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文学走出去摘 要：汉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中国典籍外译数量不少，然而受读者欢迎的、至今流传的并不多。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五种汉籍英译模式，探讨这些模式的成功之道。译者是成功翻译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几乎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关键词：翻译模式 译者 创造性 读者 一、引言 中国的汉籍翻译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外国人（天竺游僧、支谦等）翻译中外合作（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人翻译。汉译外似乎在走类似的路线：外国人（耶稣会士）翻译中外合作（中国人翻译，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翻译。早在 1974 年，余光中（2000：81）就呼吁：“汉学英译，英美学者
2、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 ”1990 年 12 月第一届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 （贺崇寅，1991：12） 。2003 年，笔者曾批评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关注不够，缺乏主动” （李平，2003：171） 。如今，正如汪榕培所言，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2007）继大中华文库 （中英对照）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2004 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008 年开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 ，2009 年国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10 年国家2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更大规模、更多投入，在更
3、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 ，继续加大对国际出版合作的扶持和资助力度，积极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汉籍外译模式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Graham）曾经对中国译者的汉英翻译水平很失望。他说，在汉英翻译上， “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 （潘文国，2004：40） 。潘文国反驳道：“中国的译者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西方的译者也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大家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先验地规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是不可取的。 ”（潘文国，2004：41） 。实际上，纵观几百年来的汉籍外译
4、，我们可根据翻译主体的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模式： 翻译模式 译者 编辑 出版社 1 霍克斯模式 汉学家/来华传教士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2 林语堂模式 中英文双语作家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3 老舍模式 作者与译者合作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4 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 中外译者合作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5 许渊冲模式 中国译者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这些模式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这些译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以上五种模式中，毋庸讳言，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因为几百年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籍外译的主力。翟理3斯（Giles） 、理雅各（Legge） 、韦利（Waley）
5、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在中国，目前以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影响最大。但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 ，不但误解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辜鸿铭，1996：345） 。为了消除这些偏见，辜鸿铭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翻译典籍的历史。他先后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的论语 中庸和大学 。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遣词用字，皆属上乘” ， “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Ku，1977：9）
6、。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当时确实难有其二。后来的中国译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立志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语堂。第二种模式中，林语堂是最出类拔萃的。如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汉英翻译方面中国出现了几位先驱，如苏曼殊和辜鸿铭，但是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这类翻译才产生了一定影响（Hung & Pollard，2004：372373） 。 ”在林语堂的翻译生涯中，汉译英要远远多于英译汉。据笔者统计，从 1930 年到 1971 年，林语堂共编译了 14 部著作（汉英词典不计） ，其中 7 部在美国出版（另 7 部在大陆、香港、台湾出
7、版） 。论英语水平，林语堂也许不如辜鸿铭；然而，论译著的普及率，林语堂则胜过辜鸿铭。这与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无关系：辜鸿铭是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而译，希望他们读过译作之4后， “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 （辜鸿铭，1996：346347） ；而林语堂是为西方普通读者而译。结果，都达到了各自目的：辜鸿铭的译作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传，而林语堂的译作在西方普通大众中畅销。林语堂模式的译者包括辜鸿铭、王际真、熊式一、张爱玲、刘殿爵等，只是其他译者没有林语堂的影响力大。 第三种模式是一种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的模式。绝大多数翻译的问题
8、都是出现在原文理解这一方面，在这个方面，作者拥有其他译者无法相比的优势：比任何人更了解原文的内容以及原文写作的目的，而且作为作者，他还可以根据目标读者来调整内容；而外国译者拥有译语表达优势。因此，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汉籍外译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老舍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 。该英译并不是由译者浦爱德独立完成的，因为她只听得懂但看不懂中文。老舍先对小说进行修改、删节，然后用中文口授给译者，在小说出版之前又由出版社再次进行了删节。这个译本比较成功，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陈建功的找乐也是一个成功译例，莫言的作品在国外畅销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
9、该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模式。事实证明， “中西合璧”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合作（如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沙博里与夫人凤子） ，各取所长较“单兵作战”的方法更佳，译出了大量高水平的译作。 第五种模式是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模式。这种模式以许渊冲为代表，目前中国不少汉籍外译都采取这种模式。这些译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5土培养的译者翻译，由中国人编辑，在中国出版销售。 相比之下，前三种模式的译著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而后两种模式在国内图书市场比较畅销。杨宪益夫妇翻译了大量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海外汉学家为此深感惋惜。 三、不妨学学林语堂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学学林语堂。林
10、语堂很早就提出了“译者对读者的责任” ，后来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在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 ，尧斯（Hans R.Jauss）在“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中都有涉及，可见中外翻译家对此早有共识。从林语堂英文创作环境看，他可以说是最早接受“语言、出版、市场”三座大山考验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国”的，因此他的创作和翻译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读者就是市场。看看林语堂翻译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从中国人名入手，然后是导读，接着是主要内容，其间有各种形式的注释，如脚注、文内括号注、文中评注等，最后是索引：每一步都
11、是精心设计的。翻译过程中与编辑商量，图书出版后邀请专家写书评，在重要报刊上打广告等等。德国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指出，翻译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Lefevere，1992：149） 。林语堂无疑是采取第二种途径。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翻译同样如此，译者希望读者读了译作能够有所收获，6有所共鸣。对于考虑读者接受心理这一点，林语堂是毫不隐讳的。他在作文六诀 如何用英语作文和写作的原则中反复强调读者的重要性。笔者曾在书写差异：林
12、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 （李平，2010）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 7 部作品，无一不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改编、改写或者重述（edited， adapted， retold） 。余斌研究中国传奇小说 （Famous Chinese Stories）后得出结论，林语堂在编译过程中，根据西方读者的趣味与理解力，对原作进行了“加减乘除” （2003：424431） 。这种做法虽然为人所诟病，但是却非林语堂首创，而是从中国前辈那里学来的。 据李欧梵（2001：22）所言，翻译并不一定要“信、达、雅” ， “信、达、雅”并不能代表翻译的最高标准，它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学的功能，一种美学的功
13、能，并不能完全代表一种文化的功能。从晚清通俗小说里面的翻译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添油加醋”的非常多，几乎是无“信”可言，甚至于假造。在这种“添油加醋”的过程，翻译把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形象，介绍到另外一个文化领域里来， 按照西方功能翻译派的观点，翻译中的原文本只是提供信息，任何接收者（包括译者）都会做出选择，选择他们认为有趣的、有用的或能有效传达目的和意图的信息（Nord，2001：2526） 。译者能做的，并且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可能对目标读者有意义的文本（Nord，2001：32） 。林语堂的翻译目的就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翻译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
14、。事实证明，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在西方很受普通读者欢迎。中国许多译者受原文和中国意识7形态、诗学的束缚，对汉籍外译采取与外籍汉译同样的办法，却忘了目标读者的不同、语境的不同。 晏子春秋中，晏子以桔为喻，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同一本汉籍外译，在中国和美国恐怕也会产生“橘”与“枳”的差别。当然，有些译者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国内读者，如“许渊冲模式”的译本基本都是在国内发行。但是，这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名与实都不相符。国内学术界、出版界要想在国际汉学研究和汉文化的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有必要研究那些风行西方的译本的诗学， 而不是沿用中国的诗学
15、和意识形态，更不能把西方读者与中国读者同等对待。如赵毅衡（2004）所言：“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 ”以对中国读者的态度对待英语读者，其结果恐怕是无法沟通。中国的译者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对原文亦步亦趋的“忠实”先搁一边，了解一下西方出版市场和西方读者的“期待域” ，照顾一下西方读者。 四、结语 不少研究者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不力归咎到译者身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往往决定了外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程度，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
16、得益于其优秀译者。于是有人提出，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 （胡安江，2010：11） ；也有人认为，外国译者（汉学家）的中文水平不理想，而中8国译者的英文水平不理想，认为中外学者合作翻译是取长补短的好办法（马祖毅、任荣珍，1997：716） 。但是，从前文列出的五种翻译模式可以看出，成功的译者是不分国籍的。中国译者在理解原文上有优势，但在译文表达上往往不尽人意。无论对原文的理解多么准确，翻译的过程考虑得多么周到，但是翻译的成功与否，最终是由译者的译入语表达能力决定的。林语堂（1981：219）在评价韦烈的译文时说：“在翻译中文作者当中，成功的是英人韦烈 Ar
17、hur Waley。其原因很平常，就是他的英文非常好。 ”同样，林纾和庞德的译作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也是因为译文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林语堂创作与翻译的互文关系研究” ，项目编号13BYY028；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江苏高校翻译本科专业特色建设与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2013JSJG48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Hung，E.& Pollard，D.Chinese TraditionA.In Mona Baker （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18、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72373. 2Ku Hung-ming.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 Taipei：Taipei Sage-Worshippers Association，1977. 3Lefevere，A.（Ed.）.Translation， 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M.London：Routledge，1992. 4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9Functionalist Appr
19、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6贺崇寅.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J.上海科技翻译， 1991， （1）. 7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J.中 国翻译， 2010 ， （6）. 8李欧梵.近代翻译与通俗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2）. 9李平.影响中译外的几个宏观因素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3， （3）. 10李平.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J.阅江 学刊，2010， （2
20、）. 11林语堂.论译诗A.刘靖之.翻译论集C.香港：三联书店，1981. 12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13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 2004， （2）. 14汪榕培.承前启后，开创典籍英译研究的新天地在第四届 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讲话A.典籍英译研究（第三辑）C.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1015余斌.林语堂的“加、减、乘、除”中国传奇小说读 后A.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16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17赵毅衡.林语堂与诺贝尔奖N.中华读书报， 2004-03-01. （李平 黄慧 江苏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21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