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章钰“四当斋”斋藏流散考述摘要：通过访谈著名藏书家章钰的几位后代，获得有关纪录章钰“四当斋”斋藏流传始末的往来家信、日记、照片等第一手资料，结合大量相关文献进行考证和爬梳整理，对章钰去世后其“四当斋”斋藏的流散过程进行较为详细的追述。 关键词：章钰 “四当斋” 燕京大学 国家图书馆 章钰，我国清朝末年、民国初期著名的校勘学家、藏书家，精于校书，成就斐然，后人评价其是“顾黄而后，先生承其绪，益恢而大之” 。其致一生之力，节衣缩食，搜采异本，辛苦聚书的藏书活动，亦成为中国藏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章钰嗜书，因与南宋著名文献家尤袤（字延之）有同好，十分仰慕尤袤“四当”之诗句：“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
2、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遂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四当斋” 。其一生聚书七万多卷，两万多册，且“所藏多秘钞本” ，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文通过对章钰现居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几位后人进行访谈，获得了章氏家人提供的有关记载章钰“四当斋”斋藏（包含碑拓、字画在内）流散情况的家信、章钰的遗嘱、章钰子孙的日记、相关的照片、文字整理记录（以上资料笔者均以实物拍照的形式获得）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在这些从未披露于世的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史料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以历史发展时间为线索，对章钰的“四当斋”斋藏的流散过程2加以详尽的考证和描述，以期进一步丰富对章钰及其藏书等的研究
3、。 1 章钰“四当斋”藏书概述 章钰，字式之，又字坚孟、茗理，有蛰存、负翁、晦翁、北池逸老、霜根学人、霜根老人等多个别署，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清同治四年（1865 年）生。 章钰“少孤力学。十余龄即佣书将母。后节衣缩食。用以购书。 ”此间，章钰购书主要用于自己学习，还谈不上藏书。 “弱冠后声誉日起，以课徒之束，书院之膏火，购经史集部，余过其寓斋，见书箧十二，标以十二字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 以见寒士读书之不易”。及至晚年， “积书至百六十箧” ，共收书三千三百余部，七万二千余卷。章钰曾说， “藏书一事，旧刻为贵，名人手迹尤可贵，兼斯二者，可贵为何如，或以碎金断璧目之，不足与
4、于此道者” ，再加之“钰一生读书细心。比勘异同。至为精密” ，缘于此，章钰不仅非常热衷收藏他人抄本、校本，自己也在读书的同时做了许多手抄、手校本，这使得他的藏书极富特色。据顾廷龙在所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中提到，其所藏少见宋本，多史部、集部，其中精刻、批校、名家稿本近万卷，自己手钞、手校本达五百五十多部，一万四千多卷。章钰藏书在数量和规模上“虽不足与名藏家相颉颃，若掇其精而居哜其哉，岂他人区区以多藏为富者哉？”。这些藏书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常被友人借出，作校勘等用，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元济先生辑印了一部轰动学界、广受赞誉，被张舜徽先生称为“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的百衲本二十3四史
5、 ，在辑印过程中，张元济广收善本、校本，对所征版本要求极高。1930 年，他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时，曾四处重金寻访征募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遍寻未果，最后还是“通过傅增湘向章钰借到旧五代史孔继涵校本来代替” 。 2 章钰遗嘱对“四当斋”斋藏处置的初步安排 章钰晚年从天津移居北平时，虽已至古稀之龄，但身体也还硬朗。据其孙章熊先生回忆说，章钰后来得了比较罕见的皮癌，历经病痛折磨，终因顽疾不治，于 1937 年 5 月 9 日寿终正寝，享年 73 岁。 章钰去世前，自觉将不久辞世，曾立下遗嘱，命后人遵嘱处理其后事。笔者有幸从其曾孙章兆真先生处得到这份遗嘱的翻拍照片，遗嘱名为“负翁预嘱” ，临末
6、处写有：“廿六年五月五日负翁口授元美（按：元美是章钰次子）记” 。遗嘱内容共分“六目” ，分别为“第一家祀” 、 “第二家事” 、 “第三负翁诗文集” 、 “第四负翁所藏” 、 “第五丧葬示范” 、 “第六纪念物赠赐清单” 。其藏书等的处置，章钰在“预嘱”中的第四目和第六目均有所提及。在第四目“负翁所藏”中，对其所藏的字画碑帖古玩，“精者存粗者可以分散”。其中“字画碑帖册页有吾、父及余歇识者，可酌择数种分存四儿二女处”。而对于藏书，章钰要求子女须好好保管自己所作的手抄本和手校本，其余的书籍则可交由其妻章王丹芬女士处置， “书籍应注意吾所用过功者无使散佚。其他听汝母处分之”。 3 抗日时期的“四
7、当斋”斋藏 3.1 对宇画等斋藏的处置 章钰去世后不久，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 ，4随着北平的陷落， “日本文化强盗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掠夺中国古代的典籍” 。日军在占领区，以各种方式疯狂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无论是图书馆还是私人藏书，都受到严重破坏和抢掠。此时，章氏家人一方面因战乱欲南迁，一方面又担忧战乱中的章钰藏书等的安全，为此，在南迁之前，章氏家人对章钰“四当斋藏”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 在章兆真先生提供的资料中有一封章钰次子章元美写给其侄子、侄女（章钰长子章元善的子女）的家信，信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章钰逝世后其对“四当斋”斋藏的去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首
8、先是对章钰“四当斋”中的字画碑拓等作了安排，信中说：“凡是书画精品真品以及爷爷给你爹爹按：指章钰给章元善等四人东西装了三个皮箱交你三叔按：指章钰三子章元群那里存放第二批把碑拓本（亦请人评完过）连同宗谱等装了十四木箱亦交三叔收存，可以说凡是爷爷的东西除了书籍外已经完全归好” 。当时，章钰的长子章元善因工作原因已迁居南京，居住在北平的章钰妻子章王丹芬同次子章元美等，因时局变动也准备南迁，只将章钰的三子章元群独自留在天津。章元群接到章元美交给他的这十几箱碑帖、字画后，将其存入了天津中国银行的地下仓库中保管。章元群之所以将这些文物存入银行仓库中也是经过诸多考虑的。一方面是章元群所接触的社会关系所致，据
9、章元群之女章秀女士介绍，“当时章元群任天津多家银行机构的法律顾问，与银行界的人颇为熟识” ，这为他能将藏书存入银行提供了诸多便利，且他今后也能对所存之物时时照拂，以免散佚。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初期天津的许多银行都在英法美租界内，当日军侵占天津后，对租界不会侵扰，因此租界内的银行受5到了一定保护，相对来说较为安全。鉴于以上因素，章元群将这批文物如此保管。 3.2 书籍赠、存燕京大学的缘起 而至于对“四当斋”书籍的处理，章元美在信中写道：“在万无方法里找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 。章元美想出的这个办法也是基于章钰的遗嘱， “在爷爷病重的时候曾经吩咐过我，凡有他老人手泽的要好好保存，其余可赠人的若干种可
10、分送崇化学术机构。但是自事变之后该会已经停办，要送他们亦无从送起，所以想起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近数年来的确努力，尤其是在最近惶乱的时候一直未停顿。所以除去把爷爷遗命要捐给崇化学会的仍然保留起来，其余要赠送的若干种改赠该校” 。在这里章元美之所以会想到将书赠给燕京大学，也是有一定原因的。1937年北平沦陷后， “北平的各大院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北京、清华、师大等大学陆续迁往内地，只剩燕京、辅仁、中法等教会学校勉强维持。 ”当时的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基督教会募捐创办，在日军进占北平之时，“司徒雷登当即安排人员，不仅在校内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还在校门口悬挂出美国国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
11、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为美国的财产” ，由此免受了日本侵略军的骚扰。除此之外，章钰长子章元善曾在著名的华洋义赈会任副总干事，与洋人、政客等社会名要往来颇多，这些交往友朋中也包括时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据章熊先生回忆，司徒雷登与章钰家人非常熟识，闲时经常造访章家，出手相助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要赠送的这部分书外，在章元美写给其侄子、侄女的信中，还提到了章钰其他藏书的安置情况。他说他将此想法写信告诉了时任燕京6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梅贻宝后，梅贻宝“欢近万分”地回信，还说“该校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洪煨莲及图书馆主任田洪都全要同我谈” 。同年 9 月20 日，章元美去燕京大学商量此事， “他们除诚意接受外，
12、还劝我把爷爷的全部遗书交给他们”。章元美后将此建议转告其母亲，经其母亲同意后，全家决定将章钰的藏书分为三部分赠与和存放于燕京大学。 章氏家人将这三部分书分为：“最重要的是手泽本（约五分之一）交给校方保管，我们随时可以提回；善本书籍（约五分之一）交给校方保管，定期五年；共余五分之三捐赠该校” 。同时，要求燕京大学：“所有全部书籍另开专室庋藏，我们的书籍与校方的书相始终。点清后刊印全部目录等等” 。 3.3 书籍赠送及存放燕京大学 在收到章氏家人决定赠书的通知后，燕京大学对此次赠书极为重视，1937 年 9 月 28 日，学校委派洪煨莲、田洪都、顾起潜等四人代表学校来到章钰家里再次与章氏家人商议接
13、受书籍事宜并致以谢意， “彼时四人之态度隆重诚恳我简直写不好” 。同时学校声明“仿北平图书馆梁任公先生捐书先例” ，将章钰的书案文具专室陈列， “以引起大家怀念学者恭敬之心” 。同时学校承诺“将来刊引目录上面有爷爷照片、小传以及赠书缘起”。燕京大学对章钰藏书所做的种种妥帖安排足以表明当时学人对章钰怀有的敬仰之情及对其藏书的珍爱之意！ 赠、存书之前，章氏家人就已将其所有藏书进行了整理，据章秀女士提供的相关整理材料，当时家人在整理章钰藏书时，已“将书目编有草稿，并刻有章氏藏书签编号” 。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胡海帆在其7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提到的其所见到现存于北京大学的章钰藏
14、书中“所夹宣纸书签表明了它们的身世。签上印有章氏藏书 ，毛笔题写书名、册数、种数编号” ，想必这些书签就是当年章钰后代整理其藏书时所制。 1937 年 10 月 23 日，章钰之妻章王丹芬女士率章钰子女正式与燕京大学分别以甲方、乙方的名义签订了“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 ，甲方章氏家人将章钰的藏书按先前的决定分“子、丑、寅”三类分别赠送或寄存燕京大学。双方约定，藏书中“子类”即手校书、手抄书交由乙方（燕京大学）保管，但可随时取回；“丑类”为善本书包括旧刻本及各家抄本，在乙方图书馆内寄托五年，期限满后，或取或续存由甲方依情形而定；“寅类”为普通书籍，完全赠与乙方。按照章氏家人先前约定的
15、要求，此契约与章钰的照片、小传等在后来顾廷龙编写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中一并刊印了出来，与章钰的藏书一起芳泽后世。同时，燕京大学也遵照章氏家人的要求将章钰的藏书“特在贝公楼二 0 四室 D 号辟霜根老人纪念室以储藏之” 。贝公楼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办公楼，当时是燕京大学的行政楼，处于燕京大学东西中轴线上，是燕京大学校园中心区域的标志性建筑。燕京大学将章钰的藏书在此楼上设专室庋藏，足以显示出对章钰藏书的重视和爱护。 燕京大学随后立即着手对章钰的藏书进行编目，时值章钰的学生顾廷龙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因“当事诸公，知龙有旧，即以检理编目之役见委” ，这也是顾廷龙所编著的第一部书目，在编写过程中着
16、8实下了些功夫， “日坐纪念室中，编校藏目” ， “这部三十万字的书目，从草创到问世，历时十个月。章先生的知交叶景葵看到后曾写信赞许道，此目体例极善，足以表彰式老劬学之里面 ”。后来叶景葵邀请顾廷龙到上海办合众图书馆， “恐怕与编纂此书目也有点关系” 。这本书目后经燕京大学刊印出版， “在当时可作析疑之助，在后来可充文献之徵”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章钰的曾孙章兆真先生提供了一张见证这段历史的珍贵照片，该照片是章氏家人与燕京大学相关负责人及赠书见证人等在当天赠书仪式后在贝公楼旁的合影留念。这张已经有点泛黄的黑白照片永远地记录下了在那个黑暗的战争年代中，有一批可敬之人怀着对书籍的热爱和尊重，对我
17、国藏书的保护和传承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现将这张照片公开出来，以为后世瞻仰和纪念。 3.4 战争中对斋藏的保护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赠送和存放于燕京大学的章钰“四当斋”藏书在这期间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时章氏家人除了章钰的三子章元群独居天津外，其他家人都已南迁，为了保护好章钰的这批藏书，章元群利用其社会关系，四处托人打点关照这批藏书。章元群之女章秀女士整理的资料中提到此事：“日寇接管燕京大学时，要将我祖父藏书没收运走，我父亲经多位友人介绍，其中有天津金城银行总经理王毅灵、伪冀东政府头目殷同、伪联合银行总裁汪时璟、天津大收藏家张叔诚等人，直接找到当时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照管这批藏
18、书，使得这批藏书得以保全” 。1942 年春，华北综合调查所成立后，设址于燕京大学校园内，周作人任该所副理事长，主管资料处（资料处内分三部，即9图书馆、刊行部、引得部）和文化局。利用职务的便利，他“对于燕大校产各物，则爱护不遗余力并力荐燕大图书馆旧主任田君（按：田洪都）仍主其事。 ”章钰先生的藏书也幸得其护佑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经历抗日战争这段艰辛岁月后，除有小部分遗失外，并无太大的散佚和损坏。 而之前在天津中国银行的仓库中所存放的章钰“四当斋”斋藏中的字画、拓本等文物在此间也是岌岌可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日寇进驻英法租界，当时的中国银行属于国民政府的银行，因此处于租界内的天津中国银行很快被
19、日本人接管。据章秀女士整理的资料中写道， “日本人发现了我祖父的十几箱文物，除要没收外，还要追究所有人。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如果到了日本宪兵队，不止文物无法保留，且有生命之虞” 。这时章元群“多方活动，通过日本驻苏州的总理事博杜宇平法辗转找到日本驻天津防卫司令及日本宪兵队长才得到允许将十几箱文物提走，随后转存至金城银行” 。 4 解放后的“四当斋”斋藏 4.1 解放初期对藏书的处置 章钰的“四当斋”斋藏历经数年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章钰的家人在这十几年里也非常牵挂在燕京大学的“四当斋”藏书。1950 年，新中国成立后，章钰家人商议前往燕京大学检查“四当斋”藏书的状况，如果
20、燕大保存不善，就准备将其取出改存于清华大学。为此，他们特嘱托章钰的长子章元善前往燕京大学检查存书状况后再作进一步打算。1950 年 11 月 26 日，章元善受家人所托，前往燕京大学检查章钰的藏书状况，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和图书馆10主任陈鸿舜进行了接待。事后章元善就检查情况写了一封名为“关于检查燕大存放遗书的报告与意见”的家信寄给章元丹芬和章元美，以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经过章元善仔细检查后，他给家人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是认为燕大保管藏书已是非常用心，不必将其取出迁移，以免再遭散佚；另对其母亲不满燕京大学因“校舍不够，加之经费有限，因此并未似先前那样设专室一并陈列章钰所用文具等”这一
21、问题，章元善劝解说：“学校校舍不够，自属非虚。父亲生前所攻的学问，在现阶段教育应向工农大众开门的大众方针下，已不是理由要求学校履行开室纪念的条件” 。最终章元善与其母亲、弟弟等人商议，决定还是让章钰的藏书继续保存在燕京大学。 4.2 1952 年对藏书的处置 1952 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分拆，文、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而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藏则全部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随着两校图书馆的合并，战后遗留下来的章钰“四当斋”藏书中赠与燕京大学的“寅类”书籍则全部归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经编目后，为广大师生所用。 而对于章氏家人寄存于燕京大学的“子类” 、 “丑类”两类书籍，从章兆真先生提供的一封盖有“燕京大学”印章的公函翻拍照中显示，燕京大学在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于 1952 年 9 月 28 日致函给章元善转章王丹芬女士，请章氏家人“将霜根老人遗书遗物包括：（甲）子类；手校书、手抄书；丑类：善本书（包括旧刻本及各家抄书） ；（乙）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