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摘要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使得世界各民族处于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之中，发展中国家及其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文化适应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必由之路。本文以布朗族为个案探讨社会变迁背景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向。在对文化适应理论进行回顾之后，结合实证调查分析，本文认为，贝瑞所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能够较好解释及指引布朗族社会变迁及文化传承，在调适中寻求发展应是人口较少民族当前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社会变迁；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文化适应；布朗族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4）0
2、1-0009-07 人类总是处在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 这种动态发展着的社会过程， 则是社会变迁的历程。 “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1（P.2） 。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大环境中各种文化现象裂变、分离、聚合、再生， 社会关系发生重组、社会群体发生演变、社会生活发生转向、社会制度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等，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一、文化适应理论回顾在全球化现代化形势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文化适应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2数民族或弱势群体， 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学
3、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 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 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 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不同学者虽然研究取向及进入路径有异，但在理论的包容面及解释力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早于 1880 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2（P.24-
4、31） 。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 、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36 年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 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3（P.11） 。该定义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内涵及外延，为随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格尔（ Siegel ）和沃格特（Voget）于 1954 年又提出了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 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4（
5、P.3-37） 。文化适应理论提出后，关于文化适应的研究不断从各个方面得以深化。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 它越来越3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 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Oberg 的文化冲击模型； Lysgaard 提出的 U 型曲线假说；Adler 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Gordon 的文化同化模型；Ward 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Danckwortt 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Berry 的跨文化适应模型等。与前面几种相比，后三种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
6、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 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5（P.45-52） 。在后三者中，前两者更偏向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学研究范畴，最后一种理论不仅对个体心理研究有较强的针对性，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群体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本文主要着重对贝瑞（ Berry）的理论进行介绍。 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 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模型” 。在他看来： 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
7、治组织、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的变迁； 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 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6（P.201-234）贝瑞（ Berry）指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是否保留本民族的原有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是否愿意发展与主流文化成员密切的关系， 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将会产生 4 种文化认4同策略： 整合： 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采用主流文化。同化： 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 完全融入主流文化。分离： 个体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认同， 限制自己与新文化发展紧密的关系，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之中
8、。边缘化： 个体既不能认同主流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本民族文化， 处于两种文化边缘地带。在这四种策略中“， 边缘化”是最不利于文化适应过程的策略，而“整合”的适应策略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能够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一种平衡关系。Berry 的文化适应模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用于分析各种民族群体的文化适应现象。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深入，贝瑞逐渐意识到该二维模型忽视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此后，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 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同化时， 采取的就是“熔
9、炉”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 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的策略； 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 就是一种“排斥”的策略； 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 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 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策略7（P.1-9） 。如图 1 所示：图 1 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使用的文化适应策略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历程不断凸显的过程。国外相关理论为国内少数民族的适应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它们毕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衍生于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研究中，我
10、5们在借鉴其合理性的同时，应当立足本土实际辩证地看待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布朗族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过程，在特定意义上就是文化的特殊进化过程。文化的特殊进化是指文化在控驭能量的总能力不作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由于其生境的导向作用，为更好地利用生境条件而进行的发展，目的在于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境。 ”8（P.96）民族生境不仅包括了该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二者的统一体才构成为特定文化的民族生境。9（P.1）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与自然界和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它的地域特征会影响它的技术成份，并通过技术成份再影响到它
11、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10（P.38） 布朗族的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自然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找适应生存契机的过程。为了生存，他们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为了发展，他们吸收兼容了傣族汉族彝族的文化精华。他们从采摘狩猎走到了农耕，从大山走向都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使之在不断适应中寻求发展。 布朗族的文化适应，是在与自然的调适及与周边其他民族的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进行的。随着社会变迁与调适， 布朗族本土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 获得一些新的特质。就是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变迁调适变迁的过程中，布朗族社区逐步改变着本土文化并向前发展。 （一）
12、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布朗族居住地多为山区。双江的布朗族多分布在县城东南小黑江沿6岸山区地带，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拥有优越的气候条件，自古就是多种生物繁衍生长的地方。施甸布朗族主要居住在摩苍山与碧霞山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半坝地区的木老元、摆榔一带。木老元乡地形大致为三山两凹，地势西高东低，区域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最高海拔 2895.5m，最低海拔 860m，具有云南典型的卡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典型的立体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18，年降雨量 1292.15mm，森林覆盖率 53%。生活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下，布朗族衍生出一系列与之适应的本土文化。从生计方式看，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布朗族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
13、，解放前很长一段时期，狩猎和采集是双江及施甸布朗族村民重要谋生手段，同时，一些布朗族区依然是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山地农业文化。解放后，随着与汉族互动的增加而逐渐进入锄耕和犁耕阶段。此外，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资源丰富，自古盛产茶叶，茶在当地人民生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茶文化在布朗族文化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从衣食住行看，施甸布朗族衣饰材质厚重，形制基本为了适应山间劳作的需要，男女多为宽裤装，且还备有绑腿，以防山间荆棘刮划及虫蛇叮咬，妇女的围腰较大，不仅是美观饰品，更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用品用来装兜东西及照顾小孩。双江由于地处温热带之间，气候相对炎热，所以这里的服饰以筒裙为主。布朗族的
14、食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布朗族大多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相对炎热，所以他们的菜肴以酸性为多。味道酸辣、凉拌腌渍为主的烹饪方式较好地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域特色。传统的布朗族民居更是一种自然生境的直观反映，双江布朗族传统住房为“鸡罩笼” ，这种民居结构布局简单，以木、竹、茅草为建筑材料；建7筑艺术也相当简洁，多以捆、绑、扎为主。多以椿树、麻栗树作柱，架三道梁，木椽长 5 米左右，出水较陡，中柱高 3 米以上，屋顶多为茅草。屋檐以下部分，用木板或土基做墙壁。门多以竹片编制而成，这种房屋较好的适应了当地气候特征，既防热又透气，冬暖夏凉。施甸布朗人传统居住的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木结构的干栏式的房屋建筑，
15、称之为“一步楼” 。这种民居较好适应了当地山区地势，依山而建，有效利用了有限的宅基地，且做到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由于布朗族居住地山高坡度，解放前布朗人出行基本上是肩挑背驮，富裕人家靠马驮。现在，随着道路状况的逐渐好转，许多人拥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但却绝少见到轻便实惠的自行车。在宗教习俗上，布朗族也发展出一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信仰体系，万物有灵及竜神崇拜，均较好体现了布朗族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依赖及敬畏。 （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首先对布朗族的生计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民族政策的不断推陈出新，国家行政力量的不
16、断参与，布朗族由原来的刀耕火种及狩猎采集逐渐变成与主流民族同步的农耕生产方式，近几年更形成舍弃农耕、走向城市谋生的热潮，生计方式日益多元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衣食住行越来越呈现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服装已经由传统民族服装逐渐过渡成汉装甚至洋装，男性的变迁更为明显，如今走进布朗族社区，除了见到几位年老的女性还身着民族服饰，年轻人及男性几乎全部是汉装或西装夹8克装扮，从服饰上已经辨不出布朗族的痕迹。食品也已经呈现多元化特色，乡村小卖部里可以轻易买到山外各地制作的小吃及零食；食物烹调设施及方式已经逐渐现代化，几乎见不到在传统的火塘及大铁锅上烹制食品，同时菜肴的制法也糅合了一
17、些城市餐馆的成分，我们在木老元调查时，李祖芹家宽敞明亮的厨房正热火朝天的在做红烧鱼，以备明天邻居结婚宴请之用，这一做法便是借用了城市餐馆里的厨艺。住所的变迁更为明显，无论是施甸还是双江，走进布朗族村寨，几乎见不到传统的“鸡罩笼”或“一步楼” ，汉家房已成为普遍的民居，更有几栋充满现代特色的钢筋混泥土“洋楼”矗立期间，显得分外醒目。马驮人挑的出行方式已几乎绝迹，通往山外的道路上见到大多是满载的摩托车或农用机动车，木老元乡甚至已经开通了农村公交车。非物质文化变迁相对平缓一点，也就是奥格布所说的“文化惯性” ，它们往往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它们的变迁往往是为了调适于物质文化的变迁， “大部分非物质文
18、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方法。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 ”1（P.140）随着社会的发展，布朗族社区家庭结构、婚丧习俗、传统伦理道德等正在发生悄悄变化，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传统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几代人同堂情形日益少见；新生代女性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中逐渐取得了与男性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随着对外交往辐射半径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外嫁或娶入冲击着传统婚俗的复杂规矩及礼仪，原来禁忌及礼仪繁多的婚丧9习俗逐渐简化；传统礼仪习俗也随着年
19、轻人大批出外打工而变得日益模糊而淡化，这些见过“世面”的人已经更喜欢“不拘小节” “直奔主题”的生活。在双江邦协，每年的祭竜仪式依然庄重地按期举行，人们对竜神依然顶礼膜拜，竜林依然郁郁葱葱较好地调节着当地的生态。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地方精英的大力推介，国家话语逐渐涉入这一神秘领域，祭竜仪式较往昔少了几许封闭性，多了几分开放性。施甸布朗族民族意识在文革后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地方特色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的倡导，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各种习俗传承人被挖掘和调动起来，传统节庆在当地政府的推导下开展得红红火火，传统文化事项在活动主旨的规范下重组及创新，虽然少了些原味，多了几分表演，然这不失为
20、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环境的一种积极调适。正如吉登斯所说：“一种类型的人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这就像一个过滤器，在通过它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受到抗拒或作了重新的解释。 ”11（P.244） 三、变迁与适应的现实差异：一个比较分析在社会的变迁中， 在不同的条件下， 文化适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现象变迁速度也会不同。 （一）不同地域同一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 同为布朗族，施甸木老元与双江邦协的布朗族文化现象表现出明显差异，我们以几个显著文化事项为例来分析不同地域同一文化事项的文化变迁速度的差异。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符号特征，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两地的布朗族语
21、言面临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困境，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总体而言，两地的布朗族日常用语10都已出现汉化倾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不会讲本民族语言，汉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通用语言。然而两相比较就会发现：施甸木老元布朗族文化变迁的速度快于邦协布朗族，或者说邦协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语言保持得更好。在木老元，除了年龄较长的老年人之外，60 岁以下的人全都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与我们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也用汉语，没有出现用本族语的情况；而在邦协，虽然大多能讲汉语，但即便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表达时也会出现磕磕碰碰我难以听懂的情况，村支书及俸老师均对此作
22、出解释：“我们讲汉话还是觉得有些别扭，好像舌头不那么好使” ，无论在俸老师家村支书家还是入户走访的几家，只要他们家人之间一交流，几乎全换成本民族语。因而，这里能讲汉话的人，几乎都是学龄以上进过学堂的人，像俸老师还没有上学的侄孙那样的小孩，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无怪乎在小学访谈时，一些教师表示低年级的学生很多不能听懂授课。 另一显著文化事项是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也波及到地处边疆的布朗族山寨，两地布朗族外出打工者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布朗族中青年舍弃传统农耕、走向城市谋生。两地比较之后发现，施甸布朗族外出打工情况更甚，有的村子走了近一半劳力，村里几乎只留下老人与小孩，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而邦协村近年打工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在全村所占比例还不是太大，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在家里耕地或制茶，对学校问卷调查也看出，邦协小学全校 160 名学生中大约只有 3 名留守儿童，而木老元小学的比例则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