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摘要：1950 年，在范长江同志领导下， 人民日报经历了组织制度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重大调整，开展了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的“大转变”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构建，范长江试图纠正人民日报进城后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孤立局面。范长江早年在私营报纸大公报的从业经验所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力求通过对党报组织结构、个体行动方式，以及思想认知的改革与创新，为中共的城市办报设定新的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但是，不同的新闻传统使行动者以不同的世界观来展开行动，范长江试图以城市办报方法来改造党报新闻干部习以为常的农村办报观念，并采取独断、压制甚至强迫的硬性
2、手段来推动制度的实施，最终导致直接受制度规制的行动者展开排斥性反抗。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新闻改革，最终因“新闻本位”和“宣传本位”两种新闻观念冲突所引发的内部纷争而不得不中断。关键词：人民日报 ；制度构建；农村办报；城市办报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07-11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叶青青（1978） ，女，浙江温州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2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中国社会各领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建设起点，新闻事业亦不例外。其
3、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了以“党报”为核心，以国有化的产权、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计划经济、政治动员和群众路线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营报刊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党报”始终发挥着领导与模范作用，不仅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也以其特有的“党报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回顾关于建国初期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其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代表了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因此，对 1949 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考察和描述，在对新闻事业历史时段的划分和叙述上，强调 1949 年开始的政治体制转型和政权
4、类型变化作为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解释因素。尤其是在介绍 1949 年至 1956 年间的中国新闻业时，其着眼点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媒介的政治性表现，往往采用革命化叙事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建国初期新闻媒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时的种种具体表现，如宣传“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 “镇压反革命”等社会运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批判运动。这种视角的叙述是以外在于新闻业的事件或者结构的变化来代替新闻业本身的变化，新闻业是基本不变的，即便有变化也是跟着整个国家进程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有学者呼吁共和国的新闻史研究亟待打破“编年史”的思维定势。 其二，关注建国初期私营新闻
5、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消亡的研究者，3微观分析了以大公报 、 文汇报为代表的私营新闻业与新中国的调和与妥协，揭示了在政权交替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剧烈变动中，政党对新闻媒体的认识态度、政策演变，以及对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掌控，使之服从于政治宣传目标。新的执政者与旧的报界精英的共处与妥协，与报界群众的对垒与互动，共同建构了报业国家化趋向中民主诉求与制度规范、体制变革与人的改造的“社会一政治”镜像。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基本勾勒了一幅并不一致的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图景。但是，彼此所依据的事实、所作出的判断并非截然对立，只是研究者以不同的影响因素来衡量中国新闻业的演变。无论如何，当我们以新中国的成立作为背景
6、来考察建国初期党报新闻事业的发展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从战争割据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及中共党报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这三大制度环境的明显变化，党报的办报环境、报道内容和读者对象无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那么，在政权更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环境变动之下，我们的党报是如何进行转变的？转变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转变的成效如何？作为新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 ， 人民日报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面镜子。因此，本文将以 1950 年人民日报社开展的“大转变”为考察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一、中央党报开展“大转变”的由来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7、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报纸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其表现就是“以 1949年为界，真正的人民报纸在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质上与国民4党时期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报纸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完全不同” 。根据当时新闻总署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报纸总数为 336 家，其中公营报纸 257 家，约占 76%。从数量上看，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公营报纸体现出了绝对优势。 对于那些习惯于农村办报的新闻干部来说，城市的报道领域和读者对象完全是陌生的，城市党报的宣传方法需要不断探索与改进。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陈克寒针对中共的城市党报工作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区如何办报纸？”在研究中原地区新出版的
8、城市党报后，他发现“各地大体还是以老区办报的经验、办法，在办新区报纸” ， “无论从宣传对象、编辑方针、内容、编排形式看” ，新区报纸缺乏特色，且与老区报纸很少差别。在报道内容上，新华社稿件往往占据二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三的版面，所载地方新闻也与人民生活缺少关系。在版式设计上，固守“一版要闻、二版地方新闻、三版解放区新闻、四版国际和蒋区新闻”的死板模式。陈克寒的文章刊登在华北人民日报上，因其特殊的身份和领导地位，他提出的问题对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办报工作应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为了解答这个困惑，陈克寒从城市党报的宣传对象、宣传方针、报道内容和编辑方法等方面人手，分析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的差异，并提出新区报
9、纸除了以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外，还必须同时注意一般的群众读者，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把两者的需要统一起来，而“绝不要以为我们（中共干部）懂得或老区群众习以为常的事物，新区群众也可以同样接受和理解” 。陈克寒所提出的这些改进城市党报工作的具体方法，在中5共党报的实际办报工作中具体的落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了 1950 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却正式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具体改进措施，开启了新中国全面改进报纸工作的大幕。在此背景下，作为新中国报业所马首是瞻的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率先开始改进自身的工作。尤其是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成为中央党报的新
10、任社长后，既有的党报制度框架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行动者。范长江早年在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私营报纸大公报的从业经验所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在人民日报发动的“大转变”中，制订了大量在原有制度框架下不可能产生的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并试图利用城市报纸的新闻观念去改造来自农村的党报新闻干部的办报观念和行为方式。 首先，着手建立、完善编委会会议制度。每星期六下午二时举行编委正式会议，通报全国新近重大情况，讨论研究报社重要工作及重要报道选题，分派与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编委会成员的工作也进行明确分工。在编委会之外，范长江还借鉴苏联真理报多年来坚持举行的“飞行集会” （意译为“简短集会” ） ，作为不定期召开的编辑部
11、工作会议。 其次，报社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出现较大的变动。结合胡乔木在改进报纸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学习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分工的要求，范长江出台编、采、通合一的管理办法，对编辑部开展专业化的分工建设。范长江要求编辑部分设五个组：第一组负责政治、法律、军事要闻，并负责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间工作，其他组都在白天工作；第二组负责工矿、交通、农业生产等报道；第三组负责财政、金融、贸易等报道；第6四组负责文化、教育及党的生活、青年团工作等报道；第五组负责文艺副刊、人民园地及美术等。各组组长由编委担任，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及统一调度人员，但各组均归总编辑直接领导。各组暂定至少每隔一天交出可登一个半版的稿件，其中包括新闻、
12、通讯和评论，篇幅长短搭配，交总编辑最后审定与取舍。 再次，编辑部的工作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要求也更高，编辑工作从采写新闻、传送处理稿件，到编辑排版、签字付印，也都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流程。同时针对人民日报专职记者与特派记者都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况，范长江又规定由总编室副主任根据总编辑意图，与各组负责人协商对记者实行领导，并要求记者每人每月要写新闻 5 篇，通讯 1 篇。此后， 人民日报编委会又把驻地记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 范长江为人民日报制定的这套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作为报社组建制时期的主要行动框架，在规范中共党报工作的正常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 年 3
13、 月报社进入部建制时期，编辑部开展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仍然以这一时期的部门分工为基本组织框架的，其中不少制度内容，至今还在沿用。 （二）行动者层面 党报新闻干部是直接受党报新闻制度规制的个体行动者，也是各项制度安排的执行者。作为一张从地方报纸转变而来的全国性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主要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这两张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的机关报。在战争和农村的环7境下成长起来的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远较农村复杂的城市是相当陌生的。而且，当中央党报所面临的城市办报环境与过去农村根据地办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时，报社成员也一时难以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办报方法。体现在人民日报的具体
14、办报工作中，就是报纸的报道重心根据中共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应该向经济生产领域倾斜。但在实际报道中，政治新闻大量增加，而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和呼声，反映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来稿减少，又常常登不出去，登不出去又导致来稿进一步减少，以至于有读者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是城市、机关、会议。 为了提高报纸与实际工作和读者群众的密切联系，范长江提出“耳目灵通” 、 “目光四射” ， “决胜于社门之外” 。所谓“耳目灵通” ，就是要重视报纸的通联工作， “目光四射”就是要记者编辑主动扩大对外联系，“决胜社门之外”就是让党报新闻干部走出编辑部，实地开展新闻采访。首先，针对中央党报对中央意图和各地工作
15、情况了解太少的困境，范长江分派编委委员、组长主动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组会议，并商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及时组织报道。范长江本人率先示范，联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中财委设办公室，同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等领导人随时接触。同时，除了留最少数同志坚持编辑工作外，抽调三十多名业务骨干分赴全国各地采访，组织重要报道。为了扩大反映基层实际的稿件的来源，又主动联系各地方党报，希望各地报纸负责人于每晚看大样时，将各报大样上最重要的新8闻加注简单说明，于次晨快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便人民日报及时给予转载。在此基础上，范长江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制度，并计划在全国建设记
16、者网、发行网，广泛地组织读者会、读报组，以保持党报新闻工作者同通讯员和读者的密切联系。 其次， 人民日报重新建立通讯员制度，大力发展地方通讯员，并将培养通讯员、组织通讯员写稿，列为评价、考核记者、编辑工作成绩的内容之一，要求地方记者站记者每月至少组织通讯员写一篇文章，完不成任务的扣掉工资 10%。报社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 ，分发给各地通讯员作为指导材料。到 1950 年 10 月 16 日止，登记在册的通讯员达 7829 人，1950 年底又增加到了近万名。 再次，在处理读者来信来稿方面，成立通讯联络组（后来改称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
17、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编辑部成员也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然后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稿。对于读者来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人民日报也采用述评或综述的形式集中给予发表，既提高了来信来稿的见报率，也使见报的问题更有针对性。 最后，在范长江严格要求下，党报工作中的游击习气和散漫、迟缓、不严密、不细致的作风得到遏制，一部分不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老同志及从原华北日报接收的一些人员也陆续调出人民日报 。到 19509年上半年， 人民日
18、报工作人员总数为 366 人，其中编辑部人员虽然只有 112 人，但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总体上均有提高。范长江在编辑部特别是年轻同志中还大力提倡争做“名记者” ，并多次强调说，一个报纸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要有好的评论，好的新闻和好的通讯，要培养出一批国内外读者都很熟悉的名记者，使读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对于人民日报的大多数消息只有电头没有记者署名的情况，范长江提出见报的消息和通讯都要署上记者的名字，说“我们就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名记者” 。这一重视培养知名记者的做法明显受到大公报用人之道的影响，范长江认为大公报善于选择有条件的记者，使之在采写实践中发挥所长、很快成名，一家报纸
19、的名记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也就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望。为此， 人民日报报社编委会甚至还提出，以后本报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应考虑按工作成绩发放，实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创造性。 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的社长，论资历上比不上报社“三八”式的老干部，甚至在党龄上还不如他们。但是由于身处报社一把手的地位，而且受到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在人民日报开展工作时并不注意一些党内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是“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 。有的记者因为采访不够深入、全面，稿子出现部分失实，便要专门开会给予批评，写检查反省，甚至登报检讨。在飞行集会上，范长江也经常不留情面甚至冷嘲热讽地批评一些农村新闻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
20、根据现在保留的当时召开飞行会议的记录，范长江的言辞的确比较过激。在 1950 年 9 月 19 日飞行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10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现在人民日报怕运动，每逢运动必败，为什么？不会配合，不是这个事情掉了，就是那个掉了。 ”针对做事疲沓、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做法，范长江经常当众批评为“老棉袄、老油条” ，甚至将部分干部进城后常摆老革命架子的行为比喻为“猪肉架子” 、 “狗肉架子” 。这些激烈言辞必然引起一些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的反感情绪，对此，范长江在一次飞行会议上劝导说
21、：“要把批评看作擦灰尘，洗脸，不要看作是听训 。新闻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社会事业有感觉。要培养社会事业家的感觉，不要培养个人事业的感觉。自己斤斤于个人的打算，那不会有什么成就，必须以无限的忠诚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但是，对那些因伙食标准、呢制服问题都要到上级领导面前争吵、申辩的新闻干部而言，并不愿意顺从范长江某些主观的、武断的、 “一手包办”的家长式作风。许多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老编辑后来回忆范长江时，除了对他个人能力和魄力表示赞赏外，往往对他的粗暴性格与办事作风颇有微词。何燕凌认为范长江对他人的批评，有些话“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 ，伤害过一些好同志；林晰认为范长江性格比较粗暴，相较而言，邓拓就平易近人多了；刘振祥也认为范长江性情急躁，对农村干部的批评说的话比较重。因此，在“三反” 、 “五反”的运动中，那些拥有提意见、发动批评权利的党员干部，显然正在运用非正式权威，将自己身上的问题隐藏起来，反过来声讨曾经指出自己身上问题所在的批评者。而且在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仍非常敏感的情况下，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 “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来发动政治斗争，触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