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初期使用阶段；五四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得到发展，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的推动下， “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使得“中华民族”之观念被更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 民族意识 民族认
2、同 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邮编 100006。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 1895 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人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2识觉醒的主要标志，
3、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的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 ，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研究是一重大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 “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
4、，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初期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 、 “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代。1902 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
5、术思想时第一次使3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日国家观；二日世界观。 ”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1904 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 ，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 1907 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 ，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
6、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日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日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 15 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 ，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牒，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询其氏族，旧姓多耶？
7、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 ” 4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的具体论述来看，一方面，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 。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
8、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日：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
9、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 ”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 “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 。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5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 “华”的本
10、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 、 “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奠由。 ”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 ，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 ，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
11、、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 20 世纪初传人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共同要求，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两派又存在着严重分歧。革命派主张“排满” ，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立宪派则主张“合满” ，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展开过激烈论战。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6发，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强调满族已经
12、与汉族同化， “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 。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分歧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 ，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
13、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用杨度的话说：“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 ，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所以，到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 、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 、 “五族平等”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
14、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 、7“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 、 “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 、 “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常乃德）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
15、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日夏，或日华夏，或日汉人，或日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 ”因此，在民初， “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 年 1 月 5 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
16、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8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 19 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 ，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 。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 ，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
17、属兄弟。 ”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 。哲布尊丹巴等人的行为，在当时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 年1 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 ，一致决定“赞助共和” ，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 ，“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 ，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
18、华” ，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 。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 。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9除了政界方面的人物以外， “中华民族”一词也开始为学者所采用。1914 年 6 月著名学者辜鸿铭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论文，其中就多次提到了“中华民族” 。比如，他称“中华民族”是“一古老的民族”
19、 ，尽管它“在目前仍是一个带有幼稚之像的民族” ，但它所取得的“辉煌的成绩” ，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不能比拟的， “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 。 “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善谐和。 ”同年 4 月，一位署名“光升”的作者在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依据他对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理解，认为与其“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 ，还不如仿照“大日尔曼主义” 、 “大斯拉夫主义”的叫法， “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 。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
20、其是“五族共和” 、 “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虽然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还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初已得到了最终确立或形成。这是因为：第一，当时人们使用得更多的不是“中华民族” ，而是“中国民族” 、 “国族” 、 “华族”等观念， “中华民族”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如 1913 年初，吴贯因在庸言第 7、8、9 号上连载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汉、满、蒙、回、藏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并认为五族能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而成一大民族， “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 （亦）当非不可能之事” 。因此，他主张随着五族之间进一步的混合和同化
21、， “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 ，而应统10称为“中国民族” 。1914 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在详细考述中国历代各种史书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作了全面论证，认为“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 。但他称这同一同族为“华族” ，而非“中华民族” ， “中华民族”在他书中只是偶尔用之。第二， “中华民族”在一些人那里指的还是汉族，而非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笔者前文已经提到，清末时，在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那里“中华民族”实质上指的汉族。到了民初，这一现象有了改变，不少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
22、上使用“中华民族” ，但同时在汉族或别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也还大有人在。比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1912 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 ，其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指的便是与“满、蒙、回、藏诸民族”同居一国、 “谊属兄弟”的汉族。 二 “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或形成是在五四前后。这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所谓民族自决，对外来说，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 ，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 （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 ，我们是绝对赞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