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的三种理论立场：兼对中国社会工程学的批评.doc

1、1社会工程的三种理论立场：兼对中国社会工程学的批评内容提要：社会工程在社会理论领域存在三种立场。启蒙运动及其追随者坚信理性与科学可以成为人类控制进而设计自然与社会的工具，总体上对社会工程持有肯定的态度；反思现代性的观点则倾向于认为，借助于科学的合法性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将社会工程化的过程具有了暴力的潜质，进而对社会工程持批判的态度；第三种立场则更多的坚持在批评基础上的重构，在批评的同时，他们分别提出了重视实践知识与自组织秩序的社会工程和“零星的社会工程”等理念。讨论社会工程的中国学者主要的立场则基本上是沿着启蒙哲学的路径论证社会工程的合法性，在知识体系上缺乏一种批判理论和公共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性维

2、度。 ：启蒙运动现代性社会工程反思性 中图分类号C91-0；C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117-08 西方的社会理论对社会工程包含三种基本立场：肯定与否定，除此之外，一部分学者则是在批评的基础上有所保留。肯定的立场主要表现为启蒙运动以来，受到启蒙哲学影响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信仰者们；否定的观点则包含着像鲍曼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学者，他们基于反思性立场，揭露了现代性和理性的暴力潜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第三种立场则包括哈耶克、波普尔和斯科特等知名学者，他们不2同程度地对社会工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与重构，进而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程观念。在对这三种立

3、场的简单梳理之后，本文将试图简单回顾中国学者对社会工程及其理论的定位。相对而言，中国的研究似乎还缺乏对社会理论的回应和修正。 一、关于社会工程典型的理论立场： 理性的欢呼与反思从启蒙运动开始，科学与人类的进步就成为一个具有必然联系的事务。孔多塞认为，不仅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是必然的，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也是和自然界的活动一样服从于必然的规律。人类追求完美是没有任何“限度”的。 “工具、机器和操作越来越会增加人们的力量和技巧，同时也会增进产品的完美性和精确性并减少获得产品的必要时间和劳动人们就学会了预见和预防各种事故以及劳动的或习惯的或气候的危害性。 ”科学技术和工业带来了人类能力的提高，

4、促进人口的增长和“福祉的进步” 。在孔多塞看来，科学的这种能力是确定无疑的。甚至，在人类思想和社会层面上也有体现， “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步也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 ，因此科学对自然和社会具有同样的影响。它也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增长，这些“有用的技术的进步”或“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立法的“进步”而带来的“福祉”将会使人类趋向于“人道” 、“仁爱”和“正义” 。总之，在孔多塞看来， “真理” 、 “幸福”和“德行”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 “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

5、道上前进” 。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 ，3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04 页。 与孔多塞对人类精神进步的过程展开描述相似，社会学鼻祖孔德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受到孔多塞的深刻影响，孔德也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并深信科学的权威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使命。美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 ，石人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9-20、4 页。他也尝试提出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规律，并将其归纳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孔多塞那里，似乎科学是对自然和社会必然规律的发现，而在孔德那里， “自然秩序本身并不完善，需要人类的不断干预” 。法

6、孔德：论实证精神 ，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3、12、24 页。实证科学是“为了预测而观察” ，孔德进而认为，科学的真正品质就在于“理性预测” 。这种基于实证科学的“观察”所提供的“预测”或“预见”使得人类的“实践”具有“理性基础” 。而这些人类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人类“工业活动”和工程活动，是人类根据自身的利益运用科学和工程技术来展开对自然与社会的设计与改造。 哈维和斯科特将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称为“极端现代主义” 。哈维认为，现代主义都信仰一种“机器、工厂、当代技术力量或者作为一种生活机器之城市中的理性形象” 。美哈维：后现代状况 ，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

7、 年，第 46、51 页。在他看来，1945 年之后，所谓“盛期的现代主义”显示出“同社会中主导的权力中心具有更加惬意得多的关系” ，成为“社会中体制的艺术和实践，在这种社会里，企业资本家对于致力于进步和人类解放之发展的启蒙运动规划4的看法，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的主导而居于支配地位。 ”也就是说，对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信念变得非常强烈，人们进而相信国际政治和自由贸易会给人类包括第三世界带来福祉和“现代化” 。斯科特进一步强调，这种信仰获得不同政治派别的一致认同。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15-116 页。 与这种启蒙哲学以

8、来对科学和理性能力的信仰相对的是，基于对现代性和科学的反思形成的对社会工程的否定立场。前文表明，在孔德和孔多塞等启蒙运动追随者那里，科学在指导人类事务上具有权威地位。而且，在孔德看来， “只有那些愿意服从科学方法论的严格限制而尊重科学根据的人才能在指导人类事务中享有发言权” 。这样一来，科学在社会上的运用也许就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使得政治和社会事务成为一个“科学”和“技术”层面的事务，不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争议的事情，而是服从于唯一的“真理” 。 启蒙运动使得科学的合法化成为新的正统信仰，科学家成为新的“先知和神父” ，同时，现代社会从此以对自然和社会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自然和社会

9、都可以根据“计划和设计”而被改造，进而达到“自我完善”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93-94 页。这种思想中已经潜藏着一种思想的暴力和对理性能力的过高估计。许多思想家对这种将社会工程化的理念深表质疑。其中，齐格蒙特鲍曼可能是最集中关注这种理念破坏性的学者。 鲍曼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假设就是，权力流向某些社会集团，5他们能够控制和影响不稳定的根源。英史密斯：后现代语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 ，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32 页。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就掌握着这一权力形式。启蒙哲学家们着手解决的就是在旧的贵族阶层和封建价值观衰落的时候如何寻

10、找新的政治权威合法化，实现社会控制。这也就是一个“秩序”的形成问题。秩序就是非混乱，混乱就是“无序” 。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 ，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7 页。存在秩序与混乱也就具有了“现代性” 。这种“秩序的他者”是“不确定性”和“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 ，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 ，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1、12-13 页。可以转义为“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 。而“典型的现代实践”就是努力根除“矛盾性”和“不可界定性”的事物，使之转化为“秩序”或者可以界定的、具有“确定性”的存在。 在

11、涂尔干看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失范” ，也就是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造成的社会“混乱” 。与此相似，鲍曼也认为世界的变迁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所有恐惧中最强烈的一种。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 ，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51、53、67、87-88、106 页。实际上，这种恐惧和问题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失范” 。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与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恐惧作战的工具是“共同体” ，也就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 。但是，这种“共同体”带来的“稳定性”已经“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制度中” 。而启蒙哲学家们就是“帮助设计监狱、劳动救济所和其他6社会机构，企图强加规训

12、的权力。 ”英史密斯：后现代语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 ，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34 页。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试图扮演这种“立法者”角色，成为“园艺国家”的花园中的“园艺师” 。 现代性的展开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求“稳定性”或“确定性” ，或者说是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荒野中的杂草是“漫无计划”或者说是“无序”的，需要不断地让“园丁”进行“管理和监视” ，赋予其一种人为的“秩序” 。这是一种“文化改造运动” ， “自主性的自我繁衍的传统文化已然瓦解，它的权威地位已被剥夺，它的领地与体制财产已被霸占，它的专家与管理者已经丧失，遭到驱逐或贬抑” ，进而产生对“行政

13、管理者、教师和社会的科学家”的新需求。他们的专长是“改造和培育人类的灵魂和肉体” 。因此，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不是一个以真理与科学之名进行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一个解放受压迫者的“高尚的理想” ，相反，它实际上是一场“实践”：一方面是国家扩张权力的过程，国家的核心就是规划和安排与社会秩序相关的职能；另一方面，创造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以规范和调整臣民的社会生活。 鲍曼对社会工程的最直接的批评来自于对大屠杀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是企图在犹太人对现代性的经验和其他人类所经历的经验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不是德国种族和犹太人的事情，而是关涉人类理性和总体遭遇的事

14、情，它是一个现代社会工程最彻底的实践。大屠杀揭露的是为现代社会所“熟7悉”和“崇拜”的理性所具有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也就是理性的暴力的一面。但是，理性的“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0、11-12、17、52-53、104 页。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正常的” ， “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的内在的世界观等等” ，这种“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 。它是人类文明和“现代性的验证” 。它并不是人类“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出自“园艺”国家观。这种“园艺文化”和

15、“园艺国家”观“将它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作为一种具有“粘质”而存在的“概念中的犹太人” ， “骑跨在如此之多的、建立在表面上互不相联的战线上的屏障之上的事实”造成了一种“认知失调” 。由于具有“不可界定” “模糊性”或者“矛盾性” ，他们成为现代性的对象及“他者” 。 整个大屠杀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系统地利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现代的官僚制度、科学技术和劳动分工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社会距离”拉大和“道德冷漠” ，以及犹太人社区的个人保全的理性的服从伦理共同促成了大屠杀的发生。大屠杀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野蛮的实践。它是“典型的现

16、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而构成的“致命组合”的产物。 总之， “现代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激情的一时失控，更不是一种无目的的、完全非理性的行动。恰恰相反，它是理性的社会工程的一种操练，8是以人为的手段去促成（散乱的、难以理解的社会实在未能促成的）无矛盾性的同质性这一过程的一种操练。 ”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 ，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58 页。鲍曼对大屠杀与社会工程的分析揭露出现代性的理性化和秩序化的一系列实践具有的内在的暴力潜质与破坏性。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 ，大屠杀

17、是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通畅的信号。 ”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51 页。在社会理论层面上，鲍曼的批评也许是对现代性与社会工程最具有破坏力的抨击之一。 二、社会工程的第三种理论立场： 批评基础上的重构在社会理论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对社会工程持有既批评，但又有所保留的立场。这些学者包括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詹姆斯斯科特等人，他们从方法论、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各种立场对社会工程理念展开批评，但同时又各自有所修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程观。 波普尔

18、和哈耶克都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波普尔区分了“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虚假的理性主义”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43、348、404-405、307、313-314页。他认为， “真正的理性主义”承认人的种种“局限” ，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谦虚” ，而“伪理性主义”则是“对一种优越的理智才能的不谦9逊的信仰，它声称受到天启、确知无疑、具有权威” 。有的时候，波普尔称之为“权威主义的唯理性论”或“全面的理性主义” 。而他所主张的是苏格拉底式的“宣扬一种谦逊的、自我批判的、承认某些局限的理性主义” 。这种理性主义被他称为“批判的理性

19、主义” 。 “伪理性主义”对应着一种波普尔所说的“历史决定论”观念的形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念假定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现历史演变的“模式”和“规律”来实现“历史预测”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58 页。历史决定论容易和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进而与一种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联系在一起。他们都试图去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趋势，进而可以理性地改造社会的进程。但是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相信“我们解释历史的欲望反应了一种深层的直觉，那就是，通过思考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和本质。 ”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实际

20、上只存在“历史的各种解释” ， “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没有关于历史的最终解释，也就没有“历史预测”的可能性。 波普尔主张的是一种“零星的社会工程” 。乌托邦的工程试图从整体上重建社会，要求理性地为全社会制定计划。在波普尔看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可能缺乏从整体上重建社会所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 ，也就是说从根本意义上我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在总体上改造社会。相对而言， “零星的社会工程”则相对比较简单，它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 ，允许反复试验和连续调整，进而倾向于不会造成社会的革命10性巨变。因为“科学方法的全部奥秘是一种愿意从错

21、误中学习的态度” ，因此这种“零星的社会工程”意味着“把科学方法引入政治事务当中”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通过试错法逐步建立一种经验型的社会科学。总之，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否定了大规模的或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现实可行性。 “零星的社会工程”则主张“一点一点地改革”各项制度， “勤勉的小幅度调整”以消除社会工程过程中的错误，减少整体的社会重建可能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 除了波普尔之外，哈耶克也对理性主义有重要的批评，他也非常强调人类应该重视理性的“局限性”和“无知”的重要性。哈耶克坚持一种“反唯理性主义” （antirationalistic）的立场，他强调的是这种反唯理性主义并不

22、是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 ，而是一种“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 ，是“明智地”对理性的运用，而不是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 （deliberate reason）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上卷） ，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81 页。他也支持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的观念，也就是“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 。换句话说，哈耶克坚持的是我们应该防止“理性的滥用” 。在分析中，哈耶克把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称为“建构论唯理性主义” ，并把这种理性的立场对科学的态度界定为“唯科学主义” 。这种“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 ，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 年，第 6、103、104、105 页。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将科学和理性运用到与其不同的领域之中。哈耶克将这种思维称为“工程学思维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