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冷战视域下的金门女性地位变迁研究摘要：1949 年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之后，将金门视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在金门地区实行所谓的“战地政务” 。该政策的实施，对金门女性的地位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为军中士兵服务的性工作者在金门出现；同时，大批军人的到来也使婚姻市场上的女性和普通家庭中已婚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女性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军事活动及女性士兵在金门的出现。整个冷战期间，和男性一样，金门地区的所有女性也被强制性地动员起来为国民党政权服务，成为国民党政权反共和“反攻大陆”的工具。 关键词：金门 女性 冷战 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
2、-56-61 1949 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和冷战的加剧，金门的战略地位开始突显。为了将金门、马祖打造为反共和“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国民党政府在金、马地区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 ，实行“战地政务” ，在上述地区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政策的实施，对金门女性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冷战期间的金门，军事化是一种性别化了的现象。和男性一样，女性也被动员起来为“国家”服务。但是，对不同性别角色而言，其动员的形式又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潜在的文化逻辑2所塑造的，而军事化又反过来导致了不同性别角色的观念变化。目前，尽管在已经解密的国民党官方档案和宣传资料中仅典型地
3、描述了两种类型的金门妇女：作为妻子、母亲的女性和各种军事活动中的女性。但是根据当地居民的口述史，还可以分化出另外两种女性角色：战地妓院的女性性工作者和女企业家。pp150-151 由于军事管制时期金门的企业家为数不多，女性企业家更是寥寥，故笔者在本文中将主要研究冷战期间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对前三类女性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质。 一、战地妓院中的女性角色及地位 1949 年国民党军队从大陆败退到金门之初，没有任何纪律，因而发生了众多的打架斗殴、偷盗及强奸事件，使原本相对稳定的金门社会一片混乱。其时，除少数国民党高级军官可以把眷属带在军中以慰寂寞外，绝大部分官兵皆为“孤家寡人”
4、 ，生活十分乏味。军方为了维护当地的社会秩序，为了“调剂官兵生活，安抚他们的心灵” ，自 1950 年初就策划设置了战地妓院。在胡琏担任金门防卫长官时，金门地区仅有两个妓院，分别位于大金门和小金门；经过刘玉章的司令任期内的大肆发展，国民党军队在金城、安岐、东林等六处设立了分院， “妓女达两百多人” 。至金门岛的“军乐园”于 1990 年 9 月 30 日宣布废除为止，战地妓院存在了四十年之久。为了避免驻守金门的单身官兵一时间难以适应，战地妓院还特地转由民间经营了一段时间。直到次年 11 月底，金门的战地妓院才全部停止营业。 妓院设立后，军妓的招聘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两岸3对峙的敏感
5、时期，并非每个应聘军妓的女性都能顺利“过关” ，其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对军妓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规定“未满十八岁或发育不健全者” 、 “有不良纪录或前科者”或“曾遭受金门防卫司令部遣返者”等几类人员不予招募。其中的某些招聘条件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不仅如此，拟聘用人员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性的审批，方能成为军妓。据一位当时负责招聘军妓的国民党军官回忆，他负责从台湾各地“风化区”里的公娼和私娼中挑选军妓，她们的年龄必须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虽然不要求容貌妖娆美丽，但“身家必须清清白白，审查十分严格，从本人往上推三代，不得有任何反动嫌疑” 。此外，本人在政治审查过程中如被查出有过赌博、吸毒、偷
6、盗等“足以影响军队纪律的不良前科” ，也一概不予录取。因此，从这些要求看，并非每个想成为性工作者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居然沦落到“想做妓女而不得”的地步。此外，她们被集中管理，每月到医院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每星期放假一天，早上还要看电视，接受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尽管军妓为数者众，但笔者根据所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基本可以确定一点，即在当时金门的军事妓院中，没有金门本地的女性从事性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军妓制度是金门军事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维护良好的军民关系；若有当地的女性卷人，这无疑将会使军民关系复杂化，有悖军妓制度建立的初衷。 如果对那些未能被顺利招募为军妓的女性会感到遗憾的话，那些
7、被“顺利”录用者的命运则是更加令人同情。首先，她们必须严格地遵循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规定。如陆军第 1601 部队仁武特约4茶室的娱乐条例规定：妓女“不得同官兵照相” ， “不得与官兵谈情说爱”等。显然，这类规定明显地违背人权，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另外，还规定，妓女在工作过程中“按选择号数接待娱乐官兵，不得无故拒绝” ，剥夺了她们选择的自由。由于招聘来的“小姐”只强调内在素质，在招聘时未对容貌方面作明确的要求，所以一些阿兵哥被召唤入室后，认为“小姐”的容貌未达到其要求的标准而顿失“性趣” ，返身要求换票，极大地挫伤了“小姐”们的自尊心。其次，她们还必须利用放假的时间观看电视，
8、接受政治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她们的“政治素质” ，以免她们在床上与阿兵哥聊天时，出现无话可聊或因没有共同语言而导致破坏气氛、草草了事的局面。另外，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因而十分辛苦。 “小姐”被招聘进来之后，每星期必须工作六天，每天工作时间自上午 8 时至中午 11 时，下午 2 时至 9 时；除了生病和生理期之外，不得无故请假。再次，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她们的收入相对很低。 “军中乐园”的妓女，她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接客次数有下限规定，但是却没有上限的限制，因而接客人数未达规定要求的妓女便要遭到责罚。在军中发饷的日子或规定的假日，一位妓女每天卖三四十次，是很普遍的事；三四十次
9、还不算本领，只有接客达到五十次以上，才会有些许奖励。尽管“小姐”们在服务期间伙食与服装由金门防卫委员会供给， “营业收入占每天总收入的七成” 。但是， “小姐们”经常要向各类管理人员交纳额外的费用，再经老鸨、龟公等人的勒索，其收获也就所剩无几了。最后，妓女遭受到各方面人的歧视。中国传统思想对妓女这一行业的批判在金门地区延续了下来。国民党政府虽然规定军妓“不得5对外营业” ，不得与士兵以外的当地民众有任何接触，但当地民众都知道她们的妓女身份，因而不愿意与之有任何接触，哪怕是在公共场合。妓女在从业时遭到歧视，在从良后依旧如此。据口述史记载，有一位妓女和一位士兵产生了感情，后来通过赎身嫁给了他。但是
10、她从来都不敢出门，因为每次外出都能遇见以前跟她有过“交易”的士兵而遭到指指点点。总而言之，金门战地妓院中的女性在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 尽管对于军妓本身而言，她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命运可谓是十分悲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出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当“特约茶室” 、 “军中乐园”等纷纷建立起来之后，金门的社会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至于当时有一副对联这样评价军妓的作用：“英雄们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女英雄贡献她们的身体来为国家服务。 ”正是这样，国民党政府通过牺牲少数女性，而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门当地的社会秩序。但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军队士气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1、也不可能帮助实现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美梦！ 二、家庭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 冷战不仅将来自台湾的女性性工作者军事化了，而且使金门当地的女性居民军事化了。在金门驻军到来初期，士兵们与以上两类女性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即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化了。冷战时期的金门，婚姻不再仅仅是两性关系亲密的一种制度化的形式，而是军事化背景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交易”的手段。金门当地女性在婚姻选择的过程中亦深受军事化的影响。然而军事化对婚姻选择过程的影响只是其对金门女性婚姻产生影响的开端，相比之下，金门女性的婚后生活所受6的影响更为深刻。 在国民党军队驻守金门之初，金门女性与士兵结婚的现象并不多见，其原因是这些
12、来自大陆的士兵们仅将金门视为暂时的停留地，他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光复大陆” ，到那时再寻找一份稳定的婚姻。但是，当形势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他们“反攻大陆”的希望日益渺茫的时候，这些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士兵们逐渐倾向于与金门本地的女性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化所引发的军事化对金门女性的婚姻模式影响巨大。 据当地居民估计，随着台海形势趋于相对稳定，金门岛上迎来了一股士兵与当地女性结婚的高潮。截至 1950 年代初期，嫁给士兵的当地女性就超过 1000 人，约占当时金门适龄未婚女性的五分之一。这种形式的婚姻如此频繁出现之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金门驻军到来之初，大都居住于当地居民家中，士兵们与其所居住家庭
13、的未婚女性日久生情；其二，也是后来这种形式的婚姻一再发生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亦即 1950 年代之初金门经济极为困难，居民食不果腹，而士兵则可获得相对充裕的粮食，女性嫁给士兵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家人的温饱问题。因此，当地人更为青睐此种形式的婚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金门的婚姻出现了商业化和等级化的趋势。那些高层军官、军队干部成功地娶到当地年轻、漂亮女性的可能性大得多，因为一旦一个女孩嫁给了一位高级军官，她全家的命运“就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 。那些下层军官和一些老兵，则大多数和一些年龄较大、容貌不出众的女性或寡妇结婚。这类婚姻主要是由村长做媒，将该村的女性介绍给他们，希望通过此类婚姻保持这
14、些军官们对该村的友好态度。与金门女性结婚的第三类人是军中食堂或者餐7厅的厨师或其他工作人员。这类人在 1950 年代是比较受金门女性欢迎的婚配对象，原因是在 1950 年代食物十分短缺的时期，餐厅工作人员常常能够带回一些食物， “供全家人食用” 。但是从 195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当地家庭的父母也不再将其女儿的婚姻视为解决一家人生存问题的手段；另一方面，随着来自台湾岛的新一轮换防的士兵的到来，他们不再仅仅将选择配偶的范围局限于金门当地，而是更加倾向于回台湾结婚和发展；此外，经过 1950 年代的结婚高潮，金门适龄未婚女性的数量大为减少。这样，外来士兵娶金门本地女性为妻的现象开
15、始减少，冷战的爆发对金门婚姻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也日趋消退。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 1950 年代金门适龄未婚女性嫁给军人的数量过多，这种婚姻模式的大量出现对当地的婚姻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适婚女性的数量大为减少，引起了适婚男女青年比例的严重失衡。据统计，1956 年金门当地 15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数量为 4182 人，而 15 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仅有 2056 人，二者差距为 2126 人；1961 年 1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为 3758 人，未婚女性为 1242 人，二者差距为 2516 人；到 1976 年，当地 15 岁以上未婚男性人数达到 6298，而女性未婚人数仅为 3557 人
16、，相差 2741 人，而这三年金门当地人口数量分别为27089、25192 和 32871。此外，从 1956 年到 1986 年， “金门地区已婚女性的数量始终多于男性” 。通过这样一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冷战期间不但金门本地找不到配偶的男性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其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差不多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婚配对象；让人更为吃惊的是，这种现象还是发生在金门女性总人数多于男8性的情况下。由于男女比例的极度不平衡，众多男性找不到配偶，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过着孤独的生活，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当地家庭的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儿子找到婚配对象，就早早
17、地为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安排婚姻，这样又导致女性结婚的年龄迅速下降。到了 1959 年，金门地区的几乎每一个 15 岁以上的少女都已经订婚，早婚早育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未婚人群中男多女少现象的出现还导致了所谓的“新娘价格”的上涨。所谓“新娘价格” ，就是男方为娶到新娘所必须向女方家庭赠送的礼金数量。这种礼金在 1949 年之前是不存在的，而到 1949 年之后则逐渐成了一种普遍化的现象。就一般情况而言，男方需向女方赠送“三个八” ，即 8000 元新台币，800 斤猪肉和 800 盎司白银。事实上，从来没有固定的“新娘价格” ， “三个八”只是为了凸显当时金门男性娶妻费用的昂贵。对一般家庭而言，
18、这笔费用无疑又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冷战导致了金门的军事化，而军事化又造成了婚姻市场的商业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军事化所导致的婚姻市场的商业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婚姻要建立在男女双方“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观念完全相悖，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民党政府所极力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的虚假性。 除了婚姻的军事化和商业化，已婚女性也被纳入到军事化体制之中，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活动服务。正如国民党政府在金门各村庄四处悬挂的标语所宣传的那样， “全国女性动员起来，全身心投入反共爱国事业” ，“管理好家庭就是服务国家，服务国家必须管理好家庭”等，试图使用一切手段来从思想上改造金门女性，将其日常生活也纳
19、入到军事化轨道9之中。此类标语对女性的政治参与的基本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呼吁。首先，已婚女性的首要公民义务主要存在于家庭内部。她们对国家的贡献首先在于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如做好家里的卫生工作、响应政府的号召保持周边环境的卫生以防止瘟疫的发生、饲养牲口等，这样男性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保家卫国”的事业之中。在金门社会中，女性扮演了双重角色，即既作为传统美德的维护者，将中国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又要成为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者，为现代化事业贡献她们的力量。在家庭之外，女性还有其它的政治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已婚女性都被要求定期去军营里慰问官兵，俗称“劳军” ，其主要内容是：帮助士兵打扫房间，清洗衣物，购买香烟、毛巾等
20、日用品赠送给士兵们；有时候还会策划和组织娱乐活动，以在最大程度上营造“军民同乐” 、 “军民团结一心”的氛围。1950 年代，从事“劳军”活动主要是一些来自台湾本岛的专业娱乐人员和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但在不久以后，当地女性也响应号召加入了“劳军”的行列，成立了劳军组织“妇女协会”和“中国妇女反苏反共联盟” 。后来， “劳军”被作为一项“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固定下来，当地女性被强制要求定期参加“劳军”活动。事实上，对于此类强制性规定，金门居民是十分反感的。尽管如此，但他们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履行这项义务，因为按照规定不履行“义务”者将受到惩罚。因此，劳军活动不仅没有体现出“军民一家” ，反而在事实上导
21、致了军民关系的紧张。 在前文中，女性嫁给驻守在金门的士兵、已婚妇女被赋予家庭义务等现象本已经使金门女性被军事化了，而此处“劳军”活动中对女性义务的规定则使女性的军事化程度大大加深了。由此可见，不论是未婚女性在10婚姻市场的商业化和军事化，还是对已婚女性管理家庭的义务的规定，抑或强迫女性定期参加“劳军”等活动，都体现了冷战时期金门女性的生活被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深刻烙印。 三、军事活动中的女性 在金门，除了军队中的性工作者和家庭中的女性这两种角色之外，冷战时期的金门女性所扮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军事活动之中。从整体上来看，冷战时期在金门参加军事活动的女性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被迫参加军
22、事训练和从事军事活动的女性居民，另一类则是和男性士兵一样的女性职业士兵。作为当地居民，除了必须履行管理家庭的义务之外，金门女性在军事管制时期还被强制要求履行“国家”赋予的家庭之外的军事义务。按照规定，金门女性居民的生活也被军事化了：她们必须参加日常的军事训练，学习搞好战时的后勤工作，同时还要接受国民党的政治教育。这一类金门女性虽然公开露面的机会不多，但却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她们通常出现在军事训练中， “被作为优秀女性的代表被广为宣传”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向外界显示其“重视公民权”和坚持“男女平等” ，以之和“大陆的某些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国民党统治下的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这种流于形式的宣传并不能表明金门实现了男女平等，而只能说明金门在紧急状态下的全面军事化。 在军事管制的最初岁月，女性和男性一样都要为军队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这被视为对紧急状态的自动反应，也恰好被国民党政府用来宣扬“爱国情绪” ，适应了其动员群众的政治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