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摘要：未来 510 年重庆劳动力资源呈现“存量保持高位、增量负增长、构成老化加剧”的格局，但在产业升级、劳动迁移的背景下，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我国逐步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能有效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基本平衡，不宜夸大当前及未来的“用工荒”形势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它只是各地经济快速扩张和同质化竞争过程中的“成长痛” ，与当前区域劳动力供给变化并无因果关系。面对普工的“用工荒” ，不应简单地通过引入外来的普通劳动力来化解，而应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存量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劳动参与率）予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来
2、临，既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外在动力，也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好机会。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用工荒；刘易斯拐点效应；劳动参与率；劳动力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配置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41.21；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3?0008?07 一、引言 2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最为活跃、最有创造力的要素，是企业创造财富最主要的源泉。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各省区竞相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以谋求现代产业布局快速扩展，同质化竞争致使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招工难”现象亦陆续蔓延到重庆等中、
3、西部地区，且愈演愈烈。调研发现，当下重庆农村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空心化”现象十分突出，已很难寻觅大量可转移的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用工荒”俨然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很多学者据此推断，现代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1989）在重庆等欠发达地区或已出现有学者认为当前劳动力相对短缺应归因于伊斯特林人口波谷，而不是“刘易斯拐点” （翟振威 等，2011） 。 ，它既促使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 （盛来运 等，2006） ，也将引起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蔡?，2005） ，即从劳动力“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其“双面效应”效应一是：劳动力供
4、给从之前的“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 ，带动用工成本迅速提升，进而对经济发展速度形成负面影响；效应二是：普通劳动用工成本提高， “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也将显现（王晖余 等，2013） 。至于“刘易斯拐点”效应的突出表象“用工荒”的成因，有学者认为其不是因为劳动力总量的绝对短缺，只是劳动力就业结构、产业布局等引起的结构性短缺的反映（刘尔铎，2006；钱文荣 等，2009） ，也有学者认为是劳动者对待遇低、用工环境差等“用脚投票”的结果（杨兴凯，2010） 。 相关比较研究发现，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转嫁能力有限，其区域劳动供需平衡更多受制于“供给决
5、定3需求”模式，尤其是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东部等发达地区；而且，其未来劳动力总体供给及变动往往与区域劳动人口的缓慢变化态势相一致，且呈刚性变化。但是，有关研究缺乏对中、西部具体省区的实证考察，而从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视角解读区域性“用工荒”与“刘易斯拐点效应” ，更为全面、客观。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解读未来劳动供给的“相对短缺”与“刘易斯拐点效应” ，直观地揭示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内在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演化趋势，以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的“用工荒”形势以及“刘易斯拐点效应” 。钱明亮:基于劳动力供给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解读二、未
6、来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2013 年是全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具有转折性的起点。以重庆为例，未来 510 年劳动力人口本文中人口指常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是指 1664 岁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 1564 岁人口。总量呈快速缩减态势。无迁移人口预测表明：2013 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 2 029.33 万人，到 2015 年减为 2 017.60 万人，到 2020 年则减为 1 940.68 万人，20102020 年累计减少 68.26 万人，缩减幅度为 3.39%。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低生育率对劳动力人口变化的滞后影响，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未来劳动力
7、人口的内在缩减趋势无疑是同期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与之对应，未来 510 年重庆劳动力人口的构成老化加剧，其对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将更大。预测数据显示：2010 年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 39.58 岁，2015 年增加到 40.28 岁，而 2020 年4则增加到 40.68 岁。构成老化的最直观表象是 5064 岁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 年为 536.52 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6?1%；2015 年增加到 575.87 万，占比增加到 28?1%；2020 年增加到621.51 万，占比达到 31?5%；10 年总量累计增加 84.98
8、万，占比累计增加 5.4 个百分点。相关人力资源市场监测数据和经验表明：普通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学习能力或技能等原因，就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易过早地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并联动致使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而显著下降（如图 1 所示） 。据此看来，未来 510 年劳动力构成老化的加剧，已成为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或抑制性因素。图 1 重庆不同性别、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 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为 2 056.13 万人，GDP 为 7 800 亿元，人均生产值刚跨越 4 000 美元；2010 年上海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为 1 870.36 万，GDP 总量则已达
9、 16 872亿元，其人均生产值已超过 10 000 美元。到 2020 年重庆劳动年龄人口仍可达到 1 972.29 万人； 因此，相对其经济规模而言，未来 510 年重庆劳动力资源依然十分丰富，劳动力人口的小幅度缩减尚不构成同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量近枯竭，唯有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可形成新增长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各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将是城镇地区未来新增劳动力的主体，以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普工”的主要来源。因此， “挖潜”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认为是化解招
10、工难的重要5途径。 但是，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后简称“六普” ）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总数为 845.63 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年龄内的人口572.31 万人，超龄劳动人口（男 60 岁及以上，女 55 岁及以上）273.32万人。若以重庆市每个农村劳动力实际能耕种的面积为 5 亩和“十二五”规划耕地保有量为 3325.05 万亩计算，全市共需要农业劳动力 665?01 万人；若根据“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法”计算，其所需农业劳动力为480.39621.29 万人；进一步结合重庆赶超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市情，可推算目前重庆需要农业劳动力的上限，即估计 2010 年
11、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还有 68.31 万人可供转移。如果再将外出不到半年的30.17 万人以及在近 23 年的持续净流出考虑在内，可初步推定：当前及未来 510 年，重庆农村的可转移剩余劳动力已近枯竭转引自重庆统计局人口处的研究报告重庆城乡劳动力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未出版） 。 。如果不是超龄劳动人口在进行农业劳动，重庆的农村中不但没有剩余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回流部分已流出劳动力才能满足相应的农业劳动需求。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根据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08 年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口分别为 652.19 万人、307.66 万人、532.58 万人，对应比例为 43.720.
12、635.7；到 2012 年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口分别为 592.59 万人、422.73 万人、617.82 万人，对应比例转变为 36.325.937.8。可见，虽然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持续下降，但仍有压缩空间。理由是：尽管重庆第一产业 GDP 占比已低于 10%，但从6业人口占比超过 36%；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第一产业占GDP 比重在 20%以下的国家，其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都在 20%以下，如2002 年美国为 2.5%，日本为 5.5%，巴西为 20%。据此看来，未来重庆第一产业可转移劳动力仍有很大空间，但其前提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机制等发生大的转变
13、，才能形成更多的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四、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和劳动力迁移是影响未来劳动力有效供给的最主要因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 年，重庆劳动力始终维持持续净流出格局，累计新增净流出近 100 万左右。重庆全员人口信息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1 月，重庆累计净流出人口为 497?89万，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净流出 229.49 万，女性劳动力人口净流出207.91 万。故直观上看，渝籍外出劳动力“回流”是增加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的最有效途径，他们或成为未来重庆继续保持劳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考虑到重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两江新区”开发开放等区域比较优势，以及
14、近年来不断势弱的人口净流出的变化趋势，对重庆未来“回流”劳动力最为乐观的迁入格局估计可设定为：男性人口年净迁入率为 6，女性人口年净迁入率为 5。其相应的人口预测显示：2013 年重庆市劳动力人口为 2 070.31 万人，20102013 期间累计新增净迁入40?98 万人；2015 年劳动力人口增加为 2 086.58 万人，累计净迁入68.97 万人；2020 年劳动力人口减为 2 081.80 万人，累计净迁入 140.53万人。比较而言，乐观的劳动力人口迁入估计结果，可完全“抵消”低生育率下重庆劳动力人口的内在缩减态势，使其维持劳动力人口的高位7（见表 1） ；而且，劳动力的净迁入将
15、影响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变化的格局近年来重庆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就业人口容量不断增长，总体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逐步缩小，这无疑为吸纳更多劳动力提供了竞争力。2012 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 782.7 元，广东同口径的工资为 4 214.8 元，浙江为 4 234.8 元；而 2012 年重庆 100 家企业调查的月平均工资达到 2 935 元，比 2011 年同期增加 341 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信息产业代工企业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底薪平均增长 15%以上。此外，重庆市实施的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也极大地吸引了外出务工农民
16、回乡就业、创业。 。 近 10 年来，重庆劳动参与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重庆“六普”数据显示：2010 年重庆男性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 81.08%，女性劳动力人口的劳动参考率为 68.93%。与 2000 年相比，劳动参与率累计缩减幅度男性为 10.77%，女性为 17.75%2000 年重庆劳动力人口（1664 岁）的劳动参与率男性为 90.87%，女性为 83.81%。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 10 年来重庆人口受教育年限延长，尤其是 1624 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延长；另一方面是同期工业化、现代化快速推进，大幅度压缩了普通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空间，致使他们提前退出经济活动的比例增加
17、。 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基本趋势，世界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10 年的劳动参与率，德国为 59.6%，韩国为 60.3%，美国为63.7%，英国为 61.9%，法国为 56.4%参见世界 15 岁以上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分布8（http:/ ZS.shtml） 。 。可见，近 10 年来重庆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变化。比较而言，现阶段重庆劳动力参与率仍处于高位水平，在未来 510 年，劳动参与率仍有很大下降空间。 基于劳动参与率的人口学内涵和重庆人口预测结果，可进一步预测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格局及演化情境。此处仅设定两种情境：一是保持2010 年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
18、与率不变（即情境一） ，二是截至 2020 年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平均累计下降 10%（即情境二） ；分别以无迁移和有迁移（乐观迁移率）的劳动力人口为研究对象，分析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参与率对 20142020 年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如表 1 所示。 表 1 重庆分类别、分情境的劳动力供给格局 年度无迁移有迁移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供给 （情境一）劳动力供给 （情境二）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供给 （情境一）劳动力供给 （情境二）201420 261 01515 142 34814 536 65420 810 25915 568 24314 945 513201520 176 09015 141 2171
19、4 384 15620 865 83715 681 13214 897 075201620 084 00315 108 89114 202 35720 915 19615 764 86014 818 968201719 912 61915 030 54413 978 40620 886 17215 804 31814 698 016201819 732 76714 934 66813 739 89520 849 51015 827 64614 561 434201919 538 98114 828 81113 494 21820 799 64815 842 06014 416 27520201
20、9 406 80614 738 09913 264 28920 812 07115 9872 39914 285 159 从计算结果来看，重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随时间推移而加剧。2014 年，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范围为 1 453.66 万人1 556.82 万人，极差为 103.16 万人；2020 年，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范围为 1 326.43 万人1 587.24 万人，极差为 260.81 万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对未来劳动参与率和人口迁移数量等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 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与人口迁移直接相关。预测数据显示：在 20142020 年期间，无迁移的劳动
21、力供给在情境一中累计缩减 40.42万人，在情境二中累计缩减 127.24 万人；与之对应，有迁移的劳动力供给在情境一中累计增加 30.42 万人，在情境二中累计缩减 66.04 万人。可见，劳动力净迁入能大幅度抵消劳动力供给的内在缩减趋势，是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因素。 未来重庆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或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也直接相关。单从无迁移的劳动力供给来看，情境一与情境二的比较显示，2014 年因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致使同期劳动力供给量减少了 60.57 万人，截至 2020 年累计缩减了 147.38 万人。同时，直观上看，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单因素影响比劳动力迁移的单因素影响更加
22、显著。五、当前不宜夸大现实与潜在的“用工荒”及“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地、各种类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为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决定，而且，小幅度或小范围的劳动力供需“失衡”将是常态。故所谓“用工荒”和“招工难”只是供需失衡的一种反映，其与“就业难”应具有同等地位。然而，与长期存在的大学10生就业难、农民工就业问题等的司空见惯相比，一些重点企业或局部地区的“用工荒”具有显著的新闻效应，而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则可以掩饰或混淆其背后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因而一些媒体的宣传显然夸大了“用工荒”形势以及“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因此，从重庆劳动力供给的现实与演变
23、趋势看，在现阶段不宜也不能夸大“用工荒”和“刘易斯拐点效应”的负面影响，理由是： 第一，未来劳动力资源存量依然庞大，尽管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量有限，但还存在很大“挖潜”空间，其利用率也有很大提高空间。故不存在劳动力供给层面的“绝对短缺”问题，更多的是在需求层面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短缺” 。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更加有助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利益。如果把“工资偏低” “工作条件不够好” “工作强度大”和“工作时间长，经常需要加班”都理解为“工资低” ，那么，对没有招满工人的生产厂商而言，只有提高“工资待遇”才能招到工人。故“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正是劳动力供求格局变化的表现，是普通劳动者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那些工作条件恶劣、劳动报酬和待遇低且不能随着新的供求关系而进行调整的地区和企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2004） 。因此，局部地区或个别企业“招工难”是统一开放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结果。这具体反映在，我国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致使以往雇佣方的“用工偏好”或“掐尖用工”等不良习惯得到更正。如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招聘操作工，最初是挑选 25 岁以下年轻女工，现在招聘对象已延长到 40 岁或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