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康德启蒙原则的困境摘要 作为康德实现思维方式真正变革的启蒙原则，自己思维、与他人一起思维、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蕴含着各自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凸显了启蒙自身的困境，而这种启蒙困境却又恰恰彰显了康德启蒙思想的深刻性。 关键词 自己思维与他人一起思维 与自身一致地思维启蒙困境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2-0072-06 康德把自己思维、与他人一起思维、任何时候都与自身一致地思维作为启蒙的思维原则。按照康德的启蒙哲学，只有在主体的思维中遵循自己思维、与他人一起思维、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的原则，并始终以“人是目的”的实践
2、原则为根本前提，才能标示一个人实现了启蒙的成熟状态，即实现了对理性自主承担责任的自由运用。然而，康德的这些启蒙原则却因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而凸显了启蒙自身的困境。 一、 “自己思维”的启蒙困境 康德把启蒙理解为对成见的破除。成见是对被动的理性的癖好，被动的理性与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理性相对，即成见是不经自己思维的、对理性的他律的服从。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启蒙界定为在任何时候都自己思维的准则，而自己思维则是“在自己本身中（也就是说，在其自己2的理性中）寻找真理的至上试金石” 。康德强调，启蒙所要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意味着对于一切应当接受的东西“都问一问自己是否
3、认为，使为何接受某种东西的根据或者从所接受的东西所产生的规则成为其理性应用的普遍原理，是可行的” 。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这种方式来使用自己的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不需要具备客观的知识就可以驱散迷信和狂热，从而使自己摆脱受他人引导的不成熟状态。由此，康德也把自己思维的理性准则称为“理性的自保准则” 。这样一个理性的准则要求在思维方式中尤其是在公共的思维方式中保持一种纯然否定的独立态度，即对服从理性他律的成见与迷信的否定，使自己的思维仅仅服从理性自身的法则。康德认为，正是这种纯然否定的态度构成了真正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地把“自己思维”称为启蒙了的思维方式。然而，康德认为，要在思维方式中
4、确立并保持这样一种纯然否定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启蒙是一件必须艰难而缓慢地进行的事业。这样一项启蒙事业是理性的一项批判事业，不仅个人应当在自己的思维方式中确立并保持这种理性的批判态度以摆脱他人的引导，而且整个时代都应当接受理性的批判以挣脱不成熟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其所处的启蒙时代称为“真正的批判时代” ，“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立法凭借其威严，想要逃脱批判。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获得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把这种敬重给予能够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和公开的检验的东西” 。这样一来，自己思维即意味着理性的一种绝对批判功能。然而，康德在经由自己思维
5、的理性准则把批判引人启蒙3时，并没有解释理性自身的批判原则与批判能力来于何处，而是直接宣称， “批判从其自身之确立了的基本规则获得一切决定，这些基本规则的威望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的” ；同时康德强调，只有在纯粹理性的批判过程中才能获得一种成熟的批判，而只有随着这种成熟批判的出现才能实现纯粹理性自身的批判。在这里，康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循环，并经由批判独断地确立起了另一种权威，即理性批判的绝对权威。至此，经由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康德确立起了理性的至上权威，从而使启蒙招致了最严厉的诟病。 与康德同时代的人哈曼最先将这种理性的启蒙同恐惧相联系。哈曼将启蒙比喻为一线来自北方的光芒，阴暗冷漠、毫无成效，
6、 “不会给懒惰的理智带来启蒙，也不会给胆怯的意志带来温暖” ，只是给那些自我任命的监护人充当统治他人的斗篷。由此，哈曼坦言：“我避免这个光芒，也许更多的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恶意。 ”福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则借助于边沁的“圆形监狱”将哈曼针对康德的这种启蒙批判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在他们看来，这个被充分启蒙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型监狱，人们从地牢中释放出来却被沐浴他们的阳光更隐秘地囚禁了起来。这样一来，启蒙击溃了阴暗，却使经过启蒙的理性同时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工具。作为一个工具，理性只服务于运用它的那个力量，而不管这个力量是什么。所以在启蒙的批评者看来，启蒙的每一个进步也许只是使人类迈向更深的黑暗与寒冷
7、。如果康德的启蒙只是为了把一切东西都沐浴在理性的光芒之中以便窥清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种启蒙确实充满了险恶，因为想看到一切东西就是想站在上帝的立场上，即意味着人以对4自身的僭越来觊觎自然与上帝的权力。然而，康德早在其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就强调， “从想要解除雷电武装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富兰克林先生，直到想要熄灭伏尔甘作坊中的火的人，所有这样的努力都是人的大胆精神的证明。这种大胆精神是与一种同它根本不成比例的能力密切联系着的，它最终把人引导到一种屈辱的回忆。在这里，人应当开始正当地意识到，他永远不能超出是一个人” 。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实际上是从启蒙的角度对人的理性进行限制，启蒙意义上的成熟就在于确立起
8、人类理性的界限。这样的启蒙所要求的不是一个一切东西都赤裸裸地屹立在理性光芒之中的世界，而是以对理性自身的绝对批判与限制为前提来实现一种基于理性自立法自守法的自由状态之上的自主责任。此外，自己思维的理性准则并不是独自构成启蒙的原则，而是始终站在“与他人一起思维”的立场上并且任何时候都以“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原则为前提。因此，拒绝独裁的威望带来的黑暗与寒冷恰恰是康德理性启蒙的初衷与指归，把启蒙引发的理性恐惧全盘归咎于康德是有失公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这一启蒙原则不存在问题。 就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而言，康德实际上是要实现理性的一种主体性即思想的主体性，而理性的主体问题同理性的真理源泉问题密不可分
9、。只有当同一个理性既被设想为知性力量又被设想为真理的源泉时，即当理性不仅包含认识能力也在自身中包含照亮认识对象的光芒时理性才能成为自主的并由此获得启蒙意义上的成熟。因为如果真理的源泉不在理性自身中而是在别处，那么思想就必然是他律的。康德的这种思想源于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共同预设，即“当我们的思想自己产生一道光芒，5借助于这道光芒我们就能够认识到那些按照自然法则而相互关联的有待澄清的事物，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通过思想的纯粹力量实现了启蒙” 。由此，康德强调，理性知识只能源自理性的普遍源泉，纯粹理性的先天原则排除了一切蒙蔽和失误的可能。这样一来，按照康德的逻辑，思想根据理性来启蒙自己，理性
10、从自身内部发现带来启蒙的那道“光芒” ，这道光芒充当一切真理的源泉。然而，康德没有也不可能解释这道启蒙之光的光源是什么，即康德无法回答关于纯粹理性的自我知识的问题。如果康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将成为凭空臆想的无源之水，启蒙的合理性将由于纯粹理性草率的独断而受到质疑。针对康德启蒙原则的这种困境，黑格尔把上帝引入西方启蒙精神的历史进程，由上帝来充当那道启蒙光芒的光源，并以一种永远服务于上帝的理性神学来实现绝对的启蒙。然而，黑格尔的启蒙逻辑导致了绝对思想的危机，在理性上升为绝对理性而达到最高的自主性时导致了启蒙精神的危机。尼采以上帝之死来对抗这种绝对精神的启蒙危机，由此宣告充当
11、了启蒙光源的、被黑格尔转化为绝对主体的理性的崩溃。按照康德的启蒙哲学，在理性把自己的基础设想为它借以识别真理的那道光芒时，这道光芒同时也被预设为理性自由的基础；根据“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理性主体的自由可以独立依存于主体自身的那道启蒙之光。这样一来尼采上帝之死的宣判最终将康德“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在一种现代意识中拽入了彻底的困境， “现代意识已经发现，思想和行动中流行的暖昧态度（我们把这归因于我们放弃了真理问题，放弃了我们的自由的基础）为现代人在特殊性中买醉的理智提供了最后一丝慰藉。启6蒙已经失去锋芒；它被免除了成熟的义务，它不再是人对客观精神的体系和世俗世界的历史负责任的基础” 。当然，这种
12、启蒙困境更多地源于把康德自己思维的原则作为一个孤立的启蒙原则来看待。实际上，康德强调自己思维意味着以一种普遍的人类理性作为主体思维判断的基准，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任何他人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才把自己思维的理性准则称为真正无成见的启蒙原则，但是这不意味着康德的启蒙原则由此就获得了遭受启蒙责难的豁免权。 按照康德的启蒙哲学，自己思维的启蒙原则实际上无法解决经验性地存在着的理性主体如何实现它自己与先验理性的绝对主体的同一。这样一来就导向了第二条启蒙原则即与他人一起思维，通过把思想的真理标准建基于一切进行思想的人的自由同意之上来实现经验理性与先验理性的同一，由此却陷入了另一种启蒙困境。 二
13、、 “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困境 康德把“与他人一起思维”理解为在思维中置身于他人的观点之中，促使主体从一个普遍的立场对自己的判断加以反思，从而突破了个体自然禀赋的狭隘。因此，康德在把“自己思维 的启蒙原则称为真正无成见的思维方式之后，把“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原则称为一种积极的、扩展了的思维方式。 康德“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原则以一种共通感为基础。共通感就是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即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 “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任何他人在思想中的表象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判断仿佛是依凭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会从主观的私人条7件出发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 。因此，共通感
14、是把独自认为真的或善的或美的事物与别人的判断进行比较以达到二者的一致，这种一致是个体的判断对普遍人类理性的一种被感觉到的依赖性。康德强调，不以共通感为前提的启蒙不过是沉溺于一种孤立的思想游戏中，主体只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梦幻般地观察自己、处理事情、做出判断。就认识能力而言，康德把健全的人类知性称为共通感，共通感的丧失则是精神错乱的唯一普遍标志。就实践理性对善的判断而言，康德把主体在自身中感觉到自己的意志与普遍意志相一致的道德情感称为共通感，道德行为则是主体依凭共通感而对“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一绝对命令的执行。在康德看来，共通感就是一个纯然的理想基准，它使一
15、个与其协调一致的判断以及在该判断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效的。 “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原则即意味着以共通感充当启蒙的前提条件，使理性个体在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普遍性的认同，从而以主体间形成的公共意识来摆脱依附于权威与偏见的不成熟状态。 “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原则是康德的启蒙实现从“我”向“我们”的过渡，即由一种主体的自主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取决于一个人能否把自己的准则普遍化，从而在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那里获得普遍的赞同。康德以共通感将这种普遍化视为理性存在者理所当然的一种能力，实际上是借助于共通感回避了主体如何能够把准则普遍化这一问题，而直接转向了对普遍化障碍的讨论。
16、在康德看来，迷信与成见是普遍化的最大障碍，无法跨越这些障碍的人就会表现出“受他人引导”的需要。8由此，实现启蒙的关键在于主体凭借共通感把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立场上进行思维，站在其他理性存在者的立场上考虑每一种处境，使自己的判断与公共意识达成一致而获得其他理性存在者的普遍赞同。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在这里实现了一个转向，即“抛弃源于世界客观秩序的理性统一，转而把理性界定为进行观念综合的主观能力” ，在理性声音的多元性中辨别出理性的统一。由此，哈贝马斯将康德的共通感发展为一种“交往理性” ，以语言的交谈功能分析康德启蒙中主体问的普遍化问题。只是在哈贝马斯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把获得理想的交谈状态的失败称为
17、自我招致的不成熟，而在于“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的实践中没能达到那个理想状态？为什么强制和欺骗如此经常地决定着什么样的论点，会流行？”为此，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的理性范式构建一种基于理想的语言情景模式之上的社群理念，力图在建构层面上完成康德未竟的启蒙事业。与哈贝马斯不同，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审美判断在做出鉴赏判断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寻求与其他人的一致性，这个追求一致性的过程就构成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政治学的任务在于创造这种一致性话语能够出现的空间。为此，阿伦特提出一种能够寻求公认领域的民主社会理念，通过将康德的审美反思判断力政治化来对现代社会中的“恶”进行政治的伦理反思，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人的复
18、数性之上的开放性政治以实现康德道德进步的可能性，终结康德本人无法确保的启蒙计划。然而，无论是哈贝马斯的社群理念还是阿伦特基于民主制度之上的理性认可，实际上都无法解决主体如何能够把准则普遍化这一问题，亦即无法完成康德“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原则从“我”向“我们”的过渡。 9康德“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原则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第一条启蒙原则即“自己思维”的理论难题，即如何实现经验性地存在着的理性主体与先验理性的绝对主体的同一。按照康德“与他人一起思维”的逻辑，如果每一个能自由思想的人都获得了同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是真的，此时理性主体就不再是单个进行思想的人而是一切进行思想的人的本质，即根据同样的法则认识到
19、同样的事物。但是在这里， “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启蒙原则并没有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同意的真理性如何获得保障，因为同意也可能是盲目的。为此，康德把同意的真理性建基于先验理性的原则之上即理性自身内部的那道启蒙之光，这就意味着各个经验主体的理性一致依赖于经验理性与先验理性绝对主体的一致。这样一来，康德的启蒙逻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环， “与他人一起思维”的原则遭遇了第一条启蒙原则的困境，即自己思维的原则在解决启蒙光源时的困境。此外，按照康德的逻辑，只有当经验理性与先验理性实现同一，即先验理性的普遍原则在经验理性中得以体现时，经验理性的个体才能获得思想的启蒙。康德的这样一种思想在黑格尔那里被推向了极致
20、，黑格尔以理性的客观化评判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理性的客观化却从根本上将启蒙逼入了绝境。因为理性的客观化在国家和社会中以律法和行政结构的形式出现，从而招来了无法撤销的他律，理性在这里通过屈从于自己的产物而失去了自由。尽管康德把对法律的遵守转化为一种道德敬重，试图以善良意志的自由为这种他律进行辩护，然而，这种辩护却恰恰实证了康德理论自身的启蒙困境，理性在它的客观现实中不可挽回地疏远了自己。这样一来，经由福柯宣称启蒙主体性哲学创造的、理性意义上10的人在启蒙造就的“知识/权力”规训系统中的死亡，自 20 世纪以来分裂的合理性就在康德这里寻到了其归咎的根源。当然，康德的启蒙思想是否应当对这种归咎承
21、担全盘责任则另当别论。因为康德的第三条启蒙原则即“任何时候都与自身一致地思维”可以说是他从“人是目的”的角度在其理论体系之内对前两条启蒙原则困境的解决，只是这种解决却将启蒙导向了更深的困境。 三、 “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的启蒙困境 按照康德的启蒙哲学， “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就是与思维主体理性法则的一致，这即意味着思维主体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人格中的人性一致。由此，作为康德的启蒙原则。 “任何时候都与 自己一致地思维”即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 “人是目的”这一根本的实践原则为前提。 康德认为，无理性的存在者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事物” ，只有理性存在者才被称为“人格” ，因为其本性使其凸显为目的自身，即凸显为不可以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的东西。 “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的启蒙原则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命令式，即“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 。按照这样的命令式行动的人能够在自身的存在中发现一种最高目的，并且可以坚持不违背这个最高目的而屈从于自然的任何影响，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成为了创造的终极目的，不能再去追问人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实存的，因为其人格中的人性使得在目的方面无条件的立法成为可能。这样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