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摘 要：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 ，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
2、启发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熊十力；法家 作者简介：宋洪兵，男，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非）学史略” ，项目编号：12YJAZH118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014-09 韩非子素来为后人冠以“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头衔。其实，韩非子不仅为商君之法、申子之术、慎子之势的集大成者；同时，作为春秋战2国时代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也是一位综合各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蔡元培称：“韩非者，集周季三大思潮之大成者也。 ”1 郭沫若也曾明确指出：“韩非确是把申子与商君二人
3、综合了，而且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段。这综合倒并不限于申子与商君，如从渊源上来说，应该是道家与儒家。而在行程的推进上则掺加有墨法。 ”1（P363）可见，韩非子思想不仅与其前代之法家、道家、墨家思想颇有渊源，而且更因韩非子曾师事荀子这一历史事实而使其与儒家的关系极为密切。2 然而，韩非子与儒家之间存在深厚的思想渊源丝毫不能减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的重重隔阂和尖锐对立，尤其在政治主张方面，儒家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礼治”或“德治”与法家现实主义色彩的“法治”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种政治主张的彼此排斥与对立，诚如阎步克所主张的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着并非无
4、关宏旨的区别” 。2（P212）所以，冯友兰在评论儒法关系时深刻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3（P143） ；瞿同祖干脆以“敌对”一词来概括儒法关系。4（P330）儒家与法家恩怨扭结，彼此堪称思想领域的天敌。 因此，秦汉以后的儒家士人对韩非子等法家人物的种种品判，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基于学派立场的意气与冲动，对韩非子“毁德、反智、焚书、坑儒”等政治主张以及韩非子的人格进行口诛笔伐，以泄韩非子“毁我仁义道德”之愤懑。历代儒者对韩非子人品与思想的评论难以做到“了解之同情” ，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是基于如此的学术史背景，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
5、十力在抗战期间撰写的韩非子评论31 一书，以相对公允的治学态度研究韩非子，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分析韩非子评论一书内容的基础上，探讨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及思想的深入研究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和不同流俗的观点，并就治“韩非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学术思潮“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极力主张矫正“五四运动”对传统儒学批判态度的偏失，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从正面来阐释儒家的真精神，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
6、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相结合。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熊十力不仅了解西学，而且精通佛学，最为服膺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 ，并着力使之系统化与体系化。熊十力专注于儒家传统形而上之本体论的研究和创建，主张充分开掘人的内在本性，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发自开”的“新唯识论”和“体用不二”的体用观，并“力图通过重建儒家的天人统一观来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说明现代人的生命安顿问题”5（P86） 。由于熊十力思想的根本特征以重构儒家心性之学形而上本体论为依归且主要目的在于为国人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以难免带有厚重的“务虚”色彩，致使同为现代新
7、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批评熊十力“癖好着思想把戏，其势要把不尚理论者引向理论去”5（P89） 。也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儒家传统且以“心性”一系为思想旨趣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却以一种4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立足于现实，对韩非子思想以及韩非子人格做出了远比此前儒家士人公允、深刻的判断和分析，亦因此而展示了熊十力思想中不仅关注“形而上” ，同时也关心“形而下” 、关心社会现实的另一面。 熊十力“韩非论”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超越了单纯学派立场的态度之争而趋于一种平实质朴的观点之争，从而在研究起点就比此前的儒者高明许多，这或许与熊十力立足于传统不满于一味引进西学以嫁接于中国本土之上所带来的“水土不服”有关
8、，同时亦与其直认儒家思想乃“真民主自由之法治”的传统本位立场有关。在熊十力看来，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法治等观念，反倒不如中国之传统文化精神。如认为“圣人责长民者以父母之道，此为真民主自由之法治。人类如不自毁，必由此道无疑。真民主自由，今之英美，何堪语是？” （第 45 页）在韩非子评论中，熊十力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西学盲目引进的不满。他说：“外来法，虽纸上有之，而实不能自行，毕竟无法” （第 63 页） ，又说：“春秋，尚书，三礼，甚可考见圣人制刑之意。惜乎今人不肯究，乃一意抄袭外人。夫商韩惨酷，固无理；而中外异情，则外袭非所宜也。 ”（第 8485 页） 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盲目抄袭外说的强烈不满
9、，熊十力对传统文化的那份维护情怀逐渐开始游离其固守的儒家立场，法家和韩非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其传统观念中变得“有用”起来，甚至对韩非子治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六经之言刑，本主罚当其罪，无可故轻故重，此以常理言也。然治乱国用重典，经亦有明文。民国以来，5居上位者，释法而用私，大官承势谋私利，国贫而家富，宠帅不能战，而皆善殖财。或且以贪骂人，而自纵部属为之，无知而娇恣，败国犹不失宠任。至于民刑诸法，抄袭外人，本不适于国俗。法吏出自都市上庠，以取资地，为谋官求财之具。所学不过抄袭外说，于国法、民习，都不措意。一旦居官断狱，则缘金钱，与绅士酬应，而任意出入。法毁，而民日习于滑，地方多事
10、，良民无可安生。如是而欲毋危亡，不可得也。 ”（第 91 页）在此，熊十力透露出以下观点：其一，法家重刑思想实则源出于六经；其二，重刑可以应对民国时期的贪腐行为；其三，民国时期照搬西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导致民风凋敝，良民无可安生。尤其值得注意者在于，熊十力对现实的批判视角与韩非子的思路竟然惊人相似。试比较韩非子的说法：“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韩非子有度 ） （下引韩非子只注篇名） “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
11、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孤愤 ）显然，熊十力的这种语调与逻辑，纯粹是“韩非式”现实思维模式的复活而非“儒家式”理想主义的再现。 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密切联结。 韩非子评论写于 20 世纪 40年代，当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土的沦丧、大众的嗟伤，夹杂着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无能，使熊十力无法纯粹停留于儒家思想的理想层面，转而对于法家尤其是韩非子思想的现实功能给予高度关注。6所以，熊十力对于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极为欣赏，以为韩非子的尚力思想与独立精神堪为当世之导师。他说：“韩非生于微弱之韩，故其政治思想，在致
12、其国家于富强，以成霸王之业。其坚持尚力，吾国人当今日，尤当奉为导师。熊先生亦以此有取于韩子。 ”（第 6 页）又说：“韩非之思想，古今中外竞争之世，所必有也。 ”（第 7 页）而韩非子思想中“自恃而不恃人”的独立自主思想也与熊十力基于国情而生发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爱国热情产生了强烈共鸣：“韩子于内政、外交，一以自恃而不恃人，为立国精神，为坚强自信而绝不游移之国策。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 ”（第 48 页）正是立足于现实关怀而非单纯的理想主义，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给予
13、充分肯定。 因遭受异族侵凌之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因爱国热情而肯定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因韩非子思想的救世功能而高度赞扬韩非子为一爱国者，乃是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评价的内在理路。关于韩非子人格的评价问题，历代学者围绕着韩非子入秦一事及其说难一文，聚讼不绝，遂使韩非子人格品质问题成为一桩千古悬案。其中，尤以儒者站在儒家立场对韩非子人格的批判为甚，鲜有对韩非子人格持赞誉态度者。究其原委，盖与韩非子学说中力诋儒者以文乱法、于国无用的思想倾向有关。由于韩非子在说难中以冷削尖刻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法术之士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采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阿谀奉承的方式以讨主子欢心的百变嘴脸，入木三分地
14、分析了如何把握听话者7捉摸不定、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并投其所好，最终获得信任和重用。因此，后世论者往往将说难篇的主旨联系起来而认定韩非子是一个品质败坏的无耻小人。后世学者评论韩非子人格的另一视角是有关韩非子使秦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围绕着韩非子到底有无用秦之心这一争论焦点，逐渐形成了“韩非子是卖国贼”与“韩非子是爱国者”截然相反的两派。从韩非子“使秦”而有心“用秦”的立场来审视韩非子人格的学者尤以司马光与江瑔的言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韩非子为了谋取秦王信任不惜出卖自己的宗国，对韩非子之死也持咎由自取的观点。司马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四年云：“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
15、，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悯哉！”受此观点影响，江瑔读子卮言论黄老老庄申韩之递变也说：“韩子则变之为视天下为无一可信之人，终于残民而弃国。 ”而专治韩非子思想的人，则往往对韩非子“情有独钟” ，倾向于肯定韩非子的人格，将韩非子定位为爱国者。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韩非子集解序中说：“非劝秦不举韩，为宗社图存，书至无俚，君子于此，尤悲其志焉！”陈千钧针对司马光对韩非子的评价表达了如下看法：“意司马氏以杨子无所不至一语，因断其欲覆宗国以售其言，遂以非之救国，而反为卖国求荣矣，岂不冤哉” ，认为“韩非子救世之志，与古之圣贤有何异哉？” 、 “韩非具有勇敢牺牲
16、之精神” 。6 如果说两派之间观点的对立可以归因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与价值信仰，那么，熊十力自儒家学派内部发出的声音则应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8诚然，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宗的熊十力，同样站在儒家立场对韩非子“务法而不务德”以及“毁德、反智、趋于暴力”的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和强有力的批判，如称“韩非攻儒，无一语不妄” （第 85 页） ，甚至存在对韩非子人身攻击的倾向：“余以此知韩非诬词，直同犬吠耳。 ”（第 66 页）但熊十力作为一个真学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旦具体到韩非子人格的评价时，便能够摒弃学派间的态度之争而力图公允地给予其恰当的历史定位和人格尊严，这在历代儒者当中实为罕见。 熊十力对韩非子人格的
17、定位，乃基于其对韩非子当时所处境遇的分析和判断，认定韩非子绝无用秦之心而实存爱国之志。在熊十力看来，战国时期，秦韩为近邻。秦自穆公以来，世用客卿，六国有才能之士，大多都在秦国取得了相应的职位，可谓仕途顺畅，韩非子对此知之甚切。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韩非子却独独没去秦国效力，即便是在韩王不见用之时，韩非子仍然无此想法，及秦王发兵攻韩时方才以使者身份出使秦国，而韩非子出使秦国的唯一目的，不在于弃韩而用秦，而在于劝秦存韩，终为李斯等人害死。基于如此判断，熊十力断定韩非子乃高尚的爱国志士，即使为之执鞭也心甘情愿：“其爱国情思深厚，其风节孤峻，使韩子生今日，余为之执鞭，所歆慕焉。韩子论政虽刻核，其志节，
18、可谓诚悃极矣。 ”（第 25 页）对于韩非子何以不入秦原因的阐释，除其存有爱国之心外，熊十力还颇有新见地指出，韩非子对秦国怀有鄙夷之意。理由是“韩子虽主极权，并非昏狂之徒所可用，亦非阴鸷沉雄、机智深阻、狡变不测者，遂可行使极权而无害。商鞅，孝公始用秦以开霸业，而韩子犹不许以用术，但称其为法而已。孝公已狠，吕政阴鸷，9视孝公尤无道。韩子必心薄之。观韩子之志，视吕政当如腐鼠耳”（第 3031 页） 。缘此逻辑，韩非子不入秦当在情理之中。熊十力此论，可谓创见，亦不无道理。另外，熊十力对韩非子实话实说的坦白与率真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韩子直揭霸王主义之面目，异乎晋文辈假攘楚之名，而实怀侵略野心，又始
19、终爱国，而不屈于秦，是则韩子之坦白弘毅，犹有可敬者也。 ”（第 68 页） 综上所述，该怎样解决对韩非子人格的评价问题，虽然众说纷纭，然而从一位以“心性之学”为宗的现代新儒家之口道出的韩非子的“爱国者”1 形象，或许对于了断这一桩千古疑案有所启迪。毕竟，甘为思想领域的天敌执鞭的勇气和胆识，固然说明了一代儒学宗师熊十力胸襟的广阔，同时也更能说明其对手品质的高洁和可敬。 二、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学术评论 熊十力在肯定韩非子人格以及对于“当今社会”有所助益的同时，也对韩非子思想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令人深省。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的评论相对比较全面，内容涉及韩非子思想的方方面面，包括韩
20、非子思想的总体定性，对韩非子法术势理论的分类阐释、对韩非子非儒的批判、对韩非子人性论的认识、对韩非子思想内部自相矛盾之处的深层解析以及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短命灭亡之间的关系等。熊十力对韩非子思想研究最为精彩的地方，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他对韩非子“法” 、 “术”思想的研究和评论方面多有创获；同时对韩非子思想与秦朝灭亡关系的探讨也值得后人借鉴与反思；对韩非子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的阐述，也新见迭出。 10第一，熊十力认定韩非子思想的总体性质是一种有关“法术”的政治思想，而在“法术”当中，终究以“术”为先，是一种“术治中心主义” 。因此，熊十力对韩非子之术治思想着墨尤多，一改以往依“法术势”顺序研究的惯例
21、，先从韩非子之“术”讲起。韩非子曾在定法篇中批判商鞅徒法而无术、申不害徒术而无法的思想，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后世学者围绕着韩非子思想，产生了“法治中心主义”1、 “势治中心主义”2 以及“术治中心主义”3 的观点。而熊十力便是术治中心主义的早期提倡者之一。他认为：“韩非之书，千言万语，一归于任术而严法。虽法术兼持，而究以术为先。 ”（第 22 页）在熊十力之前的学者对于韩非子之术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权术而言，主要集中在内储说上七术所论及的“挟智而问” 、“倒反言事” 、 “除阴奸”等阴狠狡诈的政治权术方面，从而对韩非子之术批判甚烈。扬雄法言问道篇说
22、：“申、韩之术，不仁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则狐狸蝼螾不蝼腊也与？”熊十力虽然也对韩非子的术治思想表示了反对意见，如他说“韩非之术，终不免出于阴深，流于险忍” （第 42 页） ，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既有观点，而是将道家思想与韩非子术治结合起来考察，极有见地地指出：“术，固可万能至是乎？人主用术，何由得无失乎？韩非以虑及此，是以归本于道家也。 ”（第 26 页）在熊十力看来，天道虚静，万物自化，圣人无为，一任自然，因天道行事而不以私智逞强，当是韩非子术治与道家无为结合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论，像德国一味盲动之希特勒对于韩非子思想可谓望尘莫及。所以他说：“韩子言圣人去智巧，故其得力处，全在因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