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doc

1、1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二摘要：学界至今仍广泛流行的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于 1930 年 1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讹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刘曼为否证这一讹传提供了有力的证词。而另一位中文全译者郭沫若的有关记述则使我们找到了一种疑似的讹传之源。1929 年 6 月至 1930 年 12 月上海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是上述讹传的更为重要的源头，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不同译名即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就直接来自昆仑书店的不同“近刊预告” 。至于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个译名即经济学批评 ，则可

2、能与 1921年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讹传，现在该纠正过来了。 关键词：李达；译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勘误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51-07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李达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其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多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2思主义

3、的介绍和研究，但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李达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早中译者之一，并曾应傅子东之请对后者所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934） “完全审核一遍” ，还曾承担了译稿部分校对工作。由此，蔡尚思在其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指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关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一类新社会科学新方法论的书籍，盛极一时” ，而“介绍此类思想最出力者，首推李达李季等”：李达“努力介绍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贡献之多，时人实罕其匹” 。但是，正如笔者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

4、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李达著译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作了哪些译介和有些什么译作。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断言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澄清相关讹误，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作一勘查和考辨。 一、一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 现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李达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封面上标明编写于 1964 年 10 月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 ，分“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开列了 1919 年至 1963 年问李达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译，并附有“翻译书、文目录” 、 “现存手写稿目录”和“未发表过的讲稿或报告

5、稿目录”三份材料。其中， “附一翻译书、文目录”又包括“译书部分”和“译文部分” 。与目录主体部分（含“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 ）3的内容一样，附件一“译书部分”在列出李达诸译著时一般都标明了译著字数、出版地、出版年月、馆藏地及索书号，但其最后所列三部译著除书名外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其中一部是“经济学批判” ，它实际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上述李达著作目录（初稿） 没有标明编写者，但其内页上写道：“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很少，已编成的这个目录还只是一份不完整的初稿，现在把它打印出来，为的是使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不致散失了，以待有机会再慢慢补充。 ”这段文

6、字清楚地表明，该李达著作目录绝非李达本人所编，也肯定没有经李达本人订正。同时还可断定，文中所说目录编写者“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不可能有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原件，否则该目录不会不标明这部译著的出版信息。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几乎所有的李达研究者，包括李达文集编辑组以及宋镜明、曾勉之、王炯华、丁晓强诸先生，都在有关论著中认定李达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1979 年， 李达文集编辑组发表了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 ，最先提到了李达的这部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 （马克思著，1930 年出版） ”。1982 年，曾勉之先生发表了李达著译目录（初稿）

7、，其中列有这样两部李达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译著） （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原著马克思”和“经济学批判（译著） ”。曾勉之先生曾长期担任李达的秘书，并不是一位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他的这份李达著译目录显然只是综合了上述李达档案中李达著作目录（初稿） 和李达文集编辑组所撰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4及著作编年的有关内容，但他可能不知道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判原本是指马克思的同一部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故而竟把它们当成了李达的两部不同的译著。1985 年，袁锦翔先生发表了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一文，从翻译学的角度概述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在文中首次明确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

8、判在该著汉译史上的地位：1928 年至 1930 年间李达“翻译的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评 ，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 。1985、1986 年，宋镜明先生先后发表了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和李达年谱 ，最早详细记述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信息，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评 。他于 1985 年发表的李达主要著译书目载明：“经济学批评（德）马克思著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 1930 年全一册本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一年后，他又在李达年谱中写道：1930 年， “一月，所译的农业问题之理论 （该书二七四页，河西太一郎著） 、 经济学批评 （即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两本书，由上海昆仑

9、书店出版” 。宋镜明先生对于该译著译名、出版地和出版时间的记述，基本上为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如王炯华、丁晓强等人所采信和沿用。不过，宋镜明先生本人后来又说该译著的译名是政治经济学批评 。这样一来，在上述李达研究者们所发表的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和相关文章中，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有了三种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判 、 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评 （其中，“经济学批评”这一译名的采信者最为众多） 。多年来，这些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及相关文章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5济学批判 ，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 、 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 ，并于 1930 年 1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

10、版的说法，被人们普遍引用，至今仍在学界广泛流传。 由同一位译者翻译并在同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竟有三个不同的译名，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易让人生疑的问题。照理说，如果李达确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确定他到底使用了哪一个译名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要确定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到人们传说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然而，笔者用了很长时间在国内外各类图书情报机构和数据库中搜寻，结果却一无所获，不要说找到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何一个译名的原始文本，甚至也未发现对其只言片词的引证或评论。考虑到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

11、殊重要性，如果李达确曾翻译（并且是首译）过这部著作。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欧洲大陆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曾被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学人称为“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 。众所周知，关于陈启修（陈豹隐）首译的资本论，学界曾有大量的文本研究。如果李达首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相信也会有一些对它的具体研究或评论。况且，近 30 年来，人们已分别从各个不同的学科对李达的译作进行了一些研究，甚至还有人从翻译学的角度对李达笔译的风格和特点作过考察。如果李达真的有一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它即使不是这部著作的首译本，也是李达翻译

12、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必定会这样或那样地进入研究者们的视域，从而6不至于出现上述情况。此外，李达的每一部译著都有多个版本，而上述李达研究者们却不能提供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一部特别重要的译著的任何再版或重印的信息，这也让人充满疑惑。据此，笔者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李达从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 、 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 ，并于1930 年 1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讹传。 二、实际翻译者的证词与疑似的讹传之源 无法找到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没有发现任何对它的引证和

13、评论，严格说来还只能使人对这部译著是否存在的问题表示怀疑。要真正否定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判断和论证笔者的上述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在这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翻译者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帮助。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于 1858 年 11 月至 1859 年 1 月，它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是马克思原拟写作的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的前两章，其主要内容后来被马克思概括地写进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该书包括“序言”及“商品” 、“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其中， “序言”精辟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

14、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因而历来都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别重视，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早在 1903 年，广智书局就曾出版了由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7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时译经济学之评论 ） ，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 “五四”时期， 序言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 年 5 月 5 日北京晨报 “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陈溥贤所译的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其中就节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陈溥贤译书名为“经济学批评” ） 。1919年 9-11 月， 新青年第 6 卷第 5、6 号连载了李大钊的

15、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也从河上肇的日译文转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并称马克思“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 。这些说明， 经济学批评的译名最初源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此后，很多学者都曾这样或那样地节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如范寿康（1921） 、刘宜之（1923） 、李一氓（1929） 、剑青（1930） 、许德珩（1932） 、程始云（1935） 、韬奋（1937） 、何思敬（1949）等等。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有以下两个中文全译本。

16、 一是刘曼译本（经济学批判 ，马克斯著，刘曼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 年 3 月 2 日付排、1930 年 5 月 25 日出版，上海棠棣书店 1930 年重印） 。 刘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他“采取的本子是 1904 年出版的 Stone 的英译本，并辅以宫川宾的日译本” ，同时还参照了考茨基的德文本。而 Stone 的英译本，则译自考茨基在 1897 年所刊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2 版，该版与 1859 年的原版有些微的变8更，即曾由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本书笔记的页边指明过的变更。与考茨基所编德文第二版不同的是，Stone 的英泽本还以附录形式收入了马克思写于 1857-1

17、858 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它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是由考茨基 1903 年 3 月在德国新时代 （Neue Zeit）杂志上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刘曼指出：“英译者的译文，是否最为可靠，我想凡是读过德文本和英文本的人，早就有一个定评。公认它是一部有权威的译本。若就我的所见，Stone 的译本的确有这几个特点：第一，他译这本书时，曾费过极端精细的考虑（关于这一点，看过他的序文就可了然） ，几番的审定；第二，他曾改正了原文上少数误载的引文；第三，他曾添上少数重要的附注，并在经济学批判绪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者注底前面，附有考茨基在 Neue Zeit（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

18、时代引者注）报上发表本文时所载关于补添各点底说明。 ”这段话表明，刘曼选择 Stone 的英译本来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经过了审慎考虑的。 我们说刘曼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可以刘曼的译序为证。他在该书“译者序”中开篇便说：“出版了足足七十年的这本经济学批判，谁也知道是马克斯先生的全部遗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经济文献，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圣经，早已有了各种文字的译本。然而在中国，直到现在，直到马克斯主义所煽起的革命焰火渐次迫近我们四周底现在，直到我国劳苦群众正在觉醒地接受时代要求底现在，直到我国思想界起了进一步的转变底现在，直到旧社会将随历史的车轮转入万劫不复的深坑中底现在，这样

19、一个可贵的宝物，才有我这一本卑之无9甚高论底译本，毫无疑义是我国思想界一件不可怒的缺恨。我译这本书，虽然抱有解除这一缺恨底宏愿：我的译本，虽然对于目前迫不急待的大多数不谙外国文的读者，多少可以给予帮助省识这个宝物底机会；可是原书底精确的造译，觉得太不容易，除非国内有更美满的译本出现，这缺恨似乎仍旧解除不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曼清楚地标明他的“译者序”写成于 1930 年 3 月 26 目的上海。如果像上述人们所讹传的那样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于 1930 年 1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刘曼是断不会如是说的。因此。刘曼的译序在确证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的同时，也否

20、证了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于 1930 年 1 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讹传。 二是郭沫若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尔马克思著，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年 12 月初版、1932 年 7 月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 年 5 月重排出版，上海群益出版社 1947 年 3 月刊行） 。 1928 年流亡日本以后，郭沫若便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930 年 4 月左联编辑出版的文艺讲座第 1 册版权页后，就刊载有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后来，这部译著由神州国光社于 1931 年 12月首次出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出版不久，北平的书店里又出现了一些与其内容完全一致却标

21、明是李季译、上海政治经济研究会 1932 年 3 月印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本（据说有的还将译名改成了经济学批判 ） 。获悉这一情况后，李季感到极为不满，遂给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及该社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寄去一篇题为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现署10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因嘱友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 ，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

22、妄收入我的帐中，籍饱私囊。 ” 在谈到这起“郭冠李戴”事件时，学界常有人说这是郭沫若故意冒李季之名，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它足以证明“李季”是郭沫若所用笔名之一，其实不然。1947 年 3 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又被作为“沫若译文集之四”由群益出版社出版，他在为该版所写的序中对此事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二十年前大革命遭了挫折的时候，我亡命到日本。那时候因为大病初愈，我住在东京附近的一个乡下小镇，兼带养病。本来是起了一个雄心，想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因为出版上有问题，终究没有动手。但我却把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读，一面翻译了。初版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不知怎的，却把我的一篇序文失掉了。出版后似乎也遭过一些挫折，我在亡命十年后回国，看见坊间有好些印本是标名李季译 ，这当然是李季先生所不知道，而且会认为不甚名誉的事，因为我的译文太生涩，那对于李先生岂不是一个玷辱吗？” “这事，我对于书店也不想责难，说不定连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也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事情在 1930 年前后的出版界很多，好些翻译版书都爱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 ”“换名的动机当然是出于生意经，有的是想换一个名气较大一点的以资号召，有的则是企图避免危险。 郭沫若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