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话说唐代海事管理“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 。我国江海辽阔，河流纵横，上古先民很早就利用筏和独木舟开始了水上原始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运逐渐兴盛，应“运”而生的海事管理，伴随着水运兴达，助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而其中数千年的古代海事管理发展历史进程中，唐代是海事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独立行政 我国海事管理始于秦漕政，但兴于唐。自隋大运河开通，长江干流贯通，南方经济逐渐兴盛，立都于北方各王朝所需的粮食全依赖于南方各地，至唐时“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 。漕运直接关乎到唐各代政权的安危存亡，为政府与皇室的漕粮运输，唐各代朝廷将漕运和海事管理提到一定的高度
2、，专设职官统理漕运和海事管理事务，设置的漕运和海事管理机构主要在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重要港口，设立了尚书省工部所属的“水部”和独立的“都水监”与中央派出的“水陆转运使司”或“诸转运使司” 。从贞观六年（632 年）起，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和海事管理，后因不敷需要而废罢，后设水陆发运使掌洛阳、长安间漕运和海事，又设江淮转运使管理江南各道漕运和海事。中唐以后，因漕运日重，常由宰臣兼转运使等职。纲运制度形成后，则责成地方长官分负其责。时朝廷设立的江淮转运使、 “都水监”的最高负责人常驻江苏扬州，统理全国漕运及海事管理事务。期间，广德元年（763 年）升为江淮转运使等职的刘晏，安史之乱后又设诸道转运使，
3、形成精干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转运专业管理系统，其中管理海事有“巡院” 。唐建立的专业海事机构是后各代不可比拟的。 这一期间，因广州、杭州、扬州等城市成为世界名城，阿拉伯数学家所撰写的地图志 ，将我国的广州、杭州列为世界第 15、16 座城市，扬州更是国内“富甲天下”的都会，于是类似市舶司的对外舶管理机构便应“港”而生，设立了外舶管理机构市舶司，直至扬州港衰落。之后，随着进出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外舶兴起，类似扬州市舶司的对外舶管理机构日益健全，到宋时，杭州、明州、上海等十多处港口都设有管理外舶的机构。 文宗时，在长江流域设置了第一个专职征收船税的机构，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西南）税场。泗口古属楚州，
4、地处邢沟进入淮河的北岸，是南北大运河舟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唐代泗口税场的设置，为后来各王朝在长江沿岸设立税务场开了先例。 立法管理 唐代，朝廷为维护运输漕粮的舟船安全，突出地对漕运和海事管理进行立法，最具法律权威性的要数唐律 。据此制订了海事管理法规和规章， 故唐律疏议 、 唐六典和水部式中均有内河舟船航行法规、津渡设置与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规章若干类。 唐律中有关海事管理法规和规章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对船舶检查和靠泊规定。 “茹船，谓茹塞船缝，泻漏，谓泻去漏水”，此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须随时对船只进行安全检查，保证船体密不渗水。如有渗水，应即时排除，避免中途沉船，造成海事，确
5、保船只维持良好的适航状态。 “安标宿止，调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 ”依此规定，船舶必须在港埠的浦洲码头岸边靠泊过夜，不得在无人烟的荒岸处停泊宿止。舟船停泊后，必须安设标志，以资来往船只及旅客识别。 其次，对船舶航速的规定。 “旧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顺流之舟，即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此规定对船舶航速的要求轻重有别，顺溯有异。且在航行中驶于艰险之处， “其如破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中蝶检印记，听折半。 ” 再次，船舶相遇避让规定。 “
6、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债之处，即诉上者避沿流之类，违者各答五十。 ”是说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让，在急流和险滩处如上下两船会遇，上水船要主动避让下水船。第四，船舶限制超载规定。 故唐律疏议杂律载文：“请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随从者勿论） 。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对于乘官船外出的人员，只能带随身衣粮物品至多 200 斤，超重违例，则根据情节轻重及超载数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惩治。而“监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载，受寄者与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 ”此条律令特别是对政府官员和从
7、军征讨的将士，尤为严厉，违犯者，最高可判处 3 年徒刑，对民间也起到警戒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载，无疑对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处。 唐各代在河流津口都架桥设渡，以便通行，同时对大江大河上的渡口与渡船施行管理。长江流域不能像黄河、渭河流域用舟船相连而搭起水上浮桥。 唐六典说：“其大律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定其差等。 ”尚书省工部所属水部，指令长江流域各州县设置 10 多座津渡，计有“薪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兹渡；江州马颊、擅关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了便水者充” 。 为策水上安全，朝廷对津渡加强管理，颁布了津渡法 ，
8、“著兵防守” ，据唐律载文：“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 。这是说凡指定的津渡处所，不造桥梁，不设渡船者，或未经允许擅自移动桥梁及渡口者，律主（即津令、津丞）要受到惩处，从而维护了渡运秩序。 管理细化 始于秦时的漕运是封建王朝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唐代的海事管理主要是保证漕船航行安全。为保证漕运安全，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八月，玄宗命裴耀卿主漕政，其改“长运法”为“转般法” ，针对各段运遭水位涨落不一、气候变化各异的情况，使江淮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沿河设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广德元年（763 年），刘晏主漕政，
9、疏浚汴梁，并改革漕运法制，创纲运法，海船载米干石，十船为纲，每纲 300 人，篙工 50 人，武官押运；以盐利之一部雇船夫运粮，不征用民工；于河沿每两驿置防 300 人，以保漕船航行安全。 唐代改进了漕运方式，据各航段水情分造运船，因地制宜，分段漕运，训练漕卒，成效甚著，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 ，建立了适合各种水流特性的漕船，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漕运安全。 依唐律规定，在从舟车贩运的商人征收税金中进行安全管理。武则天时，朝廷采纳崔融建议，对乘坐舟车的旅行人员，亦征税金。至唐上元年间（公元 760 至 761 年） ，肃宗李亨为解决财政困难，下诏向通过运河中船闸的商人征税， “江淮堰塘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埭税” 。朝廷在堰婊船闸设关建卡，令其航行于此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征税检查，丈量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