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在历史教科书上，王莽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阴谋家，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转变，胡适两次撰文为之翻案，他写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 食货志及周礼 ，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 ”因写作中国人史纲而闻名的历史学家柏杨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
2、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所以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 。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多为“马上得天下”的武夫，只有一妇一儒例外，即武则天和王莽。胡适、柏杨等人欲为之翻案，都与那场经济变革有关。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2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
3、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 。世族庄园的四周则建有自卫的“坞堡” ，拥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
4、种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 、 “一门五侯”的“佳话” ，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 ，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3力量。公元 8 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 ，这
5、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王莽变法自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 。所谓“五均” ，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 ，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
6、均平物价，名曰“市平” ；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 ；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 ，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 “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 ，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
7、胡寄窗评论4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 ”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 ） 。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8、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 7 年的 5 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 。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 8 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到了公元10 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 ，分金
9、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5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 。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发行“货布” （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 、 “货泉” （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 ，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汉书王莽传：“今
10、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 。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 ，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汉书食货志：“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 。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 1949 年，历代治国者
11、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1906 年，孙中山在民报第三号上宣布革命的六大主义，其中第三条为土地国有， “均地政策为人民平等之基础” 。在民报第十号上，6他更宣告：“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 ，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禁止买卖
12、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王莽的经济改革，是以掉脑袋落幕的。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 。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
13、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汉书食货志：“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 ） 。 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7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
14、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下，一无所得。改革进行到第 14 个年头，已经无法寸进，公元 22 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 10 月，叛军攻进长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人砍下了脑袋。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很可惜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所遮掩，而从未被认真地讨论过。胡适、柏杨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其善良或者说天真的改革动机，却没
15、有回答失败的原因。 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的汉武帝变法相对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术性差异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 “七国之乱”已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8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汉而代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 。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
16、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
17、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收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9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公元 184 年，河北爆发黄巾军起义，继而引发公元 189 年的“董卓之乱” ，从这一时间开始
18、，到公元 589 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三国、魏晋南北朝。 这数百年间，出现了两大极致景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 20 世纪初的民国初期，其共同的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丧失的大背景下。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宗教家。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西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
19、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 ，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10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东汉末期的公元 157 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 万，到公元 265
20、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 2400 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 300 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 3380 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 1500 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 “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 ，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完美”实现。 东晋文人陶渊明曾写桃花源记 ，讲一个武陵渔民误入桃花源，此地与外世完全隔绝，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居民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渔民告知外部世界发生的战乱， “皆叹惋” 。这篇散文写得十分优美，被列入后代的每一种教科书中，几乎人人读过，并以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不过，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诠释，结论却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个没有工商产业的农耕社会，物质条件非常贫瘠，而且，与外界没有任何的交通、资讯以及商品流通往来，因而，经济和文化发展彻底停滞。陶渊明没有记载桃花源中是否有盐井，如果没有，则必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