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的历史动因内容提要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教之争的积极推动、中国统一的政治契机和制度创新的特殊需求是经学统合完成于五经正义的历史动因。隋唐以前，没有必须将经典注疏规范化的特殊需求，故历代国学通行的做法是经学诸派共存并立，而隋唐以降，科举考试需要统一的教材及考试标准，必须提供统一的经典文本及其注疏。因此，制度创新是经学统合的主要动因。中华帝制的统治者不以统一经学的方式维护思想统一，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五经正义孔颖达经学国学帝制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079-08 在隋唐，帝制国学及其国家学术从五经诸派时
2、期，步入经学统合时期。孔颖达奉命主编的钦定经典注疏五经正义的问世是经学统合的历史过程基本完成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经学的统合与帝制的成熟是相互匹配的历史现象。国家学术的重大进展意味着政治理论的重大进展。经学统合是隋唐政治思想史的首要篇章，而经学统合的渊源与动因又是隋唐时期思想传承与演化的重要历史背景。本文着重探究经学统合于隋唐的主要历史动因。 一、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学的统合是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必然结果，而完成经学统合2的五经正义有其深远的经学渊源。为了全面认识五经正义的形成原因和历史价值，有必要先简略地追述一下经学的历史。 “经”字的本义是经纬之经，即织物之纵线，引申为常道、规范，因而“经
3、”字很早便有了“常” 、 “道” 、 “理” 、 “义” 、 “法”等义项。在先秦， “经”可以用于指称一本书的主旨、提纲、要点。后来人们往往将一些被尊为典范的著作称之为“经” 。不同的思想流派会尊奉不同的“经”。 广义的经学，亦即传授某些经典的学问，理应追溯到这些经典问世之时。在西周及春秋战国，国学及各类官学传授诗 、 书等典籍，各种私学传授某些古代典籍，这都属于广义的“经学”范畴。先秦诸子常常引据春秋以前的典籍，他们对典籍的研修也应属于广义的“经学”范畴。但是，在古代文献中， “经书”特指“儒经” ， “经学”特指“儒术”，而“经艺”一词既可以指称“经书” ，也可以指称“经学” ，还可以作
4、为“经书”与“经学”的统称。 以“经”特指“儒经”是帝制国学的产物。汉武帝崇“六经” ，尊“儒术” ，在太学设立诗 书 礼 易 春秋 “五经博士” 。汉儒将五经之学据为专利，称“五经”乃“圣人之作” ，为“五常之道” ，并强调“经”字的“常” 、 “道” 、 “理” 、 “义” 、 “法”义项。于是“经”被赋予特定的内涵，特指皇帝钦定的“圣人之作” 、 “典诰之书” ， “圣哲彝训曰经” ，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经、史、子、集”图书分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经”即“儒经”的意蕴。因此，在古代文献中， “经”通常特指帝制皇权钦定之“儒经” ，故“经”亦有“帝典”之称。 3古代学者很少使用“儒家经典”的
5、提法，就连“儒典” 、 “儒经”的提法也不多见，更没有“儒家经学”的提法。导致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儒家经典” ，只需单用一个“经”字即可指称一批据说由孔子等人编订或撰写的典籍。于是“经典” 、 “经籍”是“儒经”的统称；“经传”是“儒典”经与传的统称；“经义”特指“儒经”义理；“经训” 、 “经解” 、 “经说”通常是指对“儒经”的传注解说；“经师” 、 “经生”特指传授经学的学官；“经筵” 、 “经帷” 、 “经幄”是指皇帝研读“儒经”之处。与此相应， “经学”之“经”特指“儒经” 。这些词汇的特定内涵都是帝制统治者独尊“儒术”的产物。 西汉以来，经
6、学始终是官方学说及主流文化的主要载体，经学的分流与合流也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现象。导致经学分化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经典文本不同。汉代经典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别，如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 。两种文本多有篇幅与字句的差异，因而尊奉不同经典文本的学者之间在经义理解上多有争议。 二是学术旨趣不同。汉代有“今学”与“古学”的分野。 “今学”关注经文“书法”所蕴含的深意，着力于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 ，在方法上侧重于经典思想的演绎，特别是对经文遣词用字的意图的解读；“古学”关注经文所记事件的过程和原委，着力于史实的考究和古制的阐述，在方法上侧重训诂文字，考证本义，还原史实。两种学风之争有时形同水火。 4
7、三是师说家法不同。例如， 春秋之学有传承公羊传的公羊学与传承谷梁传的谷梁学之别。两大派别的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都使用今文经，学术旨趣都属于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今文经学” 。但是，这两大学术流派不仅所依据的经传文本有明显差异，而且在学术上、思想上多有分歧，彼此之间争论不休。 四是术业专攻不同。诸如通常被归入“今文经学”的有三家诗（申培的鲁诗 、辕固生的齐诗 、韩婴的韩诗 ） ，出于伏生的尚书（分为欧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 ，出于高堂生的礼 （分为戴德、戴圣、庆普三家） ，出于田何的易 （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 ，出于胡母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 （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两
8、家）和江公所传的谷梁春秋等。各种流派之间也存在学术、思想与地位之争。 在汉代，由于在文本选用、学术旨趣、术业专攻、师法传授、治学方法、具体解读和政治境遇等诸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家各派的经学宗师及其传人对许多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多有分歧与争论。一般说来， “今学”长期占据主流学术的地位，而“古学”的影响则逐步拓展。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交流，总的趋势是两种各有特色的学风逐步走向融合，形成相对统合的经学流派。 汉代著名经学大师大多不株守一经，他们博览群经，广采众说，因而统合“古学”与“今学”是经学演化的大趋势。东汉末年的郑玄师从著名经学家马融，精通今、古文经，学术旨趣以“古学”为
9、主，兼采“今学”的成果。他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创造了5一个统合诸派、自成体系的经学流派。到魏晋，郑玄所注的周易 尚书 毛诗 周礼 论语 孝经等先后立于国学，一度出现郑学称雄于国学的局面。这标志着帝制国学统合“古学” 、 “今学”的历史过程大体完成。 继之而起的是郑学与王学之争。魏晋时期，相继有人批评郑玄之学，王肃是典型代表人物。他也采用统合“古学” 、 “今学”的治经方法。王肃注解群经，处处与郑玄对立，凡是郑玄采用“今学”的，王肃就引用“古学”予以批驳；凡是郑玄采用“古学”的，王肃就引用“今学”予以批驳。王肃之学倡导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强调存亡祸福取决于人事，与“天灾地妖”无关
10、，从而清除了郑玄经注中的若干谶纬思想。王肃注解的“三礼”等皆被立于国学，对当时的学术有较大的影响。 在晋朝，朝廷所尊、士人所习大多是郑、王之学的经典文本及其注本。汉代立于国学的各种今学名家注本则失去往日的华彩，后来大多佚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统合“古学”与“今学”的治经方法成为主流。当时最有影响的经学学派均具有“统合五经诸派”特征。这种现象标志着原本由于尊崇不同经典文本和坚持不同学术风格而导致的经学内部的对立已经基本上化解，以综合化的方式统合经学成为国家学术的发展趋势。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南朝与北朝的国学体制、社会风俗、文化传承存在明显差异，经学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由
11、于分别使用不同的经典传注本，史称“南学”与“北学” 。北学较多保持了汉魏经学的传统，一般不采纳玄学家的经注。南学则明显具有玄学6化的特征，而玄学化更能代表经学在哲学思辨上的最新进展。南学与北学之争源于政治长期分裂。一旦这种政治局面结束， “南学”与“北学”势必走向统合。 在隋唐，中国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学术亦从“析同为异”走向“合异为同” 。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进一步统合经学的思潮。 五经正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 二、三教之争的积极推动 许多思想文化史的著作笼统地谈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衰落” 。这个提法很容易误导人们的历史认识，导致夸大玄学、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忽略经学的新进展和影响力。
12、 一般说来，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受到玄学、道教、佛教的冲击，经学的权威地位有所削弱，儒者的感召力也大不如前。但是，经学对这个时期统治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这集中表现为：许多皇帝（包括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皇帝）尊崇经学，国学只设五经诸派博士，经学的官方学说地位并没有动摇；在官僚、士人群体中，信奉经学政治价值的居大多数，许多读书人专攻儒典， “素不玄学” ， 魏书卷八四儒林传?李业兴传 ，中华书局，1974 年。历代名臣也不乏博学鸿儒；在朝堂议政中，经学依然是最具权威性的依据，其引用率和有效性皆为其他学派所望尘莫及，这表明经学依然是维系帝制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支柱；许多士人博通融会
13、百家之言，无法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一学派，而其政治思想大多有浓重的经学背景，就连玄学、道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也深受经学的影响，著名道教思想家葛洪便是典型例证。7这就是说，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大众的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经学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价值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所谓“经学的衰落”只是相对而言。汉魏以来的三教之争，为经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的文化氛围。在魏晋时期，带有浓重老庄色彩的玄学风行一时，在士大夫阶层有广泛的影响。到南北朝时期，迅速崛起的佛教、道教与儒教分庭抗礼，鼎立而三。从对社会大众精神世界的影响力看，佛教、道教颇有几分压倒儒教的气势。在人类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往往又是新生的契机，挑战
14、往往是发展的机遇。作为“正统思想”的经学正是在一场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将佛、道之学的某些成分转化为思想材料，完成了自身理论形态的转型。这一点集中体现为经学的玄学化以及其对佛教思想的吸收。 经学玄学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的许多经学大师兼注易 、 老 ，扬雄、马融、郑玄、虞翻等都是典型代表。魏初的宋忠、王肃等人解太玄 ，治周易 ，注老子 ，这种治学方式的盛行不仅导致玄风大作，推出玄学化的经学，而且推动了经学的改造、充实和提升。 “魏晋玄学”的流行也势必影响经学的治学方式。经学的玄学化与玄学化的经学互为因果，相反相成，为经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 吸收老庄、道教的“天道自然”论对经学提高哲学思
15、辨程度大有裨益。其中， “魏晋玄学”为经学的新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就学术风格和思想形式而言，玄学是对两汉经学的反动，主要表现是：摆脱恪守经典的治学方法，探索更具综合性的学术途径；冲决保守僵化的师法8家法，挥洒颇有创意的义理阐发；鄙薄支离破碎的章句之学，追求玄远高妙的本体思辨；摒弃荒诞无稽的灾异之说，张扬崇尚自然的天人哲理；蔑视虚伪做作的俗流礼法，标榜通脱简易的名士风骨。在玄学的影响下，无论魏晋的学风、士风都与前代有明显的反差。 但是，何晏集解论语 ， “善谈易 老 ”；世说新语笺疏卷上文学注引，中华书局，1983 年。王弼祖述王肃， “好论儒道”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 ，中华书局，
16、1959 年。向秀“著儒道论 ”；世说新语笺疏卷上言语注引。江?“博览坟典，儒道兼综” ；世说新语笺疏卷中赏誉注引。王昶主张“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 。玄学诸子以老庄哲理解释周易 、 论语 ，以经义解释老子 、 庄子 ，他们既继承了经学的纲常思想，又发挥了老庄的思辨哲学，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玄学是一种风格别致的经学。有的学者从“玄学化经学”的角度认识玄学的本质，这是有道理的。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 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70-680 页。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学的发展趋势。无论学术
17、渊源、论题设定，还是核心价值、最终归宿，玄学不仅没有真正脱离主流政治文化的轨道，而且为统治思想，特别是经学理论思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在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何晏、王弼、郭象等玄学家的最大贡献是对名教与自然一致性的理论论证，从而为纲常名教思想提供了更具思辨性的哲理性依据。在玄学家中，对经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王弼。王弼著9有老子指略 、 论语释疑 、 周易注等。在南北朝时期，北方学者大多尊崇郑玄的周易注 ，南方学者大多尊崇王弼的周易注 ，还有许多经学家兼采两种易学思想。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梁陈（周易 ）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 。这就是说，在南朝后期，郑玄、王弼的周易注并立于国学。到隋
18、朝，王弼的周易注更为盛行，郑玄的周易注日渐式微。孔颖达编纂周易正义就采用了王弼的周易注 。 从学术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 “魏晋玄学”是从“两汉经学”向“隋唐经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魏晋玄学”乃是经学的一个类型。经一批著名经学家的共同努力，玄学的许多思辨成果逐渐被经学所吸收。经学哲理的思辨性、完整性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当时经学有南学与北学之争。玄学化的南学后来占据了上风，这决非偶然。 旨在阐释佛教经典的义疏之学也为经学的统合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和解读方式。义疏又称疏、义、讲疏、述义等，意为疏通证明，发挥义理。义疏既不同于传注或集解，也不同于玄理发挥，
19、而是介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一种新型经学著述形式。它不仅解释经典及其传注的词义，串讲句子，而且阐发章旨，申述全篇大义。义疏之学的出现是经学研究从单纯注释逐步向注释、考据、申说相结合演化的重要标志。 五经正义的“孔颖达疏”就是在义疏之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在这个时期，标志经学取得新进展历史现象还有很多，其中对经学统合有重大影响的是春秋经传集解 、 孔传古文尚书和论语集解义疏等经学名著的问世与流行。 1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问世是经学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自东汉以来， 左传日益受到经学家的青睐，为其作注者颇多，逐渐成为春秋学的主流。西晋的杜预认为，孔夫子之经与左丘明之传是对史实的记载，解经者不应牵
20、强附会。他将原来单行的经与传二者合一，集经传而解之。这个文本一问世便很快风行一时，东晋初年被立于国学。后来，孔颖达据以编纂春秋左传正义 ，遂使之取得经学正宗的地位。 孔传古文尚书的问世也是经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东晋初期，豫章内史梅赜献给朝廷一部古文尚书 ，共五十八篇，题为孔安国传。这个版本补足刘向等人所说的古文经篇数，集聚春秋以来人们所引用的尚书文句，博采西汉以来各派经师的解说，并以通俗的语言逐句加以解释。这个版本一经问世便获得朝廷的青睐和学者的喜爱，于是立于国学，广为流行，取得书经的正统地位。 应当指出的是：孔传古文尚书是一部经学杰作。它虽被后人证伪，却集以往尚书学之大成。它所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历史文献的孑遗，其史料价值尤为珍贵。其文句并非凭空捏造，皆有前代文献依据，因而可以为研究东晋以前的官方学说和经学思想提供重要的佐证性史料。东晋以来， 孔传古文尚书被立于国学，到唐朝成为国学的标准读本，被统治者和绝大多数读书人奉为正经正注，因而是研究这个时期官方学说和主流文化的可靠史料。 南朝梁的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是统合经学与玄学的重要代表作，其思想特点展现了经学的演化趋势。皇侃为玄学家何晏的论语集解集注作疏，兼采两汉经学名家的训解和魏晋玄学名家的疏解，以玄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