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科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自然现象千变万化，物质结构错综复杂，人类实践永无止境，科学也永无止境，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在未知领域中，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只能一边摸索，一边观察分析，用各种可能设想到的办法去逐个尝试检验。因此，进行这种探索，需要有不墨守成规而善于独立思考、不怕失败而勇于创新的精神，需要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由气氛。 人类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时代，古代神话中的许多幻想一个个成为现实，但只要仔细考查一下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已掌握的科学知识，比起整个客观世界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还是极其有限的。例如，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宇宙航
2、行，但人类直接活动的空间还只限于地球和月球之间一个很小的区域；虽然生物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但生命之谜还远未最后揭晓；虽然探索物质结构基元的粒子物理学成果辉煌，但粒子物理学的基本规律还未探明。这充分表明，在科学领域中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权威，但他们的绝对性却被历史本身一个个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曾长期地被公认为绝对权威的偶像，但这种偶像都先后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地前进，很难找出什么绝对正确的固定的东西，可当作终极的最后真理。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我们还差2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
3、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加深了这种认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上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理论，都不能看作是十全十美、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理论必然要不断发展，甚至要彻底更新。因此，每一个从科学实验事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幼芽，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滋长和发育的机会，这样也就是为未来的历史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的历史道路也不是始终笔直前进的，免不了有迂回曲折。光的波动论同发射论（微粒说）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种理论出现在 17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开始时，基本上是波动论
4、占优势。到了 18 世纪，由于牛顿在科学中的权威地位的确立，他创立的发射论占了绝对统治地位。19 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扬和菲涅耳的工作，波动论取得了胜利；1850 年傅科的“判决性实验”后，发射论被宣判了死刑。可是，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论，发射论又以新的形式得到复活。可是爱因斯坦并不排斥波动论，而认为光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1923 年，德布罗意把这种波粒二象性概念推广到包括电子在内的一切物质粒子，提出了物质波理论。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波粒二象性是微观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特征。地质学中水成论同火成论之间，灾变论同均变论之间，也都有类似的历史情况。这些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现
5、象中，人们所认识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要是不恰当地把一个侧面夸大为全部，必然要犯错误。科学研究需要深入每一个侧面，应当鼓励研究者从自己所选定的方3向和角度，用独创性的方法去探索。由于方向和方法的不同，所得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避免和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要解决科学结论的不一致，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充分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通过同行之间的自由交换意见和自由争论，通过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因为真理愈辩愈明，而且许多有生气的创造性的新思想也会在争论中涌现出来，这样也就有可能进一步深入整个问题的本质。 上述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在科学争论中，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永远是由争
6、论的一方所掌握，争论的解决也不是注定会特别有利于争论的某一方面，而往往是各个方面彼此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发展成为更高级的统一的理论。由此可见，只要社会需要科学并且允许有科学研究的自由，在复杂的科学问题上自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不同学派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去探索科学真理，这对于发展和丰富科学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不同学派的存在，也决定着争论的存在，而学术争论又反过来推动着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就是我们所说的争鸣。当然，争鸣的本身不能最后解决一个论断的真伪问题，因为只有实践（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就是科学实验和观察）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学术上的自由争论，
7、会促使各学派更重视实践，对各种不同科学结论的正确性进行有效的鉴定。 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4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 1000 年的中世纪，就属于这种阴暗窒息的时代。 关于思想自由对人类进步的必要性的认识，同人人生而平等，并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以及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的确立，是人类彻底摆脱以思想统制、封建特权、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为标志的中世纪封建传统的精神大解放。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
8、，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前提。资产阶级就是以此为号召，把劳动人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推翻了封建统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措施，其中最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是在思想上实行宽容政策，这就是只要不触犯法律，容许各种思想自由发表，自由争论。这种宽容政策是对科学有力的保护，使古代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所谓“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一旦社会有了这种宽容精神，那种把思想上的“异端”看作是洪水猛兽，以至要把布鲁诺当众烧死，用刑讯强迫伽利略放弃地动说这类历史悲剧，也就有可能不再重演。整个 19 世纪的科学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遗憾的是，到了
9、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却出现了反复。这就是在欧洲冒出来的一股疯狂的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它使德国政权沦于纳粹党徒手中，从而使德国科学遭到了浩劫。由于对犹太人、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德国科学家总数中有 1/5（柏林一地则有1/3）被解职或被迫逃亡，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逃亡国外的就将近一半（达 19 人） 。曾在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在世界科学上的地位立即一落千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主已成为5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这种中世纪式的悲剧理应不会再重演，可是，就在战争结束后 3 年，在苏联竟出现了学术骗子李森科之流称霸科学界的闹剧，于是，生物遗传
10、理论、化学共振论，以及控制论、数理逻辑，甚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被指责为“伪科学”或“反动理论” 。在这以前，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还遭政治陷害，冤死狱中。这种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声誉的悲剧，在已经认识到苏联科学政策的错误并提出“百家争鸣” 、 “百花齐放”政策的中国，竟于 19661976 年间又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名义，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次，整个科学领域和所有科学家都成了所谓“全面专政”的对象，使 1949 年以后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并已初具规模的科学事业的基础遭到严重摧残。中世纪的悲剧居然会在科学昌明的 20 世纪中叶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
11、一再重演，这是近代和现代科学史中最令人痛心的事件。这个使亲者痛、仇者快，以无数正直科学家的泪和血以至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惨痛历史教训，必须引为殷鉴，永志不忘。 回顾几千年科学发展历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正视我们自己身上由于盲目自我折腾所造成的创伤，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要使科学事业顺利发展繁荣昌盛，必须要有容许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必须由政治上的民主制来保障。科学和民主相辅相成，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背离民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践踏，必然出现人压迫人的现象，科学也必然受排斥，受摧残，这是在最根本意义上对
12、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6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重教训。 ” 由于民主必须贯彻多数决定原则， “学术民主”就不是一个完全合乎科学的概念。因为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争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通过由多数人决定的表决形式去解决。政治民主给人民以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政治保证，但不容许任何人（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对学术上的是非有裁决的权力。因为知识和科学真理不同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不是
13、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科学真理在发现初期，往往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要在科学领域中机械地实行多数决定原则，可能会混淆是非。当然，在科学组织的管理和科学事业的行政领导工作中，还是必须贯彻民主原则的。 在政治民主保证下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一种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精神。它要求学术上的是非问题由学术界同行自己去评议，防止外界特别是行政力量的干预。固然，同行评议也难免会出差错，但由于科学界同行之间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的是非标准和道德准则（即所谓价值观念） ，在认识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经常有反馈作用的自我调节系统，因此，认识上的错误也就比较容易得到改正。非同行的外界干预只能使这种反馈和调节作
14、用中断，错误不但难以改正，反而会节外生枝，引起无端的混乱。总之，由于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外界（包括行政和舆论）不可去横加干涉，而应容许科学界有充分的自主7权。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应该由科学家来领导，外行要强行领导内行，只能导致科学的灾难。 科学工作的准则和科学精神 自然科学虽然没有阶级性，可是，在自然科学的应用上，在对待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在科学事业的管理工作（包括组织工作和一般行政工作）上，在对待科学工作人员的培养和使用上，各个阶级、各个政党之间，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是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但这并不能为所谓“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提供丝毫根据，因为这种差别仅仅限于一个阶级或政党
15、对待科学工作的态度方面，只能对科学工作的外部社会条件产生影响，使科学的发展加速或者受到阻碍，而不能改变科学本身的内容和性质。假如硬是要改变科学本身，那么强迫改变的部分，就不成为科学，而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终于要被抛弃的伪科学。何况，任何一个阶级或政党，只要认为科学对它是有利的，需要加以利用、支持和鼓励，它就必须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制定科学政策，按照科学发展规律来管理科学。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违反，必然招致失败。因为科学发展规律是整个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不可能以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 科学研究在历史上形成了任何科学研究者都必须遵守的一些共同原则，它们没有成文的
16、形式，而是以无形的传统的规范存在于每个有素养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思想和习惯中。它们对于科学研究人员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以保证他们的研究成果能真正成为科学。因此，它们既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准则，也是鉴别科学工作者素质的准则。这些原则的基8本要点大体如下： 坚持一切以实验事实为依据，坚持实践（包括实验和观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盲从迷信，反对“唯书” 、 “唯上” 、 “唯权”的真理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任何凌驾于科学真理之上的“权威” 。实验程序和方法必须经得起检验，实验结果必须能够重复，不可弄虚作假，决不容许篡改实验数据和事实。概念使用和理论论述在逻辑上必须是正确的，经得起分析的，不
17、可自相矛盾。报告成果必须实事求是，不可自我吹嘘，更不容许招摇撞骗。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容许剽窃掠美、侵占他人劳动果实。 这些原则是全世界各国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不可动摇的传统，是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也是科学共同体中所有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是非标准，因此，它们实际上成为科学工作的公德，科学工作的职业道德的准则。一个人如果有意违犯这些准则，他的科学生涯也往往就此结束，因为他难以再得到科学共同体中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的信任，也就是说，他必然要被开除出科学共同体。 近代科学是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实验事实为根据，以系统的理论形式，反映物质的结构、
18、本性和运动规律。因此，以探求这种知识为职业的科学家，必须具有求实（即实事求是）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求实和崇尚理性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科学家在治学上必须诚实，严谨，尊重实践，忠于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即“自然界的一致性” ）及其可知性（即“可理解性” ） 。这种科学9精神是科学发展历史本身的产物，也是开创未来科学历史的基础和前提。一个科学家，在哲学上尽管可以从属于这个或那个派别，但只要他是在认真严肃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就不得不遵循这个传统，否则，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成果。 求实和崇尚理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求实
19、使人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崇尚理性使人有理想，有志向，相信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相信科学和人类的必然进步。它们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思想家用来打破中世纪精神枷锁的有力武器，也是现代人类精神文明的柱石。体现这种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中的杰出人物，往往更具有一种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由于有罗哲培根、哥白尼、塞尔维特、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这样一批伟大先驱者前仆后继的奋斗牺牲，近代科学才得以诞生成长，而整部科学史就处处闪耀着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饮水思源，今天我们有幸沐浴在如此灿烂的科学思想的光辉下，享用如此丰硕的科学成果，应该时刻不忘那些筚路蓝缕、含辛茹苦的创业者终生坎坷困顿的历程，学习他们
20、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 这种为真理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不是科学创造的必要条件，但科学史上许多事例表明，在科学创造上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有不少是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显然，崇高的精神境界、开阔坦荡的胸怀，同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在本质上往往是相通的。像富兰克林、伽罗华、洪堡、法拉第、达尔文、巴斯德等人的生平业绩所表现的就是如此。这也鲜明地反映在魏格纳、居里夫人、瓦维洛夫、朗之万、爱因斯坦这些 20 世纪科学家的身上。正如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10时所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
21、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 以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为特征的 20 世纪，科学的社会功能日益显著，科学同社会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原子能作为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有远见的科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可能引起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后果，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命运，逐渐成为当代科学家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这方面，爱因斯坦的一生就是一个典范。 在为建设现代化的、文明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我国今天的和明天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肩负着极为繁重的责任：既要为建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而奋斗，又要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文明而不懈奋斗。在这样庄严的任务面前，有必要回溯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学习前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献身精神；同时还要努力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使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深入人心，以取代愚昧落后的思想。只有这样，文明、民主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真正实现。 （本文系许良英 1981 年为20 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一书写的结束语 ，限于篇幅，本刊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