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整合与分化：西方族群动员理论研究述评族群动员属西方政治理论范畴，是指在特定条件下为了实现某些利益诉求，围绕族群认同而形成的社会运动；社会整合则试图消解族群动员的能量，增强民族凝聚。西方族群政治动员理论形成于对二战结束以来族裔民族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兴起的各种解释，其理论流派众多。原生论、现代化范式论、内部殖民主义、相对剥夺理论，主要解释了族群动员为什么发生；而多元社会理论、联合主义理论、权力交换理论则给出消解族群动员和化解族群冲突的各种机制，以期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自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是当代族群动员的两种重要力量，各类族群要求更多地参与决策、分享更多的经济机会。 关键词：西方政治理论 族际政治
2、族群动员 社会整合 作者王剑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邮编 100081。 族群动员属西方政治理论的概念范畴，这里族群与民族有着不同的界定。原生论、现代化范式论、内部殖民主义、相对剥夺理论，主要解释了族群动员为什么发生，而多元社会理论、联合主义理论、权力交换理论则给出消解族群动员和化解族群冲突的各种机制，以期实现社会整合的目的。以下将对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和评论。 社会整合是指把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融入主流社会之中的过程。 “社会整合”概念起源于社会学对社会构成机制的探讨。孔德（Auguste 2Comte）的“社会内聚力”思想
3、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论” ，都蕴含关于社会整合的思想，虽然二人都没有提及社会整合的概念。涂尔干（Durkhelm Emlle）首次提出“非契约性社会整合”理论，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则创立了“宏大社会整合”理论，使之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范式。后帕森斯时代，有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的“系统-社会”整合二分理论、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自为”社会整合理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沟通整合理论，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时空整合理论。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整合的
4、研究由抽象转具象、由宏观转微观、由理论转向实证。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是一对矛盾共同体。正因为社会存在分化的力量，所以，必然有整合的机制与手段与之相对应。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讲，族群动员是一种社会的分化力量，也是民族整合的分化力量。对族群动员的解释与消解的理论探讨，便成为西方族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在社会整合的视域内，评述西方比较政治学关于族群动员的原因解释以及消解机制的理论探讨。 一、族群与族群动员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虽然都是人们的共同体，但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民族是指具有政治独立性的国家层面的人们共同体，或者具有某种程
5、度自我政府的人们共同体；而族群是指国家层面之下没有政治独立性，而只是具有社会相关性的人民群体，这些群体通常具备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或3文化传统。 与之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是“nationality”和“ethnicity” ，二者都表示族性或族属。在国际法意义上，nationality 强调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民身份。它正式表达国家对个人的某种保护，以及个人对国家的某种义务。 “nation，nationality 的广泛使用与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nationality 也与民族自决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结合欧洲的历史，nationa
6、lity 具有两层含义：（1）从异族的统治中分离出来，取得绝对主权；（2）在欧洲，这一过程还具有反对教权，改由世俗意义上的君权或人民享有国家权力，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治自决之含义” 。 ethnicity 则是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群体的描述，这些特征包括（但不仅仅限于）认同、历史、语言、宗教或文化传统等等。在英语中，nationality 有时也用来在 ethnicity 意义上使用，此时的nationality 其含义并非仅限于政治边界或者拥有某个国家的护照，它还指那些没有独立国家身份的民族，例如苏格兰人、巴斯克人、库尔德人、泰米尔人等，这种称谓体现对一个民族集体人格“族格”的尊重。可见，
7、“英语中的 people，nation，nationality，community，tribe 还有 ethnicity，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一般意义上的使用都没有达成共识，只是根据描述的对象不同而使用相应的称谓” 。 在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中，民族和族群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所谓民族国家建构其实就是民族整合的过程，而整合的对象就是各类人口，如宗教群体、文化群体、不同地域的人口等，而族群可以说是认同4特色较为明显的群体。民族整合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化解族群动员的力量，其包括消解族群动员、化解族群冲突等具体内容。 “族群动员是指为了实现集体目的，围绕族群身份的某些特征（例如肤色、语言、习俗
8、等）而组织起来的过程” ，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族群动员的对象、目标和过程。 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族群动员更多地指政治层面的动员，即政治角色激励人们参与某种形式的政治行动的过程，其具体表现往往有多种形式，沿族群路线、以族群利益为目标的政治动员就是族群政治动员。族群动员往往远远超越以族群为基准的选举运动，它不仅发生在选举进行的时候，也出现在其他合适的契机。 从狭义的理解来看， “族群动员理论是解释族群冲突缘何发生的西方族际政治理论之一” ；从广义的范畴考察，族群动员理论还应该包括如何消解族群动员的理论解释，即包含“整合”这一更具重要意义的维度。族群动员通常发生在某一国家范畴，而如何减少动员
9、的潜在因素，消解和释放动员的力量，最终实现社会整合，恰恰是国家和社会追求的目标。因此，笔者认为，西方族群动员理论既包含族群冲突的原因解释，也包含去动员力量的整合机制设想。本文正是在这个框架内，梳理和评述西方族群动员理论的主要流派。 二、族群动员何以发生 （一）现代化范式论 现代化范式论包括诸多解释族群动员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失效论。这一理论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比较政治学学者是卡尔多伊奇（KarlDeutseh） 。他在民族主义5与社会交流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中，建构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民族整合的范式。这个
10、范式主要应用了两个概念：动员与同化。他认为，首先，现代化引发人口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其次，城市化以及交流的扩大导致政治上被动员的人们的同化。现代化的结果是民族整合，这也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多伊奇也暗示这一整合过程的风险，即同样是动员和同化，在狭隘观念那里，随着相关的不稳定和民族分化，或由于动员的力量超过了同化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动员与同化之间的差距。当动员的力量超过同化的力量时，这种差距就成为民族分化和族裔民族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 ，二人都提
11、到了发展中国家去整合趋势的现代化解释及由此引发的期望值越高与受挫感越大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在大多数这类社会中，现代化引发社会动员加速，传统秩序解体，交通和通讯网络迅速扩张，继而导致政治参与者数量的增加。更糟糕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些人目睹自己所在群体的贫困现象。由此，他们作为政治舞台的一个新群体，政治参与的要求大幅提高。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也由于政治精英考虑到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平均地分配资源，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于是政治体系反应需求的能力受限。其结果， “期望值高的变革”所带来的最初的欣快很快被“失望值大的变革”所带来的彻底的绝望所取代。由于政治参与的提高和经济状况的恶
12、化，很多多族群人口构成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治分化和狭隘的族群情感的觉醒。 6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狭隘的族群情感的觉醒，第二种解释是压力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他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的时候，那些未被整合的公民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小船，正寻找靠岸的船锚，这时他们会抓住那些不断增长的、却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族群认同这根救命稻草。族群认同突然闯入政治舞台，继而在结构分化过程中被社会重新整合。因而，族群觉醒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像自杀一样，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证明，当然也终将不可避免地消失。 按照压力理论，在现代化过程中族群情感
13、的觉醒是个体在社会发生巨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重置的时候所面临的不安全的结果。这种情感是临时性的，因而，族群政治动员很可能维持不了多久。同样按照压力理论的解释，挪威比较政治学家斯坦罗肯（Stein Rokkan）强调指出，三个相关因素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族裔民族情感觉醒和政治分化现象，即现代化过程中的居住集中、社会孤立、经济隔绝。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没能把各类族群吸引到（国家的）民族生活中去，但是，他的分析中暗含的假设是：族群是一种原始情感，族群政治动员是一种畸变，当社会结构再整合完成时，它就会消失。 现代化范式的第三种解释是利益竞争。这一理论对族群政治动员的解释集中在现代化过程
14、中资源短缺以及精英政治竞争等方面。它承认现代化带给社会趋同性，但是由于族群及其各自精英之间的政治竞争条件的改变，现代化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族群认同。当群体之间不得不对同一利益和资源进行竞争时，大规模族群认同就会形成，而族群动7员导致暴力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精英之间对变革方向的分歧，以及对资源短缺等相关问题的不满，也存在于既得的优惠受到威胁或者当弱势群体意识到是时候表明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等情形之下。这一现象更多地是出现在当代国家中，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例如，印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巴西等。这些国家可能缺少控制和管理社会动员的能力，也缺少满足由动员所带来的不断
15、增加的欲望和抱负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在面对族群精英之间和族群之间竞争，以及冲突加剧的时候显得尤为脆弱。 关于族群动员和族群精英竞争之间的联系，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给出极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以印度、前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发生的族群冲突为案例，向我们展示了精英竞争条件的改变、新精英的出现、资源稀缺，以及政府中央化趋势的加强（所有这一切都认为是现代化的结果）等因素如何综合起来导致精英竞争的激化以及族群关系的对立。 竞争论有助于理解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为什么形成大规模的族群认同，也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资源竞争以及精英互动的动因，但是，它倾向于过分强调精英的贪婪，以及那些追求权
16、力的地方领袖为了一己之利而精心操控和利用群体精神等因素，这是这一理论的最大缺点。因此，竞争论不仅忽视“族群”存在的客观性，而且无视不平等和群体认同的因素，而这种客观性正是族群政治情感和分离主义情感形成的重要基础。 （二）原生论取向 原生论关注点基本上聚焦于族群认同、族群意识，并把这些因素视8为导致政治觉醒和军事分离主义的重要自变量，而没有考虑不平等和控制等因素的存在。原生主义者认为，某些社会宁肯被自己的人糟糕地统治，也不愿意被异族英明地统治，可谓宁要本族的草不要异族的苗，因为被外人控制是件“没面子”的事。可见，对异族统治的憎恶走向了极端。虽然原生论者更关注作为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源泉的文化标志物
17、，但他们并没有轻视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认为现代化过程跟族裔民族主义的崛起具有相关性。然而，他们不愿意接受现代化取向的终结论，即族群正在日益消亡。在重构现代化理论过程中，他们承认社会经济因素可以成为不满意的基础，但只有那些基于族群文化认同的不满才会导致族裔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情绪。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突破，因为现代化范式论把族群认同看作一个因变量，而原生论者则认为族群认同是引发政治行动的一个自变量或者解释变量。原生论取向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沃克康诺尔（Walker Connor） 、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与丹尼尔一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 、辛西娅安罗（Cynthi
18、a Enloe） 、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以及约翰阿姆斯壮（John Armstrong） 。 沃克康诺尔是早期原生论观点的支持者，他追踪研究族群政治动员的发生学。他认为，族群在对同一经济收益和政治回报进行互动和竞争过程中，有四种方式强化了社会中的族群划分。第一，快速的社会交流和社会流动提高了文化自觉，刺激了族际冲突。第二，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少数民族成员更加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第三，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许多地方军事族裔意识的出现9或许并不能用交流媒介的本质或者强度来解释的
19、，而是用信息的本质和强度来解释。民族自决理论认为，任何自我区分与他者不同的人民，仅仅因为他们是一种人民，他们就有权统治自己，如果他们希望这样的话。许多族裔民族主义者和族裔分离主义者把这一参数奉为神圣，使族群成为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手段。这一理论不仅给族群政治运动提供了合法性，而且成为族群政治运动的催化剂。第四，过去，一个军事上弱小的政治体可能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所吞并，而当前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使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较小，这也为族群觉醒推波助澜。在此语境，沃克康诺尔指出，大国之间核平衡的取得使“独立似乎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希望，甚至对那些最弱小的单元” 。 康诺尔提出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强化了族群意识的觉
20、醒，而族群认同成为族群动员的工具。这种观点容易让人把族群认同与族群冲突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在政策导向上倾向于消除族群意识的同化主义。当然，康诺尔对民族自决理论的泛用和滥用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 在族裔复兴 （The Ethnic Revival）中，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族群冲突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不吻合的结果，而政治发展过程是与现代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史密斯的观点来自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但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史密斯认为，现代科层制国家是在科学理性支配下寻求合法性。科学理性与社会的经济和教育现代化二者联系起来，扩大了世俗知识阶层队伍。然而，国家科层制未能吸纳整个世俗知识阶层，导致他们
21、转向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同，从而把自己感受的不公正合法化。 10但是，史密斯的观点也存在着巨大的缺憾，那就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世俗化的知识阶层或者精英分子，当他们面临被封杀的时候，应该转向自己的族群认同，而不是世俗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对史密斯的取向持批评态度的观点认为，他的分析框架集中在精英本身，没有关注精英如何动员大众支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解释普通大众阶层如何转而支持适合少数精英阶层个体需求的政治议程。 （三）内部殖民主义取向 现代化是否对族群政治动员产生影响，对此缺乏共识，从而最终造就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的形成。现代殖民主义理论取向的主要倡导者是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
22、） ，其最初的思想源自马克思、列宁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社会理论。 赫克特的论证，其关键词是“剥削” ，焦点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主流文化群体成员和边缘族群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以英国凯尔特少数民族作为案例，提出这种剥削结果是“把重要的角色和资源特定地分配给主体族群” ，从而引发边缘族群的政治动员。 赫克特认为，由于存在核心群体对边缘群体所属区域的辐射效应，因而边远地区的发展被当成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也由于现代化对边远地区社会结构的解构或破坏，文化的和族群的差异变成边缘族群进行反抗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理由和基础。因而，核心族群从边缘族群中有选择性地增选那些具有潜在的破坏力或者有分离倾向的领袖人物进入主流或核心，从而缓解或者削弱族群政治运动的能量，保证劳动的文化划分得以持续。这情况非常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