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金代张守仁墓志考【关键词】金代；张守仁墓志；签军 【摘 要】本文对金代张守仁墓志中的名物制度做了考证，指出墓志撰者头衔中的“朝奉大夫”应为“朝列大夫” ，并结合传世文献，重点考察了志文中所反映的金初签军制度的实行情况，且以张守仁为例，具体探讨了汉人签军的境遇。 金代张守仁墓志于建国后在河北省涞水县出土，现藏该县文物保管所。墓志拓片的图版和录文见于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 。志文基本完整，共 22 行，满行 24 字，全文约 500 余字。志主张守仁、撰者李均不见于传世文献，因而该志尽管较为简略，但依然为金初历史，尤其是“签军”制度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对该墓志以往尚无专文研究，下面将结合传世文献对其
2、内容加以考释和阐发。 一、墓志内容简释 该志虽短，但结构完备，记述了张守仁的家世、经历、名位以及迁葬等内容。下面先对其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做简单考述，然后再讨论志文所反映的“签军”问题。为便于行文叙述，先将志文分行转录如下1：1.大金大兴府易州涞水县故敦武校尉张公墓志铭并序 2.朝奉（列）大夫、前行代州五台县令、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撰 3.公讳守仁，字居道，世为县之巨族。曾祖文显，祖开，父公孝，2皆积 4. 德于己，流惠于人，宜乎笃生于公之德业才能则多 5. 矣，第以班班可称者，略得其数事焉。公在妙龄，事父母始终克 6. 谨，斯见其孝也。平居乡党间，常以泛爱人之急，斯见其仁也。 7. 国朝天会中
3、，尚征兵讨叛，取郡县良家子充预其籍。当于签选 8. 之际，户户人人鲜有不为怯避，罄辞而相争免者。公独果敢径 9. 请备行，而大为族系喜与之多，斯见仁者有勇也。既而屯驻于 10.淮，帅府知能，授以谋克职，厥后以功转补前件名品。时 11.方愈被升擢，无何疾作，得告言还，遂尽出从来囊橐所有，以贶 12.单贫不给者，斯见其义也。编，归遗其子，以益义方 13.之训，斯见其贤也。及家都月余，遂至不起，乃天德四年二月二 14.十有二日也，享寿三十有八。呜呼！其有德业才能，不见昂立于 15.人上，而复夭阏丁年，不知上天报施其何如哉！然能慰恨者， 16.赖有贤配王氏，居孀节操，金石匪坚；令子，力学修业，有闻于
4、17.时，有以见夫尔后其兴乎。越大定四年九月二日坤时，奉其丧 18.迁葬于县之遒亭乡瓦原。铭曰： 19.公其富有兮德业才能，略举兮班班可称。宜于仕路兮超 20.擢进升，胡为壮岁兮患祸相仍？上天报施兮夫何足凭。赖有贤 21.配兮执德惟恒，复有令息兮善于继承。卜筮窀穸兮咸得休徵， 22.神灵安处兮百福是应，高门奕世兮永其兴欤。 首行为志题， “大兴府易州涞水县故敦武校尉”表明了张守仁的籍贯和身份。金代地方行政区划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路、府，第二级是3州，第三级是县”2，杨树藩指出，路、府一级建制为“五京路合另置之十四路，共十九路，盖为金朝地方高级官府”3。 金史地理志记载：“袭辽制，建五京，
5、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 ” 4其中，大兴路是海陵王时期改名而来， “贞元元年（1153） ，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5。以“大兴府”系州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反映，宝坻县于“承安三年（1198）升置盈州，为大兴府支郡” 6 。 “支郡”一词原指汉代王国所辖之郡，唐中后期、五代时期也指各节度使所辖之州，这里宝坻县本为隶属大兴府的县，升格为州后仍为大兴府所统。又如，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 “六月，上谓省臣曰：近者大兴府平、滦、蓟、通、顺等州，经水灾之地，免今年税租。不罹水灾者姑停夏税，俟稔岁征之。 ”7这里的“平、滦、蓟、通、顺”等州也是系于大兴府之下。易州在辽代便直接
6、统于燕京，这从出土辽代碑刻中的“燕京易州涞水县”称呼可以看出8。 身份等级也反映在墓志志石的大小上， “敦武校尉”是“从八品下”9的武散官，据王新英统计， “六品至九品官员墓志志石尺寸应在 60 厘米以下” 10。该墓志长 55 厘米，宽 52 厘米11，志石规格与其身份是吻合的。 第 2 行交代了墓志的撰写者，原录文为“朝奉大夫、前行代州五台县令、骑都尉、赐紫金鱼袋” 。经与图版比照，并无差错，但是查阅金史百官志 ，无“朝奉大夫” ，类似的散官阶有“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 12，北宋官制中有“朝奉大夫”一阶，在隋唐为“朝义大夫” ，后避宋太宗讳而改 13 。涞水县一
7、直处于辽国4境内，五台县虽然旧属宋，但墓志的撰写年代已经是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 ，距北宋灭亡已久，不可能还出现北宋官名。另外，作者李在当时应是当地名流，虽不见于正史记载，但其作品在其它金代碑刻中也有保存， 白带山志中所收录的云居寺重修舍利塔碑中曾提到“正隆五年（1160）七月。朝列大夫前行代州五台县令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 14。对比两方碑刻中李的头衔，除“朝奉大夫”外，其余均相同。考虑到金代官制，应是后者的“朝列大夫”为确。墓志中的错误极有可能是在誊写、上石等环节中出现了失误。 “骑都尉”是金代“勋级”之一， “正五品曰上骑都尉，从五品曰骑都尉。正六品曰骁骑尉，从六品曰飞骑尉”15。 金
8、朝鱼袋制度尚不十分清晰， 金史记载“五品服紫者红乌犀带，佩金鱼，服绯者红乌犀带，佩银鱼” 16，可见五品官员有资格获赐紫服金鱼。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些与李官位相似的官员获赐的实例， “朝散大夫、守鸿胪寺卿、知太常礼院、骑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永福” 17，“朝散大夫、少府少监、飞骑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牛庆昌” 18。这二人散官均为“朝散大夫” ，稍高于李，而牛庆昌的勋级“飞骑尉”又稍低，总体上看这三人品级高下相若。 “行代州五台县令”意味着李的散官和职事高下不对等， “散官高于职事者带行字” 19。金制分县的等级为七等20，最高的赤县县令品级为从六品，且只有大兴
9、、宛平为赤县，五台县令品级必然低于此。但是，五台县的地理较为险要，是兵家要地，如天会四年（1126） “贼杨麻胡等聚众数千于五台” 21；宣宗贞四年（1216） “今闻诸隘悉无琢兵，盖5琢挈太原之众，保五台剽掠耳”22，可见五台县无论对于金宋还是金蒙间的战争，均有其重要地位。五台县于金末还升格为州， “贞四年（1216）三月升为台州”23。有学者指出， “县令作为一县的长官，除主管行政事务之外，还负责地方的防御” 24，因而以品级较高的官员镇之也不足为奇。 第 18 行提到“迁葬于县之遒亭乡瓦 原” ，时间是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 ，可知张守仁在“天德四年”（1152）去世十几年后，又行迁
10、葬，墓志便是此时撰写。据涞水县志记载：“乡社，城西曰遒亭。 ”25位置大约在县城之西。涞水县寺庙众多，遒亭乡附近也有，辽代石刻木井村邑人造香幢记中曾提到：“维大辽国燕京易州涞水县遒亭乡木井村邑众等，重修净戒院。 ” 26可能因为此地香火旺盛，风水较佳，其子成年之后将其“迁葬”于此。 李虽只是县令，但散官、勋级皆为五品，高出张守仁的“敦武校尉”数级。张氏后人能请到李撰写墓志铭，一方面可能因为张氏家族“世为县之巨族” ，在本地有一定名望，另一方面可能也缘于军人在金朝社会中的地位。 大金国志中记载：“辽东汉军万户韩常，与太行义士原明战于真定西山胭脂岭，为原明所败，千户刘庆余被炮折其胫，由是解军职，换
11、授静江军节度使，知慈州。金国以万户比都总管之职，千户比节度使，百人长比刺史，若解军职，出官对格换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换授，凭武元差扎押字则为御书。庆余随常父庆和降阿羌，为千户，故换授静江军之节度，继以守土之任。今燕云诸路民兵千户、百人长，乃以家业或丁数定之。一时随军所差也，在军则权为千户、百人长，散6则还为庶人。或就军中受代，则复为一散军而已，非可比御书者也。今民兵充者极多，御书补者极少。 ”27“武元”应指金太祖， “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仁明庄孝大圣武元皇帝，讳，本讳阿骨打” 28。 辽史记载，天庆八年（1118） “闰月庚戌朔，以降将霍石、韩庆和为千户”29，材料中的刘庆余正是
12、随韩庆降金的辽国将领，此时也已成为千户。刘庆余在因伤离开军队出任地方官员时，千户与节度使对应。这类早期降金的将领地位较为特殊，金太祖“皆亲押札子授之，谓之御画”30，对于之后汉人签军中的百户、千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大金国志均认为地位急剧降低，乃至于“散则还为庶人” 、 “复为一散军” 。本墓志第 10 行记载张守仁也曾“授以谋克职” ，从志文来看，其地位虽不至于“比刺史” ，但也不至于沦为庶人，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二、墓志所反映的金初“签军” 上文对墓志所涉及的一些制度做了简单考释，其实志文的主要内容叙述的是张守仁被征从军、立功升迁、重病归乡的过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金
13、代签军制度：“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二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诸称家户者，不以丁数论；人丁者，不以家业。每签军，则元帅府符下诸路帅司，帅司次第下节镇、支郡、诸县。县籍户口、家业定讫，乃谕民间以所当军数多寡，然后市鞍马、置器械、备糇粮。或亲丁不足，则募人代行，贫者称贷于人以应军役。俟其足备，然后选千户、百人长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则人自营田以供粮，无田者月给七斗粟。每出疆，不以远近，人持一月粮，将战，各以所负米造饭而食，食罢而出。故其国平时无养兵7之费，行军无馈运之苦，此其大略也。 ” 31作为众多汉人签军中的一员，张守仁的经历有其代表性意义，下面结合传世文献来集中讨论。
14、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张守仁被征的时间。这次征兵的直接动机是第 7行所述“国朝天会中，尚征兵讨叛” 。金初战争频繁，尤其是北方初定，尚不安宁， 大金国志记载：“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险者，至今不从金国。其后又因严刑重赋，饥馑逃亡，及豪杰乘时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会八年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及宗盘、挞懒之徒被诛，在朝在军莫非其党，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32或因为不服金朝统治，或因为严酷压迫，还有高层政治斗争，这些因素都导致大量人口“聚保山谷” ，这些很有可能就是“征兵讨叛”的对象。 “天会”年号使用时间较长，这次签军具体的时间可从张守仁的年龄来推断。依据第 1
15、3 行“及家都月余，遂至不起，乃天德四年（1152） ”和终年 38 岁这两因素综合计算，张守仁应出生于辽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 。金代的成丁年龄为“男女二岁以下为黄，十五以下为小，十六为中，十七为丁” 33。金初军力甚盛，应该不会征召年纪过于幼小的人从军，此时张守仁至少应满 17 岁，那么可以推断这次签军不会早于天会七年（1129） 。 第 9、10 行提到“既而屯驻于淮” 。 “”意为“河边地”34， “淮”一词在这里应是泛指淮河流域。如欧阳修曾于庆历六年在信函中提到：“昨者解官河外，窜迹淮。 ” 35当时欧阳修因党议遭贬，历任滁州、扬州、颍州36，所谓“窜迹淮”应概指这些地方。金攻灭
16、北宋后，迅速南下，天会七年（1129）初已经逼近扬州，此后虽曾过江追击宋高宗，8但战线基本稳固在淮河流域。天会八年（1130）册立伪齐，但军事防务还是以金为主， “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37。可见张守仁从军后不久便调至淮河前线与宋军对峙。 第 8、9 行提到签军过程中民间普通人的反应是“罄辞而相争免” ，而张守仁却“果敢径请备行” ，并因此博得“族系喜与之多” 。签军所引起的民间骚动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对其批判也是极为常见，以这种思路解释志文最为方便，但未必完全是事实。首先，这几句话的用意其实在于表扬张守仁的慷慨， “罄辞而相争免”只是一种相形见绌的对比罢了。兵者凶事，逃避从军征战
17、乃是常情，但若说签军是人所共斥的贱役，则无法解释张守仁这份慷慨“果敢” 。 签军的标准是笼统的家产和丁数，在这个宽泛的标准下，依据战事缓急，征发的具体标准可能也会有变化，海陵曾为一鼓灭宋而“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38。但在天会年间，金军对宋优势明显，尚不需如此涸泽而渔地签发，至少在这个例子中，是于同族的较大范围内签选，一人应选似乎可以避免同族的义务，所以才会“大为族系喜与之多” 。 签军制度最初是针对女真族，在扩张过程中逐渐推广到各个民族，其中“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39。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应该是力图将军队掌握在女真族手中，但是金宋战
18、争绵延日久，事无已则军亦无由放免。本例中张守仁自从天会年间被签发之后，直到天德四年（1152）才因重病还家，至少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一直从军，是汉军签军长期从征的明证。 9鉴于张守仁的慷慨气概和主动应募的积极表现，很容易理解志文第10 行“帅府知能，授以谋克职” 。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对于签发来的汉军的组织方式是从所签之兵士中选拔基层军官， “谋克者百夫长也” 40，这就印证了前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俟其足备，然后选千户、百人长等部之以行”的记载。 第 10 行“厥后以功转补前件名品”所指正是“敦武校尉” 。 “谋克”是张守仁的军职，从志文中看不出其是否还担任过其它职位。 “谋克”本身没有固定
19、的品级，王曾瑜先生曾指出：“金朝武将的军职官和武散官，即实职和虚衔之间，往往存在着不相对应的紊乱情况，并无十分严格的制度规范”41，因而单从“谋克”一语难以看出张守仁官位晋升的迟速。 “敦武校尉”为从八品武散官，其下还有四级散官，除去金世宗时期才设立的“保义副尉” 、 “进义副尉” ，还有正九品上、下的“保义校尉”和“进义校尉”42。 金史记载：“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文资则进士为优，右职则军功为优，皆循资，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 ”43可见，进士与军功为影响仕途的最重要因素，但也要循资升降。张守仁 20 年间，在女真族统治下，以汉人身份由平民积累军功
20、成为从八品武散官，已属不易。 第 11 至 12 行“无何疾作，得告言还，遂尽出从来囊橐所有，以贶单贫不给者” 。 “告”即是休假，不过从他把行装都赠与他人和归家不久便去世的情况来看，这次告归显然相当于因重病解除军职。同时，这句话也印证了签军行装确需自备。 金末刘祁曾评价签军制度：“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10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44在战争频仍的年代，百姓逃避从军乃是正常心态，由强制签军造成的怨愤固然客观存在，但强征之下的军队未必没有战斗力。金末所面临的蒙古军队在当时无论在东亚、西亚乃至东欧均无对
21、手，因而对蒙战争的失败不能衡量签军的实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八年（1138） “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其所起之人又非昔日签军之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抑又甚焉”45。这里宋人至少承认最初几年的签军较有战斗力，天会年间被征从军的张守仁正属于这一批人。不过假设其后的签军素质真如材料所述般急剧降低，那么面对着由大量的低素质签军和少量女真军队组成的混编金军，南宋军队仍败多胜少，恢复旧疆更是奢望，这就值得怀疑此类宋人记载的客观性了。 金代签军对象正是志文第 7 行所谓“郡县良家子” 。志主张守仁出自“县之巨族” ，虽有吹捧之嫌，但至少是小康之家，大量类似张守仁这样的“良家子”充实进军队，是金军战力的保障。即便在金末，对于签军的身份也有着严格要求， “弼上书曰：山东、河北、河东数镇仅能自守，恐长河之险有不足恃者。河南尝招战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闲训练。若选签驱丁监户数千，别为一军，立功者全户为良，必将争先效命以取胜矣。 诏下尚书省议，惟老病官从所言，余皆不允” 46。坚持“驱丁监户”不能从军固然有坚持金朝既有社会等级的因素在内，但也说明金代对军队素质的维护。 总之，从这篇墓志的内容来看，汉人签军中的军官至少在地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