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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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民国官员腐败众所周知,但同时民国之官也极其难当。以县长为例,若无高超之技巧,欲在地方军阀、省府大员和土豪劣绅之间辗转腾挪,并全身而退,实可谓痴心妄想。 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有公选考任和荐举两种途径。但真要当上一县之长,无论走哪条路,都不容易。本文就重点剖析下考任和荐举,看看民国时要当个县长如何“人艰不拆” 。 考取县长 北洋时代各省军阀割据,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县缺成了大小军阀们奖赏部属或赠送亲友的礼物,因此当时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国民党执政后,对县长的任选非常注重,几度立法,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正轨。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遴选县长。但是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真心不

2、容易: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 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一到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 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除了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省区都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因此,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需要生逢其时才行。其次,考试竞争非常大,比如 1928 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得不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四次,计录取 63 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 12 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得到了实际职位。 即便真的考上了县长,并不意味着仕途就一片光明。各省考试取录的县长,由于经验不足等

3、原因,大多政绩平平,甚至不乏触犯法令被撤职查办者。比如广西第一次县长考试的唯一录用者,在出任县长后却政绩平庸,连任了七年都只是一个四等县县长。从整体上看,考出来的县长很少能有出头的,以湖北为例, 1930 年,湖北考取县长 29 人,三年后跟踪调查发现,只有 2 人在任县长。 考试只是选拔县长途径之一,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而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着举荐县长的权力,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滥用职权、任人唯亲者不乏其人,甚至有人公然卖官,将县长当作敛财工具。比如 1929 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

4、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 6000 元;二等县县长 5000 元;三等县县长 4000 元。又如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期间,在任命县长等官员时“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 ” 宝座难为 当上县长不容易,要想把县长当得安稳更困难。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 1931 年就更换县长 226 人次(当时河南共有 112个县) ,平均每月更换县长 16 人次。县长更迭频繁,成为民国官场的一大顽症。在这种环境中,想要坐稳县长宝座,既要讨好省府官员,又得巴结当地士绅,还得伺候驻军,得罪任何一方,不但官位难保,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者不要更换。 由于县长的任命权掌握在省主席和民

5、政厅长的手里,因而每一位省长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时人描述此种情况为“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 。因此省府大员交卸之际,也是县长的离职之日。以甘肃为例,据 1936-1940 年任西和、成县县长的马廷秀回忆,在西安事变之后,朱绍良任省主席,前主席于学忠的势力被驱除,相应的“陇南原有十一个县长中,十个都被撤换了” 。1940 年,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又将“陇南 11 个县长全部撤掉,名义是调省另有任用 ,实际上是公开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 这种省府官员变换引起县长更迭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以安徽为例,1929 年陈调元、方振武与石友三三人相继担任安徽省主席,这一

6、年县长更调最频繁,更调次数竟达 114 次。如此情况下,想坐稳“县太爷”位置的人首先要祈求省府主政人员别更换太频繁。 其次,得跟当地土豪劣绅搞好关系。 要想县长做得稳,非但不能得罪当地豪绅,还必须要跟这些人搞好关系。比如县长上任之后首先要拜访当地土豪大姓,以联络“感情” ,寻求其对自己推行政令的支持,否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首先,县政的推行若无豪绅同意,寸步难行。以甘肃会宁县为例,县政“完全操纵在地主豪绅的手中,一切政治的措施,若不得地主豪绅的同意,是一点也行不通的。现在的乡镇保甲长是地主豪绅的代理人,地主豪绅是乡镇保甲长的掩护者” 。其次,豪绅可以时时处处给县长制造麻烦。县长在办事过程中难

7、免会触动豪绅利益,而一旦双方产生冲突,这些人就会向省政府“控告县长” , “省府常凭一纸控告,不拘案情大小,立即派人调查,使县府威信,颇受损失,推行政令,备感困难!”如此一来,县长还怎么做得稳? 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力谋刷新政风的县长吉介到任后,就因各乡镇士绅处处阻挠无法施政,最终被迫离职引退。 再者,还得应付得来省府机关分派下来的各项苛刻任务。 国民党执政后大力推进县政建设,要求县长“积极有为” ,因此将“所有政务之设施,员役之督察,积弊之廓清”都指派给了县长,仅国民政府县长须知中所规定的基本职责就有民政 31 大项、财政 28 大项、建设 48 大项等林林总共计 172 大项。每一大项中,

8、又分出来许多小项,如民政类 31 大项又可细分为 160 小项。除了这些“日常功课”外,不同省份不同时期还给县长安排了不少特殊任务,如 30 年代前期江西省的县长为配合蒋介石的剿共战事就要兴办 15 项“要政” 。名目繁多倒也罢了,即便是其中一件事,其工作量也不容小觑。以县长们对头疼的表格为例,由于 1930 年代初大兴统计之风,省府各个机构纷纷要求县长提交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比如 1934 年江苏各县政府被要求填写的各项表格多达 271 种,调查内容从名胜古迹调查、中西药房调查到工人失业调查、劳资纠纷调查,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表格的设计大多非常繁细,如不进行实地调查,根本没法填写。面对上级机关

9、的严厉催逼,不胜其苦的县长们不得不虚造各种各样的数据。一些县长甚至声称:“县府最感困难者即为临表涕泣。 ” 不仅事情多,上级管辖机构林立也让县长不胜其烦。据统计,在湖南,直接间接指挥监督县政府的政治、军事机关有 33 个。而这些上司们各有其主管政务,无不希望向下推行,也都要求县政府配合实施,这就出现了以下情况:“在战前的某一时期内,一个县政府同时接到建设厅要求浚河筑路,民政厅要求切实办理积谷,财政厅要求清追田赋,教育厅要求举办社会教育,保安司令部要求训练壮丁,专员公署要求编组保卫团等命令。 ”甚至在甲机关认为有过应予惩戒,在乙机关反认为有功应行奖励的事情,也不少见。 这么多的活要干,这么多的领

10、导要伺候,那到底给县长多少人来做这些事呢?可以说少的可怜。在二三十年代,一个县政府少仅 10 余人,多亦不过 20-30 人,而省政府公务员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逾千。县公务员人数只相当于省公务员人数的百分之二三。 而这些名目繁多的职责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民国期间对县长的惩戒之多奖励之少,也是罕见的。以河南为例,1931 年到 1935 年河南省县长所受惩罚总计 750 次,而所受奖励仅仅 116次,惩罚的次数大约是奖励次数的 6.5 倍。1934 年,河南省政府考察 28位县长,被评为合格的仅有 6 位,甚至连“境内电线被窃”等事都要给县长以惩戒。县长难为,可见一斑。

11、军需兼副官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或者战争年代,要想当好县长,筹钱募兵的工作一定得做得漂亮,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可能性命不保。比如甘肃高台县县长因为给青海马步芳集团筹款不利,就受到了军队的软禁,有次他出门送客, “走到城门口,却被守卫挡了驾。据说他们是奉上峰的命令,目前军款急如星火,不要放县长出门,因为前任县长是为了款子太急借机会跑到省里去了,县长无法,只好折回县政府” 。再如 1933 年 4 月,甘肃合水县裴县长因难以应对驻军 38 军催逼钱粮,偷偷离境,不知去向,但驻军仍不罢休,直到该县会计主任黄调元被逼服鸦片自杀。抗战爆发后,征粮征兵更是成为县长的“必修课” ,用当时老百

12、姓的话讲就是“要钱要粮” 、 “要人要命” 。从战时及战后县长受奖和受惩的原因来看,征粮征兵占到了 80%以上。因此县长要做稳,伺候好军队的功夫少不了。 面对军队的威逼,一些县长为了自保,不得不想出各种奇妙的招数,比如 1947 年在河西临泽县任县长的袁第锐先生,他在赴任前特意致信马步芳送他一张照片,因为他深知河西是马家天下,征粮征兵派款都由马家军主持,他要马的照片,就是为了将其挂在办公室,让来县府催粮催款的驻军认为自己与马关系非同一般,以有所震慑。 既然县长如此难做,那就解职走人吧。可即便想走人,仅仅交接一项就不会让县长好过。 民国时期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 ,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

13、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新县长上任连总理遗像和党国旗都要自备带去,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而全部盘查全县积谷往往就需要几个月,更别提其他事项了。因此,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要由县长个人承担。上文已经提到,民国时期县长更换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办移交就成了县长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甚至远远超出县长所能承受的范围。比如江西有一位县长在职不满两年,计其所得薪金不过 4000 元,而办移交的费用即高达 2000 元。 不得不贪 这样高的交接费用,如果奉公守法的

14、话,当县长就肯定会成为赔本买卖。事实上,根本不会有县长傻到真正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些事情,即便是为了筹集去职时的移交费用,县长在任期间也难以避免贪污腐败。诚如刘道本所言:“再廉洁的人员,他也得用不正常的方法去准备一笔移交费,这里面如果要研究贪污的问题,恐怕全国的官吏,最少百分之九十是犯法的,苦难的是地方人民” 。 因为县长存在贪腐行为,离任时交代不清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成为当时官场的通病。比如在四川,1935-1941 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计达 403人之多,每年平均有 57 人。在广东,1925-1936 年间移交不清的县长共有 548 人,每年平均有 49 人,占到了去职县长人数的 80%以上。这

15、些移交不清的情况很容易激发民愤,引起官民对立,比如庄浪县县长方清昶在位期间侵吞公款,卸任时无法交清账目,民情激愤。无奈之下,方清昶密令科长马其良先行逃跑,企图“嫁祸”给马,但马行至半途,被绅民追回。 “方清昶始知诡计难逞,遂自行潜逃,惟以运途乖舛,被驻军阻回,自此以后,方县长日坐针毡,益行恐慌。又于某夜越城逃走,已行至距城二十余里之烽白梁,仍被绅民挡回。 ”如此种种,自然大大损害政府威信。 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 ”即便如此,其施政仍旧多方受阻寸步难行,可见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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