。在此期间，居住在土建平房中的王凯等几户人家，又打游击似的在五村的废墟房屋中住了两个月，
15、最终在 2010 年的 12 月被拆迁队下了“最后通牒” ，搬离了五村。布依巷类似一个“小村” ，熟悉的人住在一起操着共同的语言，有着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生活经历。尽管布依巷是租来的，但给予布依族的是一种拥有感，安全感。五村拆迁后，被驱散的布依族通过同城居住的亲戚、老乡、拾荒时认识的同族打听租房的信息，在昆明找寻新“家” 。 在城郊结合部，一些工矿企业因破产或搬迁而留下弃置不用但尚未拆除的破旧建筑。位于昆明西北部城郊结合部的王村曾是昆明最热闹的工业区之一，聚集了众多工矿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些企业纷纷被改制、撤并，居住人口锐减，一些建筑被闲置起来。被迫从五村布依巷
16、迁出的一些人家选择了该社区林家院用木头和土坯建成的老旧院落，以每户每月 150-250 元不等的价格租下，重建了布依巷。小一点的院落住三四户，最大的院落住十多户。这些房屋通常为两层楼，原来大都是工矿企业职工集体宿舍，居住条件优于上述两类。布依族迁来后，一楼用来住人，二楼用来堆放回收来的价值较高的物品和晾晒衣物，还在过道和走廊上搭建起了厨房。这类院落可以利用的空8间虽然比较多，但老鼠成堆，为此，居住在院落中的布依族，一改过去喜欢养狗防盗的习惯，而改为养猫，猫成了院落中的必备“新宠” 。院中的天井不仅可以堆放垃圾和供孩子们相约玩耍，也成了逢年过节摆上几桌、老乡们喝酒打牌的好场所。 此外，据笔者调查
17、，昆明市具有一定规模的布依巷分布在黄土坡片区的大小谷堆村、王家桥社区、普吉村，白龙寺片区的长地埂村和波罗村，白马片区的红联、白马和土堆社区，船房新村社区，平桥片区的平桥村至韩家湾。至今，布依巷仍似一块块马赛克星罗棋布地镶嵌在现代新昆明的西北部、西部和北部边缘之上，形成了明显的自然空间边界。 二、布依巷文化边界的营造 来昆明从事“捡渣渣”行业的布依族所建构的布依巷，不仅有着明显的自然空间边界，同时也存在特殊的文化边界。来自布依族内部共同的文化聚合力，不断营造着布依巷的文化边界，在布依巷族群边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 “捡渣渣”是布依巷构建的物质基础，居住在此的布依族营造出“捡渣渣”
18、的行业文化氛围，与其他流动人口居住的空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从客观的角度看，大部分布依族不通汉语，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于那些需要用汉语打交道的职业或需要一定技能的行业，他们不具备从业资格，很多雇主不愿意雇用他们。 “捡渣渣”中的垃圾捡拾、废品分类工作属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活儿，不存在生计适应的障碍，并且不需要资金的投入，一个筐，一个铁钩，就可以走街串巷。从主观的角度看，第一，来自偏远地区的布依族长期从事农耕，更愿意选择自由性较9大的职业， “捡渣渣”不需要被人监管，没有类似工厂工作等严苛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如果遇上雨天，布依巷里的男人们通常三五成群地相约在家中喝酒聊天，女人们可以选择在家一边领孩子，
19、一边整理垃圾，或是骑上三轮车，用背篓背上小孩外出“捡渣渣” ， “捡渣渣”与其他工作相比具有更大的随意性。第二，举家迁移的布依族，很看中“家”的观念。在迁移的家庭中，三代同迁的现象较为普遍，通常是妇女在白天分几个时段外出捡垃圾，男性傍晚外出捡垃圾直到午夜回来，孩子无人看护的情况很少见，垃圾的分类、整理、捆扎则是全家一起完成，老人和小孩也成为了主力军，达到了家庭劳动力使用的最大化，以此来适应城市生活。第三， “捡渣渣”的布依族在此交换工作信息，比如哪里的“渣渣”好捡，哪类“渣渣”能卖好价钱，或者是布依巷的家庭联合起来与上门收购的货商讨价。近年来，随着昆明城中村拆迁，涌现了一大批被称之为“敲铁工”
20、的布依族。他们时常拿着铁锤、钢钎及高科技的金属探测仪，在一片片被刚刚拆完的旧房工地上用金属探测仪寻找钢筋，定位。男人挥起铁锤使劲敲，女人拼命挖土，然后将一根根埋藏于地基里的钢筋挖掘出来，再以一公斤 20-40 元不等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他们建立起了布依巷之间的信息网络，一旦打听到哪里有拆迁的工地，他们立马行动。只需要一辆两轮摩托，后座上挂上两个竹筐，布依族男人们就可以三五成群地出动去捡“漏” 。当所有的上层主体钢筋被承包商拿走之后，被剩下埋藏于地基里的那些钢筋就属于他们了。虽然“敲铁”是十分辛苦的工作，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钢筋的价格不菲，最多的时候可以挣到几百块。第四， “捡渣渣”的布依族聚
21、居在布依巷中，他们相互肯10定“捡渣渣”行业的劳动价值，并不以此为耻，使得“捡渣渣”成为布依族一直从事的行业，也使得布依族在拾荒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 “捡渣渣”行业，通常被看作是一项丢脸的事情。相比汉族的拾荒者而言，布依族认为“捡渣渣”并不丢脸。汉族的“捡”需要等夜幕降临或在天未亮的时候进行。一位来自四川的汉族拾荒者告诉笔者，由于找不到工作，她也会捡废品去卖，但大都选择在早晨天没亮之时，偷偷摸摸地捡，怕邻居和朋友发现看不起。而布依族的“捡”是从早到晚的，他们不畏惧旁人的眼光。一位布依族老乡解释到：“在布依巷的布依族都是捡渣渣的，大家在外面遇到也不觉得丢脸，其他人我们也不认识，不怕别人看不起。
22、”相比“偷偷摸摸”的“捡”而言， “光天化日”的“捡”使得布依族有更多捡到“好东西”的机会。 其次，从迁移的动因而言，流动布依巷不仅是布依族寻求生计的空间，更是为了实现其生育男孩偏好的避风港。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在贵州布依族向昆明的迁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布依族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民族，但与同一语支的傣族生育观念差异明显，高度重视生育，追求多生并有男孩偏好。与许多民族一样，布依族流传着龙崇拜。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布依族的龙被赋予了特殊的功能生育和保佑孩子平安。耍龙时，布依族妇女争抢“龙须”以祈求生子， “龙须”被系于小孩的手上作为护身符。一些布依族村寨则以铜铸的龙宝作为神物，备下重礼，来祈求生育男孩。这些习俗呈现出布依族强烈的男孩传宗的生育观念，而这一观念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相冲突的。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惯性作用下，布依族与计划生育政策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来自贵州六枝 23 岁的小王已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