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郑珍对王守仁表彰古本大学的表彰摘要：郑珍古本序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学如何从古本到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再到后世诸改本“纷纷益不可胜记” ，以至成为笑柄。然见邻水甘秩斋大学说 ，不仅赞叹，以为虽“又一新异本” ，实与王守仁大学古本序 “大义复不相乖忤” 。郑珍遂表彰王守仁“复古之功不可没” 。守仁复古本之思萌自龙场，经多年思考和反复论证，于正德十三年刻古本大学序 ，正式公布了他表彰古本正当性的观点。 关键词：王守仁 朱熹 郑珍 大学古本 改本 章句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4-78-85 郑、莫、黎三人及其思想，曾被人称之为黔中王门最后
2、的余波，虽然他们未能如黔中王门发展的高潮期之孙、李、马那样，为后世留下高深厚重的哲学著述，但亦并非如人们通常所了解的那样，仅仅游历于“辞章之习” 。作为黔中王门最后的余波，郑珍的几篇小文章，如甘秩斋序 、 跋 、 阳明祠观释奠记 ，尤其是古本序 ，似有超乎“辞章之习” ，而近于心性论之意蕴的倾向。郑珍在古本序中，开宗明义，明确了称为古本的大学所据本，描述了如何由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 ，乃至其后“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之乱象，如何又有王守仁挺而表彰古本大学 ，继而发出“是故王文成、李文贞复古之功不可没也”的感叹。 2一、从二程到朱子：大学改本到大学章句 大学本
3、为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其原文如郑珍所指，系“汉河间献王后苍所传、郑康成所注” ，人称古本，辑于唐孔颖达礼记正义 。此古本由汉至唐千余年，到了北宋，掀起一疑古之风。疑古的内容实质是疑经，而疑经则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是提出疑经问题的第一人。 大学原文面貌如何，汉唐所传古本字里行间，有否脱文错简，遂成为有宋以来儒家经典文献学中一个聚讼不已的著名公案。针对大学原文的疑古之风先起于二程，虽说对儒家经典学 、 庸 、论 、 孟的重视是从韩愈时代就开始了的，这几部经典的逐渐凸显的确经历了一复杂漫长的过程，但到了北宋，它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单独拈出，也越来越多地被尊崇，并被竭力解释出其中的深刻新意。针对
4、大学 ，程颢就曾说过：“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 ，程颐也说：“入德之门，无如大学 ”，他们的学生“程门立雪”的杨时也指出“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 ，视大学为学者之门。 大学中有很重要的“三纲八目” ，即“明明德” 、 “亲民” 、 “止于至善”三项基本原则和“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八项方法，以及围绕“三纲八条目”而展开的诸多文字。因为意识到大学对于士子的重要性，二程兄弟在深入研究文本的同时遂提出了自己的重要发见，即认为大学古本存在错简。 先看程颢对古本大学的具体态度，诚如郑氏所言： 后明道程
5、子以诚意章有错简，遂移康诰四条、汤盤四3条、 “邦畿”三条次“则近道矣”后，移“瞻彼” 、 “於戏” 、 “听讼”三条次“节彼南山”后。 记录在河南程氏经说卷第五中的明道先生改正大学 ，算得上是首开“大学改本”之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兄弟程颐的态度，反映在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郑先生阅后概述道： 伊川程子则移“康诰曰至止于信”至“知之至也”后，移“诗云瞻彼”至“没世不忘也” ，下接“康诰曰惟命”至“则失之矣” ，次“为天下矣”后；而以“听讼”条次“未之有也”后， “此谓知之至也”之前。谓“此谓知本”为衍。 除上述改正外，值得注意的是，伊川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欲把“亲”释作
6、“新” ，而并没有把“亲”直接迳改为“新” ，可视为朱熹直改“亲”作“新”的铺垫。仅论程氏兄弟二人之改，有所不同，但所改基本只在错简，而不认为有重要脱衍，至少明道一如是。伊川有指个别地方，如“此谓知本”四字之衍，实乃因“以听讼条次未之有也后”而生之句读感所致，或者疑为刻工之误。二程的改本的确较早，故郑氏认为， “大学之有改本，自是始”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面对大学古本 ，朱熹在二程改本基础上，作了更大更系统动作。 首先，他把大学内容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 、 “新民” 、 “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 、 “致知” 、 “诚意” 、“正心” 、 “修身” 、 “齐
7、家” 、 “治国” 、 “平天下” ，他把这一部分称之为“经” ；二是余下所有文字，即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解说和论证，他把这一4部分称之为“传” ，且章分为十。于是“经”一章， “传”十章，朱熹把大学章分十一，乃为大学章句 。 章句对“三纲领”的理解是：“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关于“八目” ，朱的解释是：“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
8、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经过朱熹的这一整理， 大学更显出有纲领有条目、有规模有节次的特点。纲举而目张，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规模是个大问架，好像一座大房子，节次就像里面的许多房间。进入房子必须有门，依次而入，不能超越。 其次，他认为大学古本不仅有错简，而且有阙文。朱熹在研究他认为的所谓“传”的时候，发现它们基本上是按照一定次序逐条解释三纲领八条目的。但在分配大学古本原文时，无论怎么分配，都只能分为十一章，不多也不少。按朱熹的分法，第一章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
9、也” ，朱熹称之为“经一章” ，其余为“传十章” ，是对“三纲领”“八条目”的依次逐一解释。按说“三纲”加“八条”共十一目，就应有十一“传” ，现在只有十“传” ，的确是个问题。而十传中唯独缺少对“致知在格物”的解释，朱熹发现了这一阙文，遂补作了“致知在格物”5一章。他又发现对“正心在诚其意”的解释也没有按照八条目应有的次序，而是出现在所谓“传”开头的地方，这就又是一处错简。 “于是，朱子继承北宋儒学对大学本文面貌的怀疑传统，认为，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在的位置上，这是因为错简造成的；而全文中没有出现对诚意在致知 、 致知在格物的解释则是由阙文造成的。 ”既然如此，要纠正大学本文上
10、的错简和阙文的错误，朱熹认为有两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去做，即“移其文”和“补其传” 。所谓“移其文” ，朱熹同二程一样，通过“移文”以补本文所谓“错简”之误；其“创新”在“补其传” ，以弥补古本“阙文”之失。 大学由二程改本到朱子章句新本，诚如郑珍先生所云：“朱子因之，更考经文，别为序次，以作章句，是为今本。 ” 再次，在朱熹看来，导致古本大学存在缺陷的另一个隐含着十分充足理由的原因是，他认为所谓“经”是孔子之言，而所谓“传”则是曾子的释语。这样一来，他就很聪明地在“经”和“传”之间划分出了优劣等差，从而强化了“经”对“传”的决定性。 最后一个区别具有颠覆的性质，朱把大学 “三纲领”中“在亲民”
11、一条直接迳改为“在新民” 。这样一来，意义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具有“养民” 、 “惠民”之民本主义浓厚色彩的“亲民” ，一下子成了“敦化” 、“教化” 、 “革新” 、 “革命”等多少有些强权意义下的“新民”政策。一般认为朱熹改“亲民”为“新民”仅仅是误作，与政治立场无关，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认识。 宋季之后，朱熹的大学章句因具有普遍的权威性而成为最流行6的本子，元代更奉其为科举功令。郑氏对这种现象作了描述：“世之童子启口即读之，于是汉传古本变而为朱子之大学 ”。虽然如此，南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大学本子的文献学讨论， “而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 ，加
12、入讨论的学者很多，与朱熹意见相左的学者亦不在少数，也有与二程意见相近者。一时间大学异本多见，遂成为一道风景。郑氏认为：“其最著者董文靖本，退知止 、 近道二条合听讼二条为格致传 。”董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段为“致知在格物”的解释，主张勿须补传；郑济主张把经文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一段合起来，作为致知格物的解释，故亦认为勿须补传；刘渍则主张把原传文第二章“诗云瞻彼淇澳”一节与“子日听讼吾犹人”一段加在一起，作为格物致知之传，自然也认为勿须补传；还有以“诗云瞻彼淇澳”一段独立
13、作格致之传，移于诚意章之前的。这些改本基本上与二程接近，在一段时期具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这样那样的改本，林林总总，正如郑珍先生所读一过的，有“宋叶丞相、王鲁斋，明车清臣、方正学、宋濂溪、蔡虚斋、王守溪、徐师曾、刘念台诸公” ，真是热闹得很。郑氏也曾认为，上面提到的郑济本， “至篆书刻本行之，几几与朱子章句相伯仲” ，确有代表性。其余改本在郑氏眼中，就未必有什么好感了， “以外崔后渠、高忠宪、李见罗、季彭山、郁文初诸改本，咸自惊独见，哄然一时，馀纷纷益不可胜记” 。更有甚者， “至王顺渠古本，删而改大学之祸极。至7丰考功伪石经出，而转成笑柄矣” 。所有这些，无论以错简为由，抑或以阙文为因
14、，或是主阙、错兼具者，皆主张对古本大学施以改造。 二、王守仁古本立场之大意 批评了宋以降诸多改本之乱象后，郑珍笔锋一转，对与王守仁古本立场“不相乖忤”的邻水甘秩斋家斌大学说进行了评说，指出“其书不别经传，分为十章。移瞻彼 、 於戏二条於此谓之至也后；移所谓诚其意至必诚其意於此谓知本后；所谓修身以下章次并同朱子。又一新异本也” 。郑珍对甘氏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其与“文成、文贞之书，大义复不相乖忤” ，他说甘氏之书“详其说，直切明易，无穿凿纠缠之私。而文颇繁冗，节裁十之五六，付其族侄两施大令刊本，成一家之言。顾念汉传古本旧矣，如先生之说，使仍就古本故次，则既不蹈董文靖后诸儒欲复古而反乱古之讥，而
15、于文成、文贞之书，大义复不相乖忤，不尤善欤！焉得起先生而质之” 。评判有褒有贬，态度较为客观。指其“大义不相乖忤” ，应视为基本肯定的评价。重要的是，如何了解王守仁复古立场之“大义” 。 “复古之功不可没” ，是郑珍对王守仁表彰古本大学的表彰，亦公示了其对守仁古本立场的支持。在章句本成为权威和各式各样改本“哄然一时”的背景下，守仁一反潮流，独以古本为正，视其文本自平正、无不可通，除坚持以为古本无错简，无阙文的基本立场外，对文义的解释也作出返本归源的努力。 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门人徐爱讨论大学宗旨的一段话。先是徐爱序日：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8爱始闻而骇，既而
16、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 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所闻，私示同志 n，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正德八年之前对守仁恢复古本立场持怀疑态度的，也不仅仅徐爱一人，爱初所表现之“始闻而骇，既而疑”的状态，也是阳明返古疑朱之论甫一披露时，学界所作之正常反映。时与阳明交往密切的，还有两位学者，一是湛若水，一位方献夫。湛、方二位最初接触阳明大学
17、古本观点时，据资料分析，他们并未理解更未支持阳明的立场。正德六年到七年，阳明于北京遇甘泉，很可能在此期间向甘泉流露了自己的古本观点。这段时期，守仁多半只是口头表达己见，并未将之付诸文字。直到正德十三年七月，他发表了古本大学旁释 ，才首次将自己对大学的态度公之于世。 为何说湛、方与徐爱一样，都经历了一对阳明大学古本立场由怀疑到相信、再到支持的过程呢？这从湛、方二人后来分别发表的有关文字可以看出。若水发表有古本大学测 ，献夫发表有大学原 。据水野实先生考查，认为古本大学测的成书时间应在正德十三年八月（经义考卷 159） ，比守仁古本大学旁释的发表仅仅只晚一个月。9由此可推，甘泉的这一动作可被看成是
18、对阳明再次表明古本态度的一个回应。如果说在北京表明态度效果不明显的话，后来在江西阳明再次向甘泉阐明自己观点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同徐日仁一样，甘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正德十年，甘泉在奔母丧返回故乡广东增城途中路经江西龙江，与南赣汀彰任上的王守仁相与论学， 大学宗旨必然又成了其中重要话题。这次会晤，阳明在四年以后给甘泉的一封书简中谈道：“向在龙江舟次，亦尝进其大学旧本及格物诸说。兄时未以为然，而仆亦遂置不复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当释然于此也。乃今果获所愿，喜跃何可言。 ”根据这段话可以见出，甘泉当时对阳明的格物说和古本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但甘泉的确在他的古本大学测序中有“甘泉子读书西樵山。于十三经，
19、得大学古本焉”这一相信古本大学立场的言论。正德十二年十月七日，甘泉服丧之后于这一天前往西樵，他在后来给阳明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个日子。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古本的正当性，尽管他采取了与阳明完全不同的理解方法。时隔不久，他确信了古本大学的正当性并发表了他的古本大学测 。他在大科训规中说道：“大学古本好处全在以修身释格物致知，使人知所谓格物者，至其理，必身至之，而非闻见想象之粗而已。 ”在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中则有“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 、 “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为于学者极有力” 、 “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致之旨”等等表白；在圣学格物通序中又说：“大学古本以修身释格致，曰此谓
20、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与此几乎同时，献夫发表了他的大学原 ，由此可推测他们二人的态度都已经开始倾向于阳明对古本大学10的表彰立场。由于资料的散佚，故关于方献夫的具体言谈已无从引征。 三、王守仁古本立场的发端在龙场 传习录中记载徐爱的那段话，虽说回忆的是正德七年十二月，“与先生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一事，其中却透露了几年前的一个重要信息：守仁古本立场的发端在龙场。徐爱说：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
21、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居夷三载” ，指的是阳明被贬贵州龙场的那段时间，其“处困养静”，中夜大悟，参透本体的同时，功夫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当时有一十分关键的细节，务必不能忽略，就是阳明将其中夜所悟证诸五经，结果莫不吻合。古本大学为小戴礼记之一章，必为阳明所“臆”无疑。这当中，是否由此对朱子章句本产生过怀疑则不得而知，但有一种情况是让人能够理解的，那就是迫于当时客观情形，阳明就算有此想法，也断然不愿将它说出。原因无外有二，一是除朱子权威性在当时尚不易摇动，二是阳明自己思想的成熟度也还有待时日。将瞬间的直觉体悟牢牢抓住，并使之由悟性上升到理性，的确需要功夫的渐次深入，达到功夫与本体的一致性，方能进入澄明之境。在当时，因为不到火候，就连良知这样的词汇都未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