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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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1公众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与分解摘要: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及其影响机制,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关心缺乏系统的经验研究,且缺乏城乡居民的直接对比。本研究基于 CGSS2010 年环境模块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现状及特点,分析城乡环境关心的影响机制,并使用 Oaxaca-Blinder 模型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主要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农村居民内部群体的特征更多表现为对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分解发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知识变量能解释城乡环境关心的

2、大部分差异,而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环境再生产结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导致城乡居民的二元价值理念、环境科学素质、公共参与等结构,最终导致环境关心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关键词:城乡居民;环境关心;环境知识;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62-09 一、背景与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倾向。随着产业梯级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批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以及生活、工业垃圾2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导致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加剧,逐渐形成“城市环境逐渐好转,农村环境逐步恶化”的

3、二元结构。一方面,城乡区域的环境问题差异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和主张也是环境问题的重要内涵。基于此,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成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焦点。西方研究表明,居住地假设是环境关心研究五个基本假设之一,居住地是环境关心的关键变量,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总比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那么,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实际情况如何?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 XGSS2003 数据检验了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遗憾的是,该数据库不包含农村,目前关于城乡环境关心差异研究尚缺乏基于全国范围内抽样的系统定量比较研究。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本研究利用 CGss2010 数据,系统检视中国城乡居民的环

4、境关心差异,以期深化环境关心的居住地差异研究。 二、文献综述 环境关心的居住地差异是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研究结论不尽一致。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西方相关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关心环境。这些研究认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且暴露在较高的环境风险中,更倾向于环境保护。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较多持有实用主义价值观,更多的关注经济增长而较少关注环境。国外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视角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居民对于饮用水、空气污染等关心程度较商,而农村居民对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关注度较高。 与上述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关学

5、者证实,城乡变量对环境关3心产生影响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表明,城乡环境关心差异正在逐步消失,琼斯利用美国南部的数据分析发现,控制人口特征变量之后,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并不具有显著的差异。邓拉普等研究发现,城乡居住地对环境火心的影响力较小。部分学者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得到结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呈现更高的环境关心,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农村的环境管理服务和环保设施正在逐步完善,因而农村居民也呈现出更多的环境保护行为,环保意识较高。 国内关于城乡环境关心差异的研究发现和结论亦不相同。马戎等利用“全球环境调查项目”数据,进行简单的频数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在环境问题感知、环境态度等环境意识问题

6、上,显示出比农村居民更高的环境关心。城乡居民关注环境问题的视角也有区别,城市(镇)居民对噪声、空气等环境污染的关沣较多,农村居民最关心的是垃圾处理问题。胡荣基于福建省环境意识调查数据发现,在控制其他人口特征变量的情况下,遭受严重污染的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更强。周景博等分析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数据显示,远郊区的环境意识得分显著高于城区居民。 综上所述,有关城乡环境关心差异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西方且其没有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国内的研究基本都以大城市或环境脆弱的单一地区为主,样本量有限,缺乏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数据,导致结论不一,不具有普适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城乡基本是作为一个辅助变量

7、,缺乏对城乡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的深入探讨和比较。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全国的抽样数据试图回答:公众的环境关心是否存在4城乡差异?如果存在,是怎样的差异?城乡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是否一致?社会人口特征和环境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环境关心差异?最后尝试从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三、研究假设 结合上述对城乡环境关心差异的实证和理论探讨,笔者提出以下基本假设:中国社会存在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城乡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具有不一致性。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具体操作化假设如下: 首先,基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经济优先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关心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面对日趋

8、恶化的环境问题,越可能采取行动去解决,进而产生较强的环境意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物质主义观盛行,更多的关注收入等物质问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意识的产生。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基于此,设立假设 1: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 其次,环境关心水平还受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社会控制体系、城乡科学文化素质断裂等二元特征,可能导致城乡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不一致性。具体而言,不同的性别文化可能塑造不同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由此可能影响着性别与环境关心。实证研究显示,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是通过性别意识、环

9、境知识等起中介作用;城市地区性别与环境关心通过环境知识的中介机制起作用;农村传统性别意识强烈,整体环境知识水平较低,可能抑制环境5关心。基于此,设立假设 2:不同性别存在环境关心差异,男性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女性;城市中性别与环境关心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起作用,农村中性别对环境关心存在直接效应。 以往研究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水平越高,环境关心水平越高。不同城市地区、收入群体环境关心差异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而农村整体的环境知识水平较低,不同农村地区、收入群体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可能是直接效应,而不是通过环境知识中介变量起到间接影响。基于此,设立假设 3:不同区域的居民存在环境关

10、心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环境关心水平逐步递减;城市地域类型与环境关心通过环境知识起中介作用;农村地域类型对环境关心具有直接效应。假设 4:收入与环境关心呈显著正相关;城市居民的收入与环境关心通过环境知识中介起作用,农村居民的收入对环境关心存在直接效应。 除了上述性别、居住地、收入假设之外,根据范李尔和邓拉普总结的环境关心与社会基础五项基本假设,还包括年龄和教育程度假设。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与环境呈负相关,年轻人比年长人更加关心环境;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知识水平越高,越可能出现较多的环境关心。这两个变量对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都具有同样的效力。基于此,设立假设5:城乡居民的年龄与环境关心呈显著负

11、相关。假设 6:城乡居民的受教育年限与环境关心呈显著正相关,对环境关心有促进作用。 最后,本研究还试图验证知识支持理论假设。该理论认为环境知识水平的高低导致居民呈现不同的环境关心。基于此,设立假设 7: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呈显著的正相关。 6四、研究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 CGSS20lO 调查数据,CGSS2010 数据采取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在全国内地 31 个行政区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 16 岁以上的城乡居民,最终调查样本数为 11785 人,城市样本占 61.1%,农村样本占 38.9%。其中环境模板的样本应答人数为 3716 个。 (

12、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环境关心。环境关心是指人们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或者个人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通过邓拉普等修订过的 NEP 量表来测量,量表由 15 个项目组成,被调查者从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无法选择等进行回答,对于 1、3、5、7、9、11、13、15正向项目,将其回答分别赋值为 1、2、3、4、5;对于2、4、6、8、10、12、14 负向项目,将其回答分别赋值为5、4、3、2、1。此次调查中涉及“无法选择”情况较多,为了不造成大范围缺失,导致样本偏误,本研究将“无法选择”算作“不确定或说不清”赋

13、值为 3。信度检验表明,Cronbachsalpha 系数为 0.7489,表明量表的内部信度一致性比较好,可以进行累加。将量表的 15 个项目进行累加,累加后得分范围为 1575 分,得分越高,代表环境关心水平越高。 2.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城乡,这是一个定类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农村赋值为 0,城市赋值为 1。为更清楚厘清城乡的环境关心差异,研究中还纳入其他环境关心的社会基础变量,如性7别、个人收入、受教育年限、地域类型(东、中、西部) 。其中性别、个人收入采用直接测量法。以“文化程度”来计算教育年限: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或私塾=6,初中=9,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14、=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根据现有的统计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 12 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山西、四川、重庆、西藏等 10 个省份,根据相应的省份,将数据重新编码赋值,东、中、西部分别赋值为 1、2、3,其中,西部为参照变量。 研究中还纳入环境知识变量,环境知识主要通过一个包含 10 个项目“环境知识量表”来测量。量表包含:(1)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破坏

15、环境;(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破坏大气臭氧层;(5)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6)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7)国内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8)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9)国内水体污染报告中,V(5)类水质要比 I(1)类水质好;(10)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被访者根据自身的判断,从正确、错误、无法选择三项进行选择。其中 1、3、5、7、9 为错误的说法,2、4、6、8、10 为正确的说法。信度检验表明,环境知识量表的Cronbachsalpha 系数为 0.8052

16、,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可8以进行量表累加。本研究将实际判断错误赋值为 O,实际判断正确赋值为1,由于涉及“无法选择”的样本较多,为了不造成样本缺失太多,将“无法选择”看作实际判断错误。将各项得分累加,得分范围为 010分,得分越高,代表环境知识水平越高。 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特征描述见表 1。 五、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与环境关心的交互分析 根据表 2 的交互统计结果,总体上看,城乡居民总体的环境关心水平一般,40.9%的居民得分在 5059 分之间,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水平,14.5%的居民环境关心得分在 60 分以上。具体来看,环境关心与城乡地区关系密切。卡方检验表

17、明,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p=0.0000) ,农村居民中环境关心得分 50 分以下的占 60.8%;城市居民中环境关心得分高于 50 分以上的达到 64.7%,其中 60 分以上的约占 19%。基于简单的交互分类统计,我们初步可以证明假设 1,即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在中国社会是存在的,且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 (二)多元线性模型吸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厘清环境关心的城乡差异,研究中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进一步检验研究发现的准确性。具体研究结果如表 3 所示: 首先,模型 1 中单独引入城乡变量,观察城乡变量对环境关心的作用。模型 1 回归系数显示,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得分

18、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且统计显著;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得分高 4.040 分,9假设 1 得到证实。模型 1 的调整 R 平方为 0.0738,表明城乡单一变量能够解释环境关心总体差异的 7.38%,城乡居住地对环境关心具有较大的影响,与邓拉普和琼斯的研究呈现较大的差异,他们研究认为居住地对环境关心存在微弱的影响。模型 2 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仍然十分显著,只不过城乡环境关心的差异水平由原来的 4.040 下降到 1.046,表明环境关心除受到城乡居住地本身的影响之外,社会人口特征和环境知识变量也是影响环境关心差异的重要变量。其次,为了检验城乡环境

19、关心的社会基础是否具有一致性,本研究分城乡建立两个模型(模型 3 和模型 4) ,比较城乡差异。从模型 3 和模型 4(如表 4 所示)的调整 R 平方来看,城乡两个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0.2176 和 0.2244,表明性别、年龄、收入、地区类型、受教育年限、环境知识等变量对环境关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具体的影响机制不一样。1.性别与环境关心。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模型 3 显示,性别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并不存在直接效应,而且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男性的环境关心水平,但不具有显著统计性;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表明,性别对城市居民环境关心的影响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经过环境知识这个中

20、介变量影响后,性别对于环境关心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反方向,男性的环境关心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与研究假设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模型 4 显示,性别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环境关心得分要高100.757 分,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存在不一致性。农村的传统性别意识较强,更有可能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局面,导致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机会少,政治意识弱,较少关注环境问题。综合结果表明,假设 2 得到验证。 2.年龄与环境关心。年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对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均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表明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正 u 型变化的状态,假设

21、 5 未得到证实,此结果与王建明等根据全国城市家庭数据得出的结论相似,但与 CGSS2003 城市居民的数据检验存在一定的差别,CGSS2003数据发现城市居民的年龄与环境关心呈现正相关。这里可能的解释在于,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每个年龄段的年龄角色和社会经历发生相应的变化,影响着年龄与环境关心。与中老年相比,年轻人处在一个日趋开放、自由的经济社会中,呈现出与上一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品味追求,更可能持有后物质价值观;另一方面,年轻人接触和使用新媒体频率高,获取环境信息的途径较多,接受较多的环境教育,呈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然而随着年龄的逐步增长,经济压力较大,可能较多的关注经济问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少。年龄达到 61 岁左右经历的污染和环境风险较多,越可能为下一代考虑而更加关心环境。 3.收入与环境关心。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4 发现,城市居民的收入与环境关心不存在直接效应,模型 5 显示,城市居民的年收入是通过环境知识这个中介起作用,与以往的研究保持出一致性。农村居民的收入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显著统计性,回归系数为0.00278,表明农村居民的收入越高,环境关心水平得分越高;假设 4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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