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于海外闽商比较视角下的海外浙商发展路径研究摘要：文章以历史悠久、在住在国中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东南亚海外闽商为参照，梳理欧洲海外浙商的发展历史，且就两者的创业模式和经营模式作一比较分析，探究他们基于历史渊源延续下来的不同发展路径，并通过透视东南亚海外闽商发展中诸多成功经验模式，来审视当前欧洲海外浙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其未来的跨越性发展提出警示和方向。 关键词：海外浙商；海外闽商；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10-0032-08 引言 近代以来，部分浙江人前往欧洲谋生，多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后
2、，以餐饮业、皮革业及纺织业为主营行业，至 20世纪 70 年代，已在这些行业形成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再次掀起移民欧洲的热潮，他们或继承祖辈的产业，或是自己创业，在短短30 多年中，资本实力获得空前增长，在原有产业领域中进一步巩固了其所据有的优势地位。虽然海外浙商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快，资产总量增长迅速，并有赶超海外闽商之势，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在资本实力方面，还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及长足发展方面，其与海外闽商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具有悠久历史的海外闽商，早在明清时期，就随着海上贸易的开展，出现了移居东南亚的景象，发展至今已成为“海外第一大商帮” 。在 2012 年福布斯华人富豪榜中，排名前
3、 20 位的富豪中，郭鹤年、施至成及其家族、黄惠忠、黄惠祥等皆为东南亚海外闽商。其资本实力之雄厚、在海外华商中举足轻重之地位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海外闽商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到海外浙商，多在浙江海外移民研究中顺带提及，专门有关海外浙商研究的成果则基本空白。因此，本文选取两大海外华商力量最为集中也最能代表各自发展特色的欧洲海外浙商与东南亚海外闽商为研究对象，以发展历史悠久且取得辉煌成绩的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发展路径为参照，对后起的新兴的欧洲海外浙商发展路径做一比较分析，探寻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从中找出海外浙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导向。 二、20 世纪 70
4、年代之前海外浙商和海外闽商的发展概况 （一）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欧洲海外浙商之初起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清政府也逐渐放宽对国人出国的种种限制条件，出洋谋生的人数明显增加。在众多出洋谋生的人员中，为数众多的浙江人加入到这个行伍中来。据学者李明欢的考证，在清代赴欧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日记中提及的巴黎“华商”王承荣，确定其为宁波人。他在 19世纪 50 年代下半期“侨寓”巴黎，期间开设了名为“天顺号”的商铺，“贩卖中华、日本货物” ，到 70 年代末，王承荣在巴黎开店经商至少 20余年，当为最早经营于欧洲并且获得成功的华商。除了王承荣外，
5、在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及 1878 年前往巴黎火车站迎接他并“赴展览会华商六人” ，其中孙稼与王承荣“并宁波人” 。1880 年，赴欧考察工业技术的徐建寅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时，述及当地的一家商铺时提到：“中国宁波人张、李三人，及广东伙计一人，在内出售中国木器、瓷器等物” 。可见，商铺由宁波籍浙商经营，广东人则为雇佣的伙计。进入 20 世纪，浙商前往欧洲经商的步伐明显加快。出身于湖州南浔丝商巨贾之家的张静江，家族实力雄厚，1902 年以使馆随员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 “先设古玩行于巴黎市最宏大之礼拜寺马玳林前，继辟茶座于城市繁华中心点之意大利箭道” 。同为湖州人的罗君芹在赴法后， “
6、因与张有乡谊，又略知当地情形，不数年间，由茶馆司账，一进而为古玩行之经理，再进而为来往欧美鉴识古器之巨商” 。两位浙商在法国的成功经营，成为众多华商群起效仿的榜样，此后，赴法者人数渐增。这部分以宁波、湖州等地籍贯为主的海外浙商，资本实力相对雄厚，其中部分人本就在国内拥有较为殷实的家底，可以直接投资进入商业领域。但这部分商人数量十分有限，多以个体形式在欧洲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未形成群体力量，因此，并不构成欧洲海外浙商的主体部分。 相对于这批人数极少资本量却庞大的欧洲海外浙商来说，近代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在欧洲从事小型商业活动的浙南青田和温州地区的小商贩。早在 17、18 世纪就有少数青田人携带青田石
7、进入欧洲境内贩卖，到 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青田人加入到贩卖青田石的行列，法国则成为当时青田人较多聚居的国家。1891 年和 1893 年，青田人陈元丰等三人先后两次携带青田石雕工艺品，从上海到越南西贡，在西贡乘船到法国马赛，之后由马赛前往巴黎贩卖。由于获利颇丰， “渐引其同乡以俱去，足迹遂遍欧洲” ，邹韬奋在 1934 年的游比杂谈之二中提及，仅在比利时小城安特卫普一地， “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 。至 30 年代，“最多的时候，青田在欧洲的人达二万几千人” 。与青田相邻的温州地区也受到影响，开始有人前往欧洲从事商业活动。19 世纪 70 年代，永嘉人田氏前往德国经商，其子田合
8、通于 1896 年在德国经商时， “生意每年多者有十万左右，利息约五六千金左右” 。 这些浙南小贩走街串巷贩卖青田石雕等小商品，在国内所携物资出售完毕后，通常面临货源短缺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供小商贩批发采购小商品的百货批发商铺就应运而生。巴黎十二区里昂车站附近的白玉洛巷和拉奇诺巷成为众多浙江籍商贩集中经营的区域，在马赛和巴黎三区也都有浙商开设的百货批发商店，商品种类多达百余种，主要销售给当地的浙江华侨商贩。各家商号在经营百货批发生意之外，又多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如 20 年代初青田人林茂勋在拉齐诺开设的茂勋号，兼营中国药材、南货，并聘用中医师问诊；20 年代后半期永嘉人徐康衡在白玉诺巷开设
9、的康衡号，兼营中国旧戏装行头。 浙南人通过在欧洲贩卖小商品赚得微薄利润后，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多以合资的形式进行创业。1933 年，瑞安县旅法华侨张岩林、张朝光、林岩甫、张新年等人合伙，在马赛开设了一家约 20 多平方米的小百货批发商店，经销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产的数百种小商品。1934 年赴法谋生的瑞安人林廷横，经过 14 年的艰苦奋斗，于 1948 年才与同乡华侨岩生、叶青等三人合办皮革工厂，经营数年后，略积资金，便于 50 年代初自开皮革工厂。这些皮革工厂都用手工生产皮带、背包、皮夹等物品，自行销售。餐饮业也是欧洲海外浙商经营的重要行业之一。20 年代初，青田人林洪冠等人在巴黎
10、就以经营中餐馆为业。因资金有限，经营的餐馆规模都较小，数量也较为有限，并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1939 年随着二战的爆发，浙商经营的部分商店、皮革工场相继遭到战争的破坏。二战结束后，原先以从事小商小贩为主的浙商抓住中餐业在欧洲迅速发展的大好势头，在前期积累少量资本的基础上，开始合资或独资经营中小成本的中餐馆。这时期海外浙商开办的大小中餐馆在西欧、南欧等国均占据一定比例。到 70 年代，仅文成籍浙商“在法国、荷兰、意大利三国开设餐馆酒楼达 179 家” 。可见浙商在欧洲从事餐饮业比例之高。二战前由犹太人主导的欧洲皮革业也因二战期间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和屠杀陷入技术人员缺失的困境中，原本有皮革
11、加工基础的浙南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步伐进入皮革业领域，从事皮具的生产加工。凭借着创业时期的执着和努力，终于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皮革业制造中心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仅瑞安籍华侨，1965年以前在法国就开设皮革工厂 27 家、皮革商店 1 家。但这时期浙商经营的餐馆和皮革工厂的资本额投入都相对有限。据统计，二战后， “以三百五十法郎折合一美元计算，浙籍侨商所开设商店（皮革工厂）平均资金为一万二千美元，餐馆则自一万美元至二万五千美元。 （二）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东南亚海外闽商的崛起和腾飞 福建人自明末以来就因开展与东南亚各地的海上贸易而居留于当地，至鸦片战争前，已在东南亚
12、各要埠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华商网络。然而，东南亚各国自 16 世纪开始就相继成为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的对象。在殖民统治下的海外闽商，基本以“零售商” 、 “中介商”的角色，进行流通领域的贩卖活动，以经销土产、售卖洋货为其主要内容；抑或是开设经营矿业、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加工种植的小型作坊和工厂。鸦片战争后，大批迫于生计的福建人前往东南亚谋生，在经过若干年极为艰辛的奋斗之后，积累资本，开创独立的经营事业。他们与原先在当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闽商共同构成了东南亚海外闽商的主体部分。在商业贸易的带动下，闽商经营的航运业及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矿业等发展起来。20 世纪初，伴随着海外闽商资本的累积，金融业也开始
13、起步，出现了专门由闽商集资开办的银行。一战期间，东南亚各殖民地宗主国纷纷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东南亚各地的管制和掠夺，海外闽商趁机崛起，除了将资本投向金融、航运及农产品加工等行业，还在交战各国大量需要的橡胶制品、五金机械、小型船舶等领域进行投资。他们是“进出口商、制造企业与工厂主另在零售杂货店也占优势” 。直到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可以说是海外闽商在东南亚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则对海外闽商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面对已具备一定实力的华商经济，受殖民者长期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外，都先后制定和实行
14、了旨在限制和排斥华商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得长期以来以从事零售商业活动为主的闽商，遭受重大打击。在海外闽商高度集中的菲律宾，政府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中期，颁布了许多限制华商经济发展的“菲化”政策，使得闽商经营的零售商业、碾米业等传统行业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中小资本的闽商被迫从中抽离。他们或凭借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某些产品的生产或进口专利；或与外国资本合作，投资制造业；或与当地土著资本开展合作来规避政府对零售商业的种种限制，并将资本更多地投向较少受政府限制的工业资本领域，从而使得传统闽商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统计，在 80 年代中期，菲律宾 250 家最大
15、企业中的 80家华人企业里，有 80%的企业是在“菲化”运动期间转向制造业的。可以说，整个 60 年代之前，东南亚海外闽商都处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艰难曲折地发展。进入 70 年代，东南亚国家各执政当局逐渐改变过去排斥华商经济的做法，华侨入籍的限制也大为放宽，海外闽商也多主动选择加入住在国国籍，成为住在国的公民。在东南亚各国将发展重点转向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并出台众多鼓励出口措施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海外闽商在住在国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所经营企业得以迅速崛起，出现了一批在当地甚至是亚洲地区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闽商企业集团，在金融业、房地产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加工业、酒店休闲业等行业占据相当的优
16、势地位。 三、基于历史发展渊源延续下来的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发展路径 欧洲海外浙商虽有前辈奠定的基业，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老一辈海外浙商的资本实力与其有限的人数构成相应的比例，因住在国环境政策及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如海外闽商般获得空前的发展，依然停留于传统的产业发展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后成批前往欧洲的浙江人，继续从事和经营老一辈海外浙商从事的传统行业。 （一）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创业模式 当代海外浙商多为新移民，在到达住在国之后，大多白手起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朝着“老板”的目标前行。与其他海外华商相比，相对幸运的是，海外浙江人因彼此互助精神特别浓厚，在创业过程中大多采取抱
17、团合作的形式互助创业，浙商基于越文化的影响，求真务实，抱团合作，以“利”为核心，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他们通常借助于一种被称为“会”的操作模式，即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这种“会”的方式，为海外浙江人在短时期里获得启动资金进行创业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加速了众多海外浙江人从之前各种不同身份向着海外浙商的身份转变。即使他们不懂住在国的语言、制度，依然可以凭借内部的社会网络及商业互助体系获得发展。为节约成本，在创业初始，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工作都由家族内部成员完成，雇佣人员几乎不会涉及当地人员，多限定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如温州乐清的一对夫妇，由华侨亲戚介绍到意大利，先在
18、亲戚的工厂务工，有了积蓄，自己开了一家餐馆，需要帮手，又叫来国内的亲戚，这位亲戚有了资本自己又当老板，又带其自己的亲戚过来。十几年来，一共有七八十人而来。这些被带出来的人，多经历和重复着老板此前走过的道路，进行着高相似度的复制性创业，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海外浙商大军中来。 海外浙商所从事的行业结构基本相同，行业集中程度高，势必造成彼此之间存在着同质性的竞争关系。虽然如此，海外浙商之间并不排斥其他浙商加入自己所经营从事的行业，并且热衷于彼此互通信息，共享商机。一旦发现合适的商机，他们便会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将信息传递给祖籍国和在其它国家的亲戚和老乡，善于捕捉商机的浙商便会从世界各地涌向商机所在地，相
19、互帮忙凑集资金后，共同进军前景看好的某个产业，从而形成在某个行业的一定的优势地位，也因此使得他们的创业经营实际上成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在欧洲各国，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浙商为主建立的以经销“中国制造”商品为主的大型商品批发市场就不下数十家。在法国巴黎，巴黎三区、十一区、十二区、十三区、美丽城等地，则形成了诸多海外浙商聚堆经营的商业街，每条街道主营一种或数种商品，以群体的合力来增强商品的市场竞争力。海外浙商除了在商业领域具有抱团发展的特点之外，在实业领域亦是如此。近 20 多年来海外浙商在意大利普拉托经营的纺织业的迅速崛起便是明证。作为欧洲著名纺织品集散地的普拉托，95%的纺织批发企业已被华人
20、并购，其中大部分为温商。可以说，海外浙商基本上控制了当地低端服装生产。 与海外浙商热衷于抱团、构建商业互助体系，通过单纯依靠其内部自身的力量来发展事业不同的是，海外闽商非常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海外闽商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中，最重要的便是海外华商网络。通过华商网络资本的联合，企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彼此间各类发展资源的优势共享。当然，这种同种族间构建的商业网络并非独存于海外闽商乃至海外华商群体中。虽然如此，但在国际经贸领域活跃着的众多族裔网络中，华商网络最为引人注目，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成就，而且华商网络“会尽力使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最小化。”海外闽商除了利用华商之间的
21、社会网络关系，还与住在国土著民资本、国家资本结合，来拓展自己的商业网络。闽商通过构建的各种商业网络，不仅有效地扩展了企业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和发展规模，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人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 在东南亚各国的特殊环境下，法制大多不完善，排华风潮至今都未曾真正停止过，闽商企业往往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和意外。因此，他们除了“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构建关系网络和建立信任上” ，还通过建立与住在国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或组织的密切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以利于获得经营方面的便利或优先权利。此外，海外闽商还注重捐助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事业来拓展社会关系网络。 （二）当代海外浙商与海外闽商不同的经营模式 欧
22、洲海外浙商自近代以来，即以从事小型商贩活动起家。发展至今，海外浙商资本实力已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开始出现部分颇具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在经营行业领域，虽也呈现多元化特征，但除了以皮革及纺织为主的制造业外，以商贸服务业为主的行业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商贸服务业，多为纯商业资本。海外浙商长期以来资本的运作流通基本都囿于商业资本的范畴之内，由商业资本投向工业资本的比例甚小，因而，工业资本一直以来都未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作为高风险、高回报领域的金融资本的进入更是微乎其微。海外浙商这种相对单一的资本比例构成，尤其是缺乏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持，直接影响到其事业竞争力和实力的有效提升。 当前海外浙商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直接现实难题之一就是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2010 年 2 月 2 日，温州籍浙商黄学胜的欧华集团在纽约欧交所巴黎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海外华商在欧洲上市的首家企业，这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