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效用论、互动论与幸福感：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关键词： 幸福感；幸福悖论；效用论；互动论 摘要： 回顾和梳理“幸福悖论”的两种主要范式，在中国情景下对其进行验证与分析。研究资料源于 2012 年珠三角发达地区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效用论和互动论两种范式均有较高的解释力，二者对解释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低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更多源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则主要归结为社会互动的增加。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3507 一般认为，有钱的人感觉更幸福，因为金钱能够使人远离贫穷、饥饿和疾病。早期西方研
2、究也表明，无论在富裕还是贫穷国家，收入对幸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1后来，主流经济学更是将效用直接等同于幸福，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至此，收入与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变成一种恒定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都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工业化前期，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存状况，经济因素自然成为决定个体幸福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过去的 50 年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伊斯特林在 1974 年提出的“幸福悖论” ，即收入并不总能促2进幸福感的提高，在不同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可能
3、是微乎其微，甚至呈现曲线或负向关系。2从世界范围来看，诸多国家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幸福悖论”存在的普遍性。如，从 1975 年到 2006 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 18.5%，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三十年前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中国仍然没能因此摆脱“幸福悖论”的魔咒。世界幸福研究结果表明，从 1990 到 2001 年，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轨迹。基于此，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悖论”现象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幸福悖论解释理论再发现：“效用论”与“互动论” 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解释“幸福
4、悖论”并未达成共识，研究结论林林总总，纷繁复杂，呈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格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纷争的原因在于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范式：效用论和互动论。 “效用论”范式坚持“理性人”的假设，仍将问题的症结指向经济领域，指出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才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关键。 “互动论”则坚持“社会人”的研究立场，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从独立于个人的外在环境，特别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因素，寻找解释“幸福悖论”的突破口。 具体而言， “效用论”强调幸福产生于个体欲望能否在经济领域内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将“相对性” （relat
5、ivity）概念引入收入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的分析中。研究发现，个人对幸福的感知总是因他人的不幸3而突显，社会的整体性进步或后退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3这说明个人将他人或群体纳入比较范围，以此确定自我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评价。所以，幸福感可以通过比较获得，被视为一种建构过程，而非单纯源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在消费满足功能不断下降的发达国家，幸福获得不仅取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当别人获得满足时，自己是否有相同的能力和机会达成这一目标。总而言之， “效用论”认为，个体的幸福感受制于相对收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绝对收入。 “幸福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没有区分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最终导致经济
6、因素对幸福感的解释失效。 “效用论”又可细分为偏好相依（Interdependence of Preferences）和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两种理论。偏好相依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体的幸福感来源于横向比较。Easterlin4的研究通过将收入划分为个体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发现，当社会平均收入和个人收入同时提高时，个体的幸福感保持不变；当个体收入提高，社会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时，个体的幸福感才会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然而，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幸福获得模式，偏好相依理论的解释结果却并不一致。例如，FerreriCarbinell5指出，虽然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这种
7、影响效应会随着绝对收入的提高而逐渐减弱。McBrid6的研究结果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在高收入群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习惯形成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从纵向比较来看，个体从收入增长获得的幸福感是短暂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个体具有较强的适应力，能够较快平复自己的情绪起伏；另一方面，4由于欲望的增速往往高于收入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满足欲望的能力变得十分有限7。由此不难得出，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幸福感或多或少是一种稳定的个人特征，除非这种影响是持续的，否则很难对幸福感构成很大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了“个体幸福感并未随绝对收入增加而增强”的原因。 与“效用论”不同， “
8、互动论”坚持个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自我和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与他人的角色关系，也就是说，幸福是从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获得的。对于“幸福悖论”的解释， “互动论”试图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从社会层面寻找分析的突破口。其中，社会支持与社会参与是构成社会因素的基本构件，对个体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社会支持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与家人和朋友的互动频率越高、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子均对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Wong8的研究表明，家人对个体的帮助更多体现在经济支持，朋友对个体的帮助则体现在情感支持。虽然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可能有所不同，但两种类型的社会支持都能舒缓个体的压力感知和消极情绪，提高个体对幸福
9、的感知程度。在社会参与方面，Putnam9将社会参与分成两种形式：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政治参与主要是指个体参与各种政治讨论、选举投票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公民参与从广义来说既包括个体是否具有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又包括个体参与所有非政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情况。实证结果发现，只有当个体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性时，才促使其积极投身于政治事务中，因此，政治参与和政治讨论对个体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公民参与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讨论，学者们尚未形成共识性5的结论。例如，在成员资格方面，有研究表明，个体参与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其幸福感就越强。但 Bjornskov10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的结果：社会组织成员
10、资格的数量与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在社区参与方面，邻里交往频率和融洽程度均能促进幸福感的提高，而且，如果突破了邻里界限，参与更大范围（如社区）的公共事务，个体会感到生活更幸福和更有意义。11但也有研究认为，是否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的归属程度与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系，或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12 综上， “效用论”与“互动论”对于我们解释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悖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这两种理论范式来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是否有效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验证与讨论。此外，目前学术界在讨论幸福影响因素时，要么偏重于分析经济因素的影响，要么只考虑社会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很少将它们放在同一
11、分析框架来考察。基于此，本研究运用 2012 年顺德区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建构一个“经济社会”的综合分析框架，致力于寻找在中国情境下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并为破解“幸福悖论”作出本土化的理论贡献。 二、数据说明及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于 2011 年 12 月到2012 年 1 月在珠三角发达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等因素，最终选取了佛山市顺德区作为调查地点。该调查主要针对年满 18 岁并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采取分层随机6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访问。具体而言，调查首先结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佛山市顺德区 10
12、个下属镇街抽取 4 个作为一级抽样单位，它们分别为容桂街道、大良街道、乐从镇和伦教街道；然后根据抽中镇街的村居数和人口规模再随机抽取受访人员。调查合共发放 870 份问卷，其中，容桂街道 260 份，大良街道 260 份，乐从镇 175 份，伦教街道 175 份，最终回收样本为 85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39%。 基于文献回顾和调查数据，我们选取以下变量进行研究分析：（1）因变量考虑到变量的信度和效度以及文章的篇幅，本文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仅选用总体幸福感作为统计的因变量。：幸福感。我们将幸福感变量细分为三个维度：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情绪反应（积极情绪、消极情绪） 。被访者根据
13、自己的主观感受，对每个维度在 1-10 分范围内进行打分评价。 （2）自变量：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绝对收入运用人均月收入和家庭人均月收入两个指标测量。相对收入又可分成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前者运用与社区其他居民的收入差距来测量；后者运用和与自己 10 年前的收入差距来测量。社会支持包括交往人数、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三个测量指标。社会参与则包括邻里交往、社区参与、政治讨论、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四个测量指标。 （3）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工作状况。 （二）居民幸福感的现状描述 如图 1-4 所示，在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三个方面，顺德居民的得
14、分均值都处于 7.5 分的水平，超过 50%的被访者的三项得分都高于 8 分。在消极情绪方面，顺德居民的得分均值为 3.94 分，37.18%7的被访者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消极情绪。这说明大多数顺德居民感觉生活愉快，满意目前的生活状况，对幸福的整体感知较强。 随后，本研究按照家庭年收入对样本进行分组。如图 5 所示，以 60 000 元为临界点，对于家庭年收入区间在 60 000 元及以下的居民，收入与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呈现正向的关系特征。然而，对于家庭年收入区间在 60 000 元以上的居民，他们的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并未随着收入的继续提高而增强。可见，家庭收入与幸福感
15、并非呈现简单的直线关系，家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在收入处于中上水平的居民身上呈现减弱的趋势。通过查阅统计资料，我们发现，2011 年顺德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30 000 元，60 000 元正好是一个普通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水平，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是收入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拐点。这意味着“幸福悖论”同样存在于顺德居民身上，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幸福获得模式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 （三）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接下来，本研究将对影响顺德区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表 1） 。模型 1 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取对数却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人均月收入取对数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导致结果
16、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如何衡量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认为，与人均月收入相比，家庭人均月收入更能反映个体真实的经济水平。在顺德，家庭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基本在外经营生意，是家庭经济的核心支柱；女性则担负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来源。因此，单纯测量个人的收入情况并不能反8映一个家庭的真实经济能力，并可能造成我们低估了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 模型 2 加入了相对收入情况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用有所减弱。而且，相对收入两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0.16 和 0.17）比家庭人均月收入取对数的标准化系数（0.13）高，这说明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
17、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强烈。在横向比较方面，个人收入越是高于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他们的幸福感就越强烈；这证明了偏好相依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同样具有解释力。在纵向比较方面，个人目前收入越是高于自己 10 年前的收入水平，他们的幸福感也越强烈。这显然与习惯形成理论的观点有所差异。 我们认为，调查结果恰恰反映了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经济奇迹对微观个体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顺德通过发展内源经济，迅速从“桑基鱼塘”转变成“经济高地” 。由于这种发展模式依托的是村镇集体经济和个体自主经营，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大多被本地居民所共享。所以，收入水平和购买力的持续提高能够满足个人更多的欲望需求，收入的纵向比较成
18、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模型 3 加入社会支持变量，结果显示，交往人数对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社会支持变量对居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与此相似，模型 4 加入社会参与变量后，同样仅有一个变量（社区参与）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社区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居住空间，而是个体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每逢节日，顺德各社区会根据自身的特点，举办各种丰富多彩而又颇具内涵的民俗活动，例如，9清明祠堂祭祖、端午赛龙舟、中秋做纸灯。居民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增进彼此间的互动，以此形成对所在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从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所以，比起其他社会参与指标，社区参与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9、效应更大。 表 1 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限于文章篇幅和研究重点，表 1 和表 2 不再报告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工作状况六个控制变量的数据结果。 （四）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本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把他们划分成低收入群体和中上收入群体，并对影响两个群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深入探讨。表 2 的结果表明，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收入变量是影响他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它们与居民幸福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对于中上收入群体来说，除相对收入的横向比较外，其余收入变量均未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这说明当收入能够满足居
20、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时，绝对收入的增加对提高他们的幸福感的作用十分有限，13但在这一前提得到满足前，绝对收入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支持方面，交往人数和经济支持对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这种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一方面，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交往一般遵循同质性原理，人们更倾向与自己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地位的个体交往。14因此，低收入群体和中上收入群体的社会交往可能更多局限于各自的交往圈子。低收入群体来源，他们本身经济实力就比较弱，当出现经济困难，他们能从社会10网络中获得的经济支持也相对较少，这导致经济支持仅对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社会
21、网络的差异性、规模与社会阶层存在正向关系。15也就是说，与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网络相比，中上收入群体交往人数和交往对象的差异性都会较多。这两种社会网络的特征恰恰最能帮助个体获得社会资源和多元支持，从而提高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因此，交往人数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会有所差别。 在社会参与方面，社区参与和政治讨论对中上收入群体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仅有社区参与的影响是显著的。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由于中国社会尚未有一套健全的公民表达机制，与他人讨论时事问题成为个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显性化途径。特别对于中上收入群体来说，当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他们便开始追求非物质层次的其他诉求，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所以，政治讨论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像西方社会具有普遍性，仅对中上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三、调查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 2012 年顺德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借鉴“效用论”和“互动论”两种理论范式解读中国“幸福悖论” ，并重点描述与分析了居民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总体而言，大多数顺德居民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感觉积极快乐，对幸福的感知程度较强。然而，以家庭收入的均值为拐点，当家庭收入高于平均水平时，收入的继续增加并不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这说明“幸福悖论”同样存在于顺德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