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摘要：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关键词：龟兹研究；考古；研究意义；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
2、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9 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2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分裂主义的谬
3、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 1 世纪 起，新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 ，西汉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新疆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 ，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政务，又建有军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政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政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 人，其中政
4、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政务。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政治地位很高。 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 ”二千石是汉朝政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政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3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
5、一级的行政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 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 ”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 ”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
6、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军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 ，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中） ，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主权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 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
7、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 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4台、渠犁“旁国少锥刀” ；其次是不知牛耕。 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 6 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 ”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 ”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 100 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 。 （3）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
8、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 ”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政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所以， “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政务。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
9、域的简文。 ”“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 ，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 ”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5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 ”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
10、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 ”资治通鉴卷 216 有唐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 ，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 ”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 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 784 年）
11、孔目司贴 ，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政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主权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 ，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6“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
12、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 “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 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 ”这是一个军事单位， “都统”就是它的最高军事长官。 “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事
13、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军功攫升为“都统” ，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 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 ”并记“僧正秩同侍中。 ”在中原的汉唐时， “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政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7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
14、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政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 号石窟有“大宝寺” ，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 ，49 号窟亦有“金沙寺” ， 西域考古图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 ，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 “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 1714 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 33 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
15、北大象” ，今天的敦煌石窟第 96 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 96 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 。 ”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 ”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 ”这条史料明确
16、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8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 ，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
17、唐朝的中央政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 。对于此类“五铢钱” ，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 ，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 ，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 “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 ”根据该词条上的图示， “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
18、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 89-3 号窟的“五铢钱” ， “铢”字隐约可辨， “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 36 号窟、98 号窟、新 1 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 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9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 枚、 “建中通宝”32 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 、 “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 30 多枚“大历元宝” 、 “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 1992 年
19、 5 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 、 “建中通宝” 、 “开元通宝” 、 “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 年 5 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 枚，其中开元通宝1 枚” 。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 8 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官方
20、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 大历元宝 、 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 ”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官方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新疆不是哪个 民族的新疆，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10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
21、动。 克孜尔石窟第 212 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 ，长692 米，宽 07 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 ，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 8 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 ”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 隋书 、 北史 、 唐书 ，称“吐火罗” ，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