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现实抑或乌托邦？摘要：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彰显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形成平等协商的共同治理对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意义重大。通过对长沙市的深入调研，从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四个方面考察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状况及其影响机理，得知目前充分实现合作治理仍处于理想化。通过 SEM 验证分析，发现上级支持、控制状况、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而沟通状况未通过检验。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社区组织的资源投入、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建立多元主体沟通平台，以推进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社会组织； 参与 中图
2、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5-0094-06 一、合作治理：公共服务治道变革的应然选择 合作治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合力”思想，认为社会发展是不同力量共同作用产生合力的结果，并强调个体分力的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了整体与局部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 “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由此产生的合力创造出来的”1（p.697） 。 基于合力思想，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存在多个“分力” ，即指政府之外的所有社区内主体，包括社区企业、社区自组织、志愿性社团、协会和居民个人等独立于政府组织之外的广大经济2生活领域和公民生
3、活领域。这些主体在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经过多方协调会形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合力” 。合作治理实质是治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和应用。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权威中心的多元化，主张管理对象的参与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强调多元主体的责任，追求政府职能履行手段的多样化。20 世纪 90 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民主行政理念的践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已成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发展趋势。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社区民间社会力量和公共权力共同参与公共服务治理的一种模式，它是“政府与社会力量
4、平等合作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2（p.22） 。政府与其他主体各司其职，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合作的主要方式是平等协商，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对话和争辩，在此基础上形成决定在实质上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而不是形式上体现公民的意志”3。合作治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的一种新型互动的关系。它打破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单一性，使其走出对上负责的单线性关系状态；治理主体不再依靠权力直接作用于治理对象，政府权力的外向功能削弱；行政权力不再服务于抽象的公共利益，而与权力持有者的道德意识相关联4。 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利益多元需求、权力分散制衡、组织异质独立”5等因素，形成排斥单一性和独占性机制的强烈诉求，
5、“社会”开始成为资源供给的有力潜在力量，开始提供影响个体生存3和发展的机会，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越发难以适应6。社会因素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主体，促进了治理机制的转变。莱斯特M萨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论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需要借助多样化的权力和组织形成多中心治理机制，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因为社会组织具有“解决社区问题的专门知识并根植于基层，可以对居民的需要作出适当和如实的反映，促使社区成员参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资源分配”7。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要关注的焦点将不再是政府中心这一前提下如何扩大社会的参与，而是打破政府单极治理，确立多元共存合作治理的新格局。
6、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变迁，给社会组织的成长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社区制”的改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中央高层决策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当前，社区已成为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公共空间。社会转型期，城市失业和弱势群体利益维护等问题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落到社区，加大了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难度。合作治理所具有的弹性化、互助性和反思理性等特征更好地应对了转型期社区公共服务问题的复杂性
7、、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现有文献对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大多数是社会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4把政府与社会各主体的合作关系置于社区的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较为薄弱。因此，本文通过对长沙市的实证调查，对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尝试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期望可以为合作治理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其描述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源于 2011 年笔者在长沙市所作的“居
8、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行为意向与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在长沙市抽取 3 个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 ；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所抽取的各区中抽取 2 个街道；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第五阶段在抽取家庭户样本后，从所抽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生日距 8 月 1 日最远的那个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构成调查对象最终样本。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476 份，回收率达95.2
9、%；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 34 份，还有 442份，因此最后有效回收率达 88.4%。使用数据录入软件 EPIDATA3.1 双份录入进行质量核查，有效地保证了数据录入的质量。 （二）变量选择及其测量 学者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库勒（Kuhnle）和5赛勒（Selle） 。他们把“沟通与交往”以及“财务与控制”作为测量指标，将两者互动关系划分为整合依附型、分离依附型、整合自主型和分离自主型四种模式8（p.30） 。本文参考库勒（Kuhnle）和赛勒（Selle）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从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建立指标体系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
10、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进行测量。为了测试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正式进行问卷调查之前进行了试调查。 表 1 对本文分析中所使用的观测变量进行了说明。上级支持的观测变量包括资金来源、场地提供、政策支持及技术支持；控制状况的观测变量包括自治性组织数量、自治组织财务处理权、人事任免权和法人代表比例；沟通状况的观测变量包括遇到问题是否会找组织、选择的组织类型、不找组织的原因和组织是否给予回应或解决；交往状况选取的变量包括对组织工作熟悉程度、与社区工作人员相处状况、对社区组织的认识和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了使得测量指标具有可比性，在相同尺度下对原始代码进行了重新赋值，量表问题按照正向从小到大进行赋值（参
11、见表 1） 。 三、社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一）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现状之考察 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目的是要平等地解决社区成员的基本生活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和造就心理健康且有能力的社区居民9。合作治理把社会组织视为与政府平等合作的伙伴，它超越了政府过程的公众参与，打破了公众参与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它“不仅拒绝统治型的集权6主义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也不赞成旨在稀释集权的民主参与型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4。自愿的合作可以创造出个人无法创造的价值，无论他多么富有和精明10（p.215） 。社区公共服务只有引入市场和民间组织，努力引导每个人参与供给过程中的对话和协商，提供主体才可以
12、在政策制定前更多地了解社情民意，同时也加强了居民对供给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合作治理的实践增进了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回应性与责任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到底是现实的图景抑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景？我们借助于对长沙市的调查来实证解析合作治理实践状况。表 2 是根据表 1 测量出的各项指标有序分类变量的所有类别频数和频率，1、2、3 分别代表各项观测变量的赋值类别。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长沙市各级政府把社会组织作为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新视野和生力军，走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改革队伍的前列。如天心区出台了天心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13、对申请成立的社区组织，实施降低门槛、减少登记环节、简化工作程序等，为社区组织的发展扩大了成长的空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社区组织在数量上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总类日渐丰富，管理体制一直追求创新，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社区各类组织参与民生服务工作，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优势，有效地缓解了服务供需失衡的矛盾，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载体。但由于我国一元统摄的历史传统和总体格局的社会沿袭，政府与社区组织仍然是“操作性和逐步浸入式的关系” ，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社区社会组7织仍是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夹缝中发展。 由各观测变量的类别频数和频率分布可以看出（参见表 2） 。首先，在上级支持方面，社区组织
14、的运作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624%） ，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大；其余为服务的自主收入、社会捐赠和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日常办公场地主要由区政府或街道提供（645%） ，在运营和管理过程中必然受到官方的隐性制约。其次，在控制权方面，虽然自发成立的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多，但是，在抽样调查的社会组织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不具有独立的财务处理权（35.6%）和人事任免权（37.1%） 。从法人代表来看，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年龄偏大的退休人员。政府职能部门转制而来的官办社会组织在人员配置上仍由行政指令安排，在财政上依赖政府，与上级行政主管单位保留千丝万缕的关系。再次，在沟通
15、方面，大部分居民遇到问题会找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或其他组织来解决，但居民的问题仍有 24.7%没能得到有效解决。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政府重新肯定了社区发展的意义，提倡发展“社区服务” ，旨在利用社区资源、依靠社区力量来解决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构想。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提供了契机和成长的空间。第三部门具有广泛的社会网络资本，但受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及其自身局部性、狭隘性的限制，供给功能尚且有限11。最后，从交往情况来看，大部分居民与社区组织和政府部门联系频率非常低。23.1%的居民对社区组织工作情况一无所知，57.0%的居
16、民只了解一点。688%的居民认为社区组织代表政府部门的利益，成为政府的助手和派出机构，只有8少数人（7.4%）认为社区组织代表居民利益，与政府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二）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影响因素之实证解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为 SPSS19.0，结构方程软件为 AMOS17.0 对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通过运用 SPSS19.0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证明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模型包含个人特征、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 5 个潜在变量和 20 个观测变量，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在社区居住时间是原因显变量，上级支持、控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
17、状况是结果潜变量。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载荷系数（参见图 1） 。 图 1 合作治理影响因素结构路径 从图 1 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x2/df=2.3780.9，AGFI =0.9630.9，RMSEA=0.06809，TLI=0.9530.9，也说明模型拟合较合理。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上级支持、控制状况与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的路径系数在 P 为 0.01 和 0.05 的水平上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这些变量对合作治理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上级支持对合作治理的影响最大（Beta=0.974，P0.01，沟通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政府部门与
18、社会组织社区公9共服务供给中，通过建立平等合作和良好信任沟通机制来提升供给能力仍未能发挥其充分作用。 各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0.5 以上，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效度。在各潜变量因子分析中，不同的观测变量起到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上级支持因子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资金来源（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908） ，其次为场地提供（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756） 、政策支持（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732）和技术支持（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683） 。在控制状况因子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财务处理权，其次为人事任免权、法人代表和自组织数量。财务处理权和人事任免权系数为负，说明社会组织的财务权和人事权在很大程
19、度上受到上级政府的控制，也印证了前文的相关数据描述性分析。在沟通状况因子分析中，居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影响沟通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在交往状况因子分析中，对社区组织认识的载荷最大，且系数为负，表明目前我国社区组织得不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正确看待，在居民心目中，社区组织是政府职能部门一个分支，是完成政府下派任务的得力助手。某些地方官员甚至把民间社会组织当成与政府争权夺利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并通过法律、资金、政策等各方面限制其发展规模。在居民背景特征中，居住时间对合作治理的贡献最大，表明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越长，越能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
20、标的背景下，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部门的实地调查资料，从上级支持、控10制状况、沟通状况和交往状况对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实践进行实证解析。 第一，通过数据频数描述性分析，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倾向于 “权威-依附”的权威型合作关系。不管是自下而上发展的民间草根组织，还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官办社会组织，其对政府都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由于权力、制度、资源的不对等，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这将会严重压制社区组织自治的生存空间和自治能力的成长，有悖于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主体平等合作关系的构建和良性发展。 第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上级支持、
21、控制状况、交往状况对合作治理效果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即政府对社区组织在人、财、物等资源的支持力度越大、减少对社区组织的控制、加强与社区组织的联系，合作治理的效果就越好。上级支持因子影响最大，社会组织获得上级部门支持越多，合作治理能力就越强。社会组织沟通状况因子对合作治理的影响未被检验，表明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沟通以及协同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未建立起来。近几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开展“政府上网工程”为居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条件。但当今在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和社区认同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和居民的积极支持。在社区，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聚集在一起，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容易引发各种社区矛盾。居民的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不仅难以满足而且无法有效地表达，如果沿用增强政府控制能力的行政命令来解决社区公共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