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考摘要：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创设的一项高级文官培养制度。授职是最后一环，随着整个制度的发展不断完善。成化以后，授职主要集中在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部属官者，而翰林尤重；对于庶吉士中不可避免的起复和病痊者，其授职也逐渐更为合理。同时授职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亦出现了有失公允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明代庶吉士的散馆授职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国家输送了众多人才。 关键词：明代；庶吉士；散馆授职；翰林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45-07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在科举制度基础上所创设的一种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的制度。洪武十八年（1
2、385） ，明太祖朱元璋将新晋进士授官之后，又因其都尚未经历世事，故特别优待，让他们观政于诸司，并依据甲第的等级给予禄米， “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 庶常吉士之义，俱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 。庶吉士制度由此正式创设。永乐三年（1405）正月壬子，明成祖“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 。庶吉士开始专于在翰林院进行学习。之后庶吉士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考选、培养、考核、授官程序：每科殿试之后，从二甲三甲进士中再考选优异者进翰林院学2习，在学期间由皇帝选派的教习人员对之进行悉心培
3、养和考核，学成之后根据成绩授予官职，谓之散馆。 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庶吉士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厚。散馆授职作为庶吉士制度的最后一环，其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士子的仕途命运，而且对于明代国家文官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亦发挥着关键作用，故对其的研究很有意义。而在前人对于庶吉士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对此虽多有所论及，不过因其论文篇幅较小，且关注点较多，故对于散馆授职的情况多数文章主要是概括性的论述，未专门探究。当然，其中也有探究比较深入的，如阪仓笃秀的关于成化元年的散馆请求明朝庶吉士制度检讨和王淳庆清华之选明代庶吉士考选与教习馆课变迁考 。阪仓笃秀以成化元年的计礼等人请愿大学士李贤散馆之事为据，指出成化朝已
4、经出现教习不实的情况，且对成化之前的散馆授职状况进行了梳理，并由此全面探讨庶吉士制度；王淳庆则在其文中以成化时期为界对庶吉士散馆授职的一般情况进行了大致论述。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力求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庶吉士散馆授职的一般情况、丁忧养病庶吉士散馆授职的制度化和其他一些非遵制授职者等三方面对明代庶吉士的授职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和全面的梳理，希望对于整个庶吉士制度的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一、庶吉士授职的一般情况 “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 ”这是明史?选举志中对庶吉士授职的记载。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因为随着整个庶吉士制度的成熟，授职制度在不断完善，到成3化以后
5、才基本达到上述所言之程式，同时亦有授部属官者。编修、检讨作为翰林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和高级官吏的储备军，为皇帝决策提供参考建议，迁转皆为皇帝裁决，贵为清华之选，地位颇重；给事、御史等科道官不仅司职纠劾督察，是“朝廷耳目之官” ，且封驳谏议，可以影响国家重要决策的实施，故其地位虽不及翰林官，但是亦非常重要；而部属为六部各司的属官，负责具体执行事务，虽然作用也可不小觑，但是地位却无法与前两者相较。所以三者的影响和地位由高到低，不可同日而语。 在制度的初创阶段，庶吉士考选之后“有办事者，有读书者，有修书者” 。洪武十八年首次考选，杨靖直接被授为吏科庶吉士，郭资户科，徐旭礼科。永乐二年科选 123
6、 名庶吉士，其中有习文、习书、修书以及诸司办事进士改者。比如习文庶吉士李时勉预修太祖实录 ，余学夔、涂顺和永乐九年科庶吉士刘永清、黄寿生、陈?、陈用参与修四书、五经以及性理大全等。直到宣德八年（1433）十一月，明宣宗还“令吏部改进士为庶吉士，与知县、教谕俱历事六科以备用” 。所以从洪武十八年到宣德末，虽然庶吉士有专于进学者，但是多数还是以办事为主要职能，故其最后授职亦没有较多的限制，翰林、科道、部院、内阁中书官、地方官等皆有之。 而在正统之后，庶吉士的授职由于其与翰林、内阁关系的逐渐密切而发生变化：不再外授，而留翰林者日益增多。这首先始于正统元年的“庶吉士止入翰林” 。众所周知， “翰林官为
7、近侍清贵之职，凡迁转皆出自上裁，未尝付诸铨衡” ，且大多以后得拜高位，所以众人垂涎之。而庶4吉士的翰林进学在经历了永乐三年春二十九人进学文渊阁、宣德九年三科共同进学的阶段之后，逐渐体现出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如宣德时期进学的庶吉士除馆师教授日常学业外，还有“三杨先生为之师，在东阁，时时召诸吉士，出百司章奏示之，问所当罢行及古今政治同异成败之状” 。才识、品行俱优者留之翰林。这样的培养模式无疑更有助于优秀官员的选拔，所以正统元年科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 ，专于学习，成为翰林官的预备人才，散馆后留为翰林的机会大增。其次是翰林入阁。永乐初，明成祖为解决无相之题，简解缙、胡广、杨荣等人人值文渊阁，参
8、与机务，内阁制度建立，英宗三杨辅政时内阁权力加重，此后便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天顺二年之前，虽然阁臣不拘出身， “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 ，但是翰林出身的阁臣在阁臣总数中占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从宣德元年到天顺元年， “入阁者 21 人，只有王文、薛碹、李贤 3 人不是翰林官出身” 。所以翰林官已成为内阁的主要来源，地位非常重要。但是景泰年间“陈循辈私其所举，以杂流冒铨，一时翰苑多委靡昏钝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别调” 。这给翰林官的培养造成很大困扰，故天顺二年大学士李贤借修寰宇通志之机奏定纂修专选进士，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从正统十年（1
9、445）到天顺元年（1457） ，翰林出身的阁臣有 13 名，高?、张益、江渊、萧?、徐有贞、许彬等 6 人为庶吉士出身，庶吉士俨然已经成为阁臣的重要来源。且考究史料，他们中的多数人亦真正能够对国政有所裨益。以萧?为例，其为宣德二年进士，宣德八年选庶吉士，5授编修，正统初预修宣庙实录，景泰二年人文渊阁兼学士，其不仅反对景帝易储，还尝“因天变上疏，论时政甚切” 。此外，在未入阁的庶吉士出身官员中也不乏优秀者，如永乐二年科庶吉土王直， “学富才敏，持铨廉慎” ，散馆授编修，预修高庙实录；仁宗即位预修两朝实录，并担任宣德三科庶吉士教习官；正统时拜吏部尚书，英宗亲征也先，王直率廷臣上疏抗争；景泰初进少
10、傅兼太子太师，天顺初致仕。正是由于这些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在本职工作中政绩显著，反过来促进了庶吉士与翰林、内阁的密切关系， “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这样一套官员培养和升迁的模式，不仅使庶吉士个人为谋求更好的仕途而冀望留之翰林，同时也促使着国家用增加授职翰林比重的方式来达到更大范围的储才目的，所以庶吉士授职于翰林的比重渐有大开之势。成化十四年科庶吉士28 人，成化十六年（1480）十二月散馆，25 人授职，13 人为翰林院，这在庶吉士授职史上前所未有，所以史称“庶吉士之留馆在翰林者，至是盛矣” 。 成化以后，随着亦“不授中书” ，庶吉士授职就主要集中在了翰林和科道二途，并有少许为部属官者
11、。程序上，散馆时“从公考试，评品文字高下，拟开等第名次，封卷上进，恭候圣明裁定施行” 。上卷依原中进士甲第铨注，二甲者授编修，三甲者授检讨；中卷授科道部属官。而实际授职时，翰林尤盛。如文末所附明代各科庶吉士留翰林人数统计表（景泰五年科崇祯元年科） 显示，弘治十五年科、正德六年科、嘉靖十四年科、嘉靖三十二年科等科散馆授职时，留翰林的比例均过半数。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庶吉士散馆则皆授翰林和科道，无一郎署， “以前三科不选馆，故特优之” 。隆庆二年科散馆，本来亦依乙6丑科故事，皆授翰林、科道，但是“刘应麒、徐秋鹗愿授部属，从之，俱礼部主事” 。 翰林官在院期间掌制诰、纂修，备顾问，深谙治国大政、典章
12、制度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所以在担任高官、进入内阁后能比较熟练和高瞻远瞩地处理政务，作用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庶吉士留授翰林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导致许多人因缺乏基层政事的历练而实践经验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务的及时有效处理。于是万历时期诸多有识之士对庶吉士的散馆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控制授职翰林人数。如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吏部议覆礼科给事中王三余题， “今后凡遇科年考选吉士，率以二十余人储养成才，留授编检官无过七八辈，其余酌量才品分授科、道、部属等官，著为定例，永远遵守” 。但是实际授职翰林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依文末附表所示，留翰林人数只在万历十四年科和万历十七年科执行了八人之数，之后数量开始
13、不断增加。万历三十五年大学士朱赓再次提出“定授职”之请：“壬辰（万历二十年笔者注）十八人，留翰林者九人，正为适中。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丙午但是从附表中可以看到，半数留馆的题请亦未得到执行。且考明实录和崇祯长编 ，从万历十四年科到崇祯元年科共十三科，散馆考试后，除万历三十五年科潘润民和崇祯元年科的梁衍泗二人授职为礼部主事外，其余再无一人授职部属官。 综上所述，明代的庶吉士授职，初期为“馆选散授，不拘内外” ，正统之后不再授外，而以翰林和科道为主，辅以部属官，且翰林尤重。万历时期部属官亦很少再授。这一方面说明国家非常重视对其的培养和任7用，但另一方面，授职翰林过多也会造成基层实践经验的缺乏，影响
14、了这些官员的成长，而一些有识之士为之所作出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效。不过在总体上来说，庶吉士的授职还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模式，为国家输送了许多文官人才。 二、丁忧养病庶吉士之授职 随着明代社会和政局的发展，在皇帝怠政时有发生、当权阁臣几乎把持朝政的情况下，庶吉士的授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起复庶吉士不授翰林而量授科道的旧例被打破即是如此。 庶吉士在读期间，丁忧养病者时而有之，不可避免。对此明朝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庶吉士丁忧、养病到部，同馆俱已授职者，仍由内阁查其在馆久近，平日考校名次，题应授官职，本部（指吏部笔者注）拟缺题授。 ”且“旧例，庶吉士服阕未经考校者，量授科道或部属官
15、，无再送读书者” 。万历时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写道：“旧例，吉士散馆，各授词林、台省、部郎等官，其选改而未经考校以忧去、服阕而至者皆竟授他官，无留补史官之例，亦无再与新吉士同列之例” 。比如：永乐年间，永乐二年（1404）科庶吉士周忱、李时勉在丁忧起复之后皆授刑部主事；永乐四年科庶吉士王瀹在永乐七年七月“起复，授诸皇孙经，拜左春坊左司直郎” ；弘治六年（1493）科庶吉士吴?丁忧服阕，授吏科给事中；弘治十八年科庶吉士闵楷于正德二年服除，授礼科给事中。丁忧养病庶吉士在馆读书时问不足，故授职不留翰林在情理之中，而在正德三年（1508）七月，这一旧例被打破。弘治十八年（1505）科8庶吉士孙绍先
16、丁忧归来， “冀留翰林，托其同年检讨段炅为言于大学士焦芳” ，遂愿，入院肄业，后授翰林院检讨。焦芳为当时的掌权阁臣，与宦官刘瑾勾结，里应外合，把持朝政，段炅为其党羽，其将孙绍先复馆，借机笼络人心，在实质上破坏了庶吉士的常规授职模式。此后，虽然起复、病痊庶吉士亦有授职科道者，但是授职翰林开始常态化。如正德十六年庶吉士张治病痊后授编修，嘉靖十四年科庶吉士张绪服阕后授检讨，嘉靖三十二年（1553）庶吉士病痊王学颜授编修，隆庆二年服阕庶吉士李长春授编修，万历十一年（1583）庶吉士郭正域服阕授编修等。但是据笔者阅读范围所及，直到万历二十一年之前未有复馆再读书者。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万历十七年科庶吉士傅
17、新德病痊后至京后复馆，因大学士王锡爵题请其“清才、美器本堪即授馆职，但其年甚少，正当进学之时，而在籍日久，未与散馆之列，与其遂优之以官职，不若且勉之以进修，查得先朝有三科庶吉士一并教习之例，合将傅新德仍送入馆，与同科庶吉士一体从师读书” 。其最终在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散馆时授检讨。而丁忧养病庶吉土复馆读书然后授职的制度化始于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题请将起复到部的万历二十三年科庶吉士高承祚、梁有年照万历二十一年庶吉士傅新德病痊到京之后送馆教习之例，使二人“仍行复馆，与见在庶吉士一体读书考试，散馆之日，并题分别拟授。以后起送庶吉士，不论丁忧、养病、给假，凡未经散馆者，俱
18、照此例，不得陆续题授，永为遵守” ，得到万历皇帝的批准。查万历起居注 ，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后阁臣有关丁忧、养病、给9假庶吉士授官的题请中，几乎都有“查得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题奉钦依”的记述。并且起复、病痊及给假庶吉士的最终授职仍然依试卷等级和甲第而定，即“从公考试，评品文字高下，拟开等第名次” 。如万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沈一贯、沈鲤、朱赓题请令万历二十六年科起复庶吉士张光裕、孟时芳仍送馆学习， “散馆之日，品题分别授官” 。万历三十五年，二十九年科庶吉士龚三益、戴章甫起复后同时考试授官，龚三益授编修，而戴章甫为礼科给事中。 孙绍先的请托留馆，本来是一种破坏正常授职制度的做法，但是万历时期
19、统治者顺应时势，将这种破坏转而发展成为针对丁忧养病庶吉士群体的一种更有效的培养机制，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整个庶吉士授职体系的完善。毕竟庶吉士中不可避免有丁忧养病者，复馆不仅是为庶吉士个人提供了重新学习以便其仕途更好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还在实质上保证了这些后备人才的基本政治素质和处理政务的能力，这对于明朝整个高级文官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统治秩序的稳定都有所裨益。 不过，也有不经入馆再学习便授职的特殊情况出现：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十七年科庶吉士蒋孟育服满起送到院，复馆未蒙批允，遇散馆一体考试授职。万历三十五年，二十九年科庶吉士龚三益、戴章甫起送后，具题复馆，未蒙批允，后亦直接与三十二年科庶吉士一起考试
20、授官。万历三十七年，三十二年科庶吉士汪元极同样是经阁臣题请复馆后未蒙批允，终与见任庶吉士一体考试授官。但从客观上来说，这些特例与万历二十六年所定规制并不冲突，因为其虽未复馆，但亦是通过考试授职，在基本素质方面是有保证的，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万历10后期明神宗的怠政所造成的。 三、其他非遵制授职者 所谓其他非遵制授职者，指的是外力因素作用下，没有根据庶吉士在翰林院期间的学业成绩进行授职者。这其中，既有谪降者，如成化元年，天顺八年科庶吉士计礼等入阁请求散馆，并顶撞阁臣李贤，李贤甚怒，明日请授职， “罚礼观政刑部，又数月拜南京刑部主事” 。亦有升迁者，如正德三年科传奉庶吉士邵锐、黄芳
21、、刘仁授职为编修再有如万历十七年科浙江一庶吉士原授职礼部主事， “终以坐师次揆许新安力，授御史” 。崇祯时期，庶吉士授职更是出现了超擢。崇祯元年科庶吉士刘之纶在崇祯二年十月上疏言兵事，十一月超擢为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当然，此例我们可认为是其在明朝末期动荡政局下的特殊产物。 而在非遵制授职中，外官的授任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正统以后，庶吉士散馆原则上不再授外官。但是在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外补者却亦有之。如：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庶吉士倪宗正“以逆瑾，目为刘谢党，出知太仓州。 ” 正德十四年八月辛巳，正德十二年科庶吉士散馆授职， “江晖、马汝骥已拟授编修，王廷陈、汪应轸拟授给事中，曹嘉拟授御史，以尝言事忤旨，俱令补外。晖广德州，汝骥泽州，廷陈裕州，应轸泗州，俱知州。嘉，大名府推官。 ” 正德十二年科王邦瑞因其“女适光阳王” ，出为广德知州。 嘉靖五年丙戌科庶吉士无一人留馆，且有李元阳、王格、张铎、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