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春秋时期婚姻特点之探究摘要： 本文通过对左传所记婚姻现象的分析，认为春秋时期的婚姻具有形式多样化和目的政治化的两大特征。其中，娶、媵、烝、报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从人者”的社会地位；而奔、择、通现象的存在，则反映了人性本能对自由与爱情的追求。 关键词： 左传 ；婚姻；形式；目的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77-07 左传作为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历史散文著作，以春秋记事为纲，用高超的叙事手法，展现了春秋时期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婚姻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也多有涉及。本文即力图通过对左传
2、中有关婚姻现象之记载进行研究，从而窥视春秋时期上层社会的婚姻特点。 一、婚姻形式多样化 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婚姻在形式上首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因为在礼制社会里，人们以“礼”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1457，故而“礼”成为价值评判的最终标准。而以“礼”的标准，对于春秋时期的婚姻形式，我们可以作如下划分：礼制所提倡的，称之为“合礼婚制” ；礼制不提倡也不禁止的，称之为“不违礼婚俗” ；礼制所禁止的，称之为“违礼婚象” 。 2（一）合礼婚制 1.“同姓不婚”的“嫁娶”婚制 “嫁娶”是春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式，以男性言之，为“娶” ，如“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130；以女性言之，
3、为“嫁” ，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 。1363 男娶女嫁之事，统称为“成昏” ，如“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155 这种由嫁娶而成婚的，被视为合礼婚姻，受到礼制的认可，与今日之合法婚姻受到法律的保护相类似。 左传记事，以鲁纪年为目，侧重于鲁国史事的记载，对于娶妻、嫁女之事自然也以鲁国所记最详，至于其他诸侯嫁娶之事，则奉行“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1124 的原则，致使我们所见之记载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我们就以鲁国之嫁娶记录来研究春秋时期的嫁娶婚制。据笔者统计， 左传 （包含春秋 ）所记鲁国诸侯娶女之事共计 15 例、嫁女之事共计 14 例，分别如表 1、表 2：
4、表 1左传所记鲁国娶女之事 由表一、表二可以看出，仅表一例 14 中之鲁昭公娶于吴为“同姓而婚” ，可见“同姓不婚”是春秋时人 “嫁娶”婚制最突出的特点。 礼记大传曰：“（同姓）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2430，即虽有“礼崩乐坏”之说，西周的“同姓不婚” ，在春秋时期仍得以保留，故时下对“同姓而婚”皆以“非礼”视之，如论语述而载陈司败曰：“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3再如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 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 ，其死曰孟子卒 。 ”2688 这一3原则对于诸侯而言，则表现为两个异性诸侯国之间，往往形成了世代通婚的
5、情况。故鲁国宗人衅夏云：“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11723，即鲁国先后与任姓薛国、子姓宋国、姜姓齐国世代通婚，其中又以鲁、齐的姬、姜联姻持续时间最长。这与表一所列举情况相符，由表一可知，鲁国先后有桓公、庄公、僖公、文公、宣公娶齐女；而齐国先后有昭公、灵公、景公、悼公娶鲁女，双方联姻达百年之久。 2.“同姓为媵”的“媵”婚制 “媵”婚制，即陪嫁婚制，春秋时被视为嫁娶婚制的合礼补充。 左传 （包含春秋 ）对这种婚姻形式的记载共有 12 例，如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这种陪嫁婚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所嫁之女家族内部遣女陪嫁。如例 1 中陈国戴妫为其姊厉妫陪嫁；例 3
6、 中戎国小戎子为其姊大戎狐姬陪嫁；例 4 中骊戎国骊姬以其娣陪嫁；例 5 中齐国叔姜为其姊哀姜陪嫁；例 6 中秦国怀嬴为文嬴陪嫁；例 7 中莒国声己为其姊戴己陪嫁；例 9 中鲁国鬷声姬为其姑颜懿姬陪嫁；例 11 中胡国齐归为其姊敬归陪嫁；例 12 中宋国子朝之女以其娣陪嫁等等。二为一国诸侯嫁女，其他诸侯国送女为陪嫁。如例 2 中姬姓之卫国嫁女至陈国，同姓之鲁国遣女陪嫁；例 8 中姬姓之鲁国嫁女至宋国，同姓之卫国、晋国和异性之齐国都遣女陪嫁；例 10 中姬姓之晋国嫁女至吴国，异性之齐国遣女陪嫁等等。 对比这两种情况，我们很容易发现，从数量观之，家族内部遣女陪嫁的现象，远较其他诸侯国来媵为盛；从地
7、位观之，家族内部所媵之女4的地位，远较其他诸侯国所媵之女为尊，这可从前者多有子见于记载与后者无子见于记载推之。此外，第一种情况中， “以娣从”明显多于“以姪从”之例；第二种情况中， “同姓来媵”明显多于“异性来媵”之例，而娣、姪者，与同姓诸侯国来媵之女，皆同姓，这在陪嫁者之间就出现了由姓氏之异同而衍生的泾渭两端。由于宗法制社会里，人们以为“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4337，所以重姓氏、重血统是毋需争议的公理，故而有以同姓陪嫁为有礼，而异姓陪嫁为非礼的评判标准。如针对鲁国嫁伯姬一事， 左传成公八年曰：“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184
8、0；成公九年曰：“晋人来媵，礼也”1844；而在成公十年对“齐人来媵”1847 之事，则无“礼也”之传，鲜明地表达了对异性来媵“非礼”的立场。可见，所媵之女的身份总体上呈现出的娣多于姪，姪多于“同姓” ， “同姓”多于异姓的趋势，实质上是从血缘出发，姐妹较姑侄为近，姑侄较“同姓”为近， “同姓”较“异姓”为近的考虑，即是一种近亲、旁亲、远亲与无亲的关系体现。故以“同姓为媵”为根本原则，反映的是一种“亲上加亲”的婚姻理念。 （二）不违礼婚俗 1.“子母”异辈的“烝、报”婚俗 左传中关于“烝” 、 “报”婚姻形式的记载，共计 6 例，见于表4： 此处我们将烝婚、报婚归之一起讨论，在于两种婚姻形式具
9、有共通性。由表四可以看出，六例之中，五例皆为“子”与“母”的关系，仅5一例为“叔”与“嫂”的关系，而古以“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如礼记大传就曰：“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2429，故烝、报婚姻形式其指向都是属“子”之晚辈与属“母”之长辈的异辈结合。然而，既有共通性，为何又被分属两类不同的婚姻形式？我们从其身份可得其原委。在五例烝婚中，不管是庶母、嫡母，还是嫂，都同属于一个宗室；而一例报婚中之叔母，则分属同一家族的另一分支。可见，烝婚与报婚的区别在于“同宗”与“同族”的近远和亲疏的划分。 这与文献记载关于“烝” 、 “报”之名在祭
10、祖之礼的运用上，相互吻合。如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冬曰烝”2152；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烝冬享先王”5，可见“烝”还用作祭祀近祖之祭名。又据国语鲁语上载：“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160161，可见“报”还用作祭祀远祖之祭名。这与烝婚、报婚所呈现的亲疏区分不谋而合，加之祭祖的上承之义与婚姻的下启之义，可知烝婚、报婚这两种婚姻形式的得名当分别来源于烝祭、报祭这两种祭祖之礼。 这种宗法区分还与烝婚、报婚中之女性及其所出之子女的命运相伴始终。被“烝”者可以被立为正妻，如例 1 中的夷姜。被
11、“烝”者之子女，不仅被纳于宗室，还可继承大统或立为诸侯夫人，如例 2 中的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例 3 中的戴公、文公和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而被“报”之“陈妫，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6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1674，这里所“报”之子女的命如草芥与所“烝”之子女的际遇，真是天差地别。而总体看来，这两种婚姻形式，虽都没有任何聘娶礼仪方面的记载，但都构成了长期、公开、稳定的婚姻关系，时人不以“礼也”加以肯定，也不以“非礼”加以否定，可见烝、报婚姻形式可视为一种长期同居关系下的事实婚姻，为礼制所容纳，是一种婚俗。 “夏姬”之例，就是很好的证明。夏姬在其夫连尹襄老死后，被其子黑要
12、所“烝” ，而在得到申公巫臣的许聘承诺后，便借口迎接襄老之尸离开楚国，回到郑国与巫臣结为夫妻。夏姬在被“烝”之后，一方面仍可以襄老夫人的身份出国迎尸，另一方面，还可接受巫臣的许聘，可见“烝”婚并非制度化的婚姻关系。再从其数量之少来看，也可说明烝、报婚姻形式只能是一种不多见的婚俗。 2.父兄所允的“自择”婚俗 “自择” ，是女子自己选择夫婿的婚姻形式，既不违背礼制，也满足了自由爱情的欲望，是春秋婚姻中最美好的代表。 左传对此仅有如下两例记载：昭公元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
13、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 ”适子南氏。112111212 定公五年：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 ”以妻钟建，以为乐尹。11554 在这两例中徐吾犯之妹选择了威武阳刚的子南，季芈选择了国都危难时背负她的钟建，而其婚姻关7系得以缔结的关键在于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如徐吾犯之妹得其兄的允许、季芈得其父的允许，也因未违背“父兄之命” ，故不算离经叛道之举。但又与传统的“婚姻六礼”有所出入，故虽未遭“非礼”的评议，却也不受到提倡，同样只能作为一种少有的婚俗。 （三）违礼婚象 1.通 “通”是左
14、传对春秋时期贵族违礼婚姻现象的专称， 左传明确记载为“通”者有 17 例，见于表 5：续表 由表五可以看出，春秋以“通”视之者，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双方皆有家室者，如例 1、3、11、12、13、15、16；二为单方有家室者，如余下之例。 左传载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1152 可见， “通”是对婚外性行为的专称，是一种违礼的婚姻现象，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从其结果来看，轻则危己害人，重则灭族乱国。故这种现象，虽是情欲残缺的补充，却得不到世俗的认可，士大夫讥为“非礼” ，下层民众刺为“淫乱” ，如齐人作敝笱以刺齐襄公通于文姜；陈人作株林以刺陈灵公、孔宁
15、、仪行父通于夏姬等等。除去这种婚内、婚外的主体区分，称“通”者还具体从人情伦理和阶级定位而定性：从人伦出发，以亲属之间的性行为为“通” ，如直系亲属间的例 1 中之兄妹，例 4 中之祖孙，例 12 中之翁媳；旁系亲属之间的例 6 中之叔父与侄媳，例 16 中之叔父与侄女。从阶级出发，以上下异级之间的性行为为“通” ，如以下淫上之例2、3、7、8、9、13、17；以上淫下之例 4、10、11、12、14，以此舆论8声讨、后果警示的方式来保障人伦纲常和等级内婚的正常运行。 2.奔 春秋时期，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婚姻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私奔之风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副男女自由恋爱的生动图景。 左
16、传记为“奔”者，共有两例，如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11324；再如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 ”11401 这种私奔行为是对正统婚姻的叛离，是追求自由爱情的非理性表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婚俗风情的认识。 二、婚姻目的政治性 礼记经解曰：“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2652，而“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妇夫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2817，故婚礼之实质在于保障君臣大义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 1.嫁娶婚制的政治性 嫁娶婚制为何要强调“同姓不婚”？左传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出于后嗣健康的考虑，如僖公二十三年
17、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408；昭公元年曰：“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11220 二是出于邦交友好的考虑，如文公二年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 。1526 前者主要是从近亲通婚的生理危害出发，但姬、姜二姓产生甚早，到春秋时期，诸侯国之同姓者在血缘上已相当疏远，同姓而婚也未必就是近亲通婚。因为“同姓不婚”的直接结果就是“异9姓通婚” ，这无疑有利于建立新的血缘认同，并实现邦国利益。故后者解释为优，即“同姓不婚”在于“合二姓之好” ，故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2815 而如此之婚礼大义，也使得嫁娶婚制注定充满着
18、政治意味。 这种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皆以家族势力或邦国势力为背景。如卫大叔疾出奔宋之初，为立足于宋，与得势之子朝联姻，后子朝失势而出于国，其女也旋即被出于室；同样，卫大叔疾尚在势时，孔文子以其女妻之，待疾之弟“遗”得势时，又以其女妻“遗” 。116651666 再如春秋初，郑庄公小霸，齐国为改善邦交，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 。1113 故决定娶妻与休妻的根本因素在于政治目的，这更体现在为达政治目的， “同姓不婚”的原则也可抛弃，如晋国为服从晋楚争霸的大局，嫁女与同为“姬姓”之吴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扩；鲁昭公失势于国，为拉拢吴国做外援
19、，而娶吴女以示好等等，可见婚姻不过是实现家族利益或邦国利益的政治手腕。 2.媵婚制的政治性 媵婚制为何要强调“同姓为媵”？笔者认为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首先， “以姪娣从”之媵婚制而言，遇正妻无子等特殊情况，媵女之子可承继大统。如表三例 1 中厉妫之子早死，其娣戴妫之子得立；例 5 中哀姜无子，其娣叔姜之子得立；例 9 中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之子得立；例 11 中敬归之子子野过哀而卒后，其娣齐归之子公子裯得立等等。 “生子” ，即是实现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好手段。此外，遇正妻早死等特殊情况，10还可以媵女保持婚姻关系，如例 7 中之“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等等。故“以姪娣从”者，是妇家为
20、防不测，以家族力量为后盾，以最大程度保障妇家在夫家的政治利益。故这种主嫁之女与陪嫁之女的利益攸关，往往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晋献公之“（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骊姬受宠，晋献公欲立奚齐而废太子申生、并逐群公子， “唯二姬之子在绛” ；又据左传文公十二年载：“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勿绝昏，公许之”1587，由“请勿绝昏”可知，常态下之“出妻” ，包括出其陪嫁之女。 其次，从“同姓诸侯来媵”来看，其所媵之女无生子的记载，故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以此增强同姓之间的血缘认同，从而实现政治联盟。我们从“鲁嫁共姬”的事例来看，往媵者有同姓之卫和晋，鲁为周公之后，卫为康叔之后，晋为叔
21、虞之后，皆文武之胤，天然的血缘认同，使他们更容易达成现实的共同利益。观此时天下之局势，知被中原视为蛮夷之楚国势力正北上扩张，有意欲问鼎天下之野心，中原各国顿感危机，组成了以晋国为首的中原大联盟与之对抗，如春秋成公七年就载：“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 ”1832 宋、鲁、卫、晋皆在其间，故这次会盟之后的嫁娶与陪嫁之事，不过是作为巩固这一联盟的伎俩。 再次，从“异姓来媵”之事来看，齐国甘冒“非礼”的评议，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据春秋成公十年载：“五月，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1847，齐人在“鲁嫁共姬”之年不曾媵女，而在宋、鲁、卫、晋会盟之后来媵，可见此事是出于加强政治联盟的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