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印两国增长包容性“不合理趋同”问题作者简介：杨怡爽，女，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杨洋，男，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研究。 摘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促进增长收益的合理分配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性，本文在分析包容性增长长期价值的基础上，探讨从改革启动到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和印度两国包容性增长的“不合理趋同”及其差异性，并从制度层面研究了中印两国包容性增长差异以及“不合理趋同”产生的重要根源。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不合理趋同；制度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
2、（2014）06-0032-06 包容性增长的实现，即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增长成果能以保证社会稳定的方式在各个阶层间合理分配，从而形成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社会进步与公平领域之间的内在均衡。包容性增长的长期意义在于：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不仅仅体现为就业与产出的增长，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卫生、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为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增长质量的提高创造重要基础，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2一、中国与印度包容性增长的“不合理趋同” 中国与印度包容性增长的“不合理趋同” （Perverse Convergence）是指中印两国经济和社会目前共同
3、出现的一些负面特征，1这些负面特征表现在贫困问题、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地区间增长不平衡以及社会和政治治理的恶化等方面。 （一）贫困问题 中印两国的持久的经济增长曾为世界减贫做出一定贡献。然而，从两国早期的减贫效果来看，印度不如中国。有学者认为，如果印度能保持东亚或者中国那样的高增长率的话，那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印度的结构性贫困是毋庸置疑的。2根据阿马蒂亚?森和赛思等学者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使大部分贫困人口摆脱困境，除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改革乃至改革之前的制度基础，3促使其在农村领域基本实现了土地、教育、性别、医疗系统的平等。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了
4、大部分人口，到目前为止，饥饿现象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褪色的记忆，然而在印度仍然是贫困人群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资料来源：Ravallion and Chen，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82， Issue 1， January 2007。 根据新的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 2005 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进行计算，1981 年中国有 8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包括 94%的农村人口和 445%的城镇人口） ，而 2005 年中国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减少至 1
5、6%。3尽管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包括阿马蒂亚?森在内的学者均指出，中国减少贫困的大部分成就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甚至是80 年代早期取得的，得益于农村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生活的改善等，而近 20 年来中国减贫的步伐已经放缓，减贫效果已逐渐被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急剧上升所削弱，由于农村人口难以支付日益昂贵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逐渐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说明中国目前减少农村贫困问题的难度在逐步加大。 从印度来看，经济增长与大面积贫困长期并存的局面并未消除。根据 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1990 年 54%的印度人口生活在贫
6、困线以下，2005 年减少至 42%，而如果按照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1981 年印度的贫困人口约为 381 亿，而 2004 年贫困人口反而上升至 386 亿。如果采取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的指标（如学校教育及儿童入学、儿童死亡率和营养、电力、住房、饮水、卫生、做饭材料和资产）进行衡量，可以得出即使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印度地区，如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和卡纳塔克邦，仍然有超过 40%的贫困人口，而喀拉拉邦是唯一一个低于 20%贫困人口比例的地区。印度的 8 个地区（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所拥有的 421 亿贫困
7、人口比 26 个非洲最贫穷国家的总人口（41 亿人）还要多，因而印度长期的贫困问题非常严峻。阿马蒂亚?森曾经抨击印度的经济增长是遗忘穷人的增长（森，2010） 。 （二）收入不平等加剧 4伴随中国与印度较快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呈现出“不合理趋同” ，从反映收入分配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变化情况来看，过去 20 多年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表明中印两国的收入不平等总体上在不断加剧。然而，中国的情况似乎更为严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消除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好于印度，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幅度总体上已高于印度。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发布的最新数据
8、，2012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474，已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5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所上升，但是其增加幅度远小于中国，总体表现较中国要好。 根据调查数据，19922002 年间，印度 40%的普通民众拥有 21%的收入，而 20%的上流阶层占有 42%的收入，而在中国最富的 1 %分位组的增长率大约是最穷的 1 %分位组的 2 倍，中国最穷的 1 %分位组的增长率也高于印度最富的 1 %分位组。相比而言，中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更加明显。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同性上看，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印两国的城镇收入和支出增长都明显快于农村，城乡收入的绝对差
9、距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印两国的第一产业增长率滞后于二、三产业且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产业间增长的不平衡成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三）区域间的不均衡增长 在中国和印度实现经济总量较快增长的背后，区域间增长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显现。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由于受到支持内陆省份工业布局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有所降低，然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赛思，1993） 。从 19782004 年均 GDP5增长率的地区差距来看，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浙江省）与增长率最低的地区（青海省）的增长差距达 253 倍。从印度的情况来看，改革之后印度也出现了发达地区与
10、落后地区增长差距扩大的迹象。在印度的 16 个地区中，GDP 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卡纳塔克邦）与 GDP 增长率最低的地区（比哈尔邦包括新成立的恰尔康得邦）的增长差距为 336 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往往与较高的增长率和改革无缘，经济社会指标的改善非常缓慢，而发达地区则享受了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利益。经济增长地区间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地区间教育与知识差距产生的累积效应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工业化的区域间不平衡影响（工业化偏好于在具有较好的先决条件和较佳的地理位置的区域率先开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发达地区的过度集中也是导致地区间增长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具
11、体来看，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方面，中国与印度的“不合理趋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19802004 年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极化指数均明显提高；其二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的不平等，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沿海与内陆的不平等指数也在逐渐提高。 此外，社会和政治治理的恶化，也影响到中印两国的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限制了人力资本及实体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对中国而言，由于受到目前增长模式的限制， “把蛋糕做大”的难度已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与改革已经进入“如何切蛋糕”的阶段，固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对进一步改革的深入形成障碍。而对于印度而言，一方面，软弱低6效的地方治
12、理体系并未带来真正的减贫效应，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民主制度的缺陷使得贫困问题成为政治选举的筹码，进一步使得市场改革成为政治斗争和利益集团竞争的牺牲品，阻碍了改革的有效深入。 资料来源：Barro-Lee database （2000） ，World Bank WDI 2006“National Statistical Agencies of China and India“，转引自Basu（2007） 。 二、中国与印度包容性增长差异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包容性增长表现不仅具有趋同性，而且还具有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以及“不合理趋同”与“合理趋同
13、”中存在着量与质的差异。 （一）两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 1 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差异 中印两国在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其一，从沿海与内陆区域分别来看，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程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而印度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程度则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二，从沿海与内陆间的不平衡性来看，中国和印度的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在逐渐扩大，但中国两区域间不平衡程度的扩大速度高于印度。 资料来源：同表 2。 2 区域知识与健康发展不平衡的差异 中印两国区域知识与健康发展不平衡指数反映出：在沿海区域，中国的知识与健康发展不平衡程度呈减小趋势，而印度则呈现出扩大趋势；7在沿海与内陆之间，中
14、国的知识与健康发展不平衡程度略有上升，而印度则不断减小。因此，从知识与健康发展层面分析，中国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要高于印度。 资料来源：同表 2。 3 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差异 中印两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指数显示：在沿海区域，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平衡性有所下降，而印度则有所上升；在内陆区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平衡性均有所上升；在沿海与内陆之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平衡性同样有所上升，但中国在两区域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程度要高于印度。 资料来源：同表 2。 （二） “不合理趋同”的差异 以两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情况为例，尽管两国均存在收入差距变化的“不合理趋同” ，即两国的收入差距均在逐渐扩大。但
15、从收入差距的水平及其变化速度来看，两国存在差异。一方面，根据两国基尼系数比较（表 2） ，中国的基尼系数整体上高于印度，反映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程度高于印度；另一方面，从 19802004 年基尼系数变化速度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年均变化率为 206%，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年均变化率为231%，表明印度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扩大速度要快于中国。此外，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变化来看，两国间的“不合理趋同”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沿海与内陆发展不平衡的扩大速度要快于印度，而整个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扩大速度则低于印度。 8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整理。 （三） “合理趋同”的差异 在综合人文发展方面，中国和印
16、度都属于中等人文发展国家，但中国的人文发展水平高于印度。从人文发展的具体方面看，中国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贫困率等指标表现均好于印度（见表 7） 。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所得。 从中印两国“合理趋同”的速度差异来看，20002009 年中国综合人文发展排名上升 15 位，而印度上升 6 位。从具体指标看，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和减贫程度高于印度，而预期寿命提高程度、识字率提高程度、知识与健康发展不平衡缩小程度则低于印度。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所得。 从中印两国包容性增长差异的具体分析得出，从整体上进行比较，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效果要优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在某种程
17、度上向包容性增长模式“合理趋同” ，但两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仍有较大差距，反映为在贫困问题、收入不平等、地区间增长不平衡以及社会和政治治理恶化等方面所折射出的“不合理趋同” 。 三、制度基础与中印包容性增长 从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出发，稳定性、强制性、规范性的制度，是改变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强化增长收益分配的公平、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有效途径。换言之，制度设计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与经济资源的分配、交换、再分配等环节相关的制度改革，会对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产生直接影响，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果社会分配9不均衡情况持续恶化，将会对进一步改革形成阻力，导致增长的停滞。Pr
18、anab Bardha 曾以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来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I改革经济增长减贫；II贫困与不平等对改革的阻力增长停滞 。9因此，如果中国和印度无法解决增长的包容性问题，则很可能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力转移困难、金融体系脆弱、增长转型低效、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因素制约10从而面临长期的增长停滞。 （一）中印包容性增长差异的制度根源 中国和印度在包容性增长上的差异性是如何出现的？事实上，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由其特定的结构性基础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的土地改革为大量乡镇企业的建立及农村人口就业的实现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而与之相反，印度的制度刚性使其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惠及广大的农
19、村人口。究其重要原因，在于两国间与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发展、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等相关的制度基础的差异性。 首先，农业发展是一个国家减贫与缓解城乡不平衡的重要基础。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大量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和农业部门。20 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施行适应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的家庭承包制，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同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相关领域的改革使得农民具有了获取更多收益的制度保障。这种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农村改革，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分化形成有效缓冲。相比较而言，同时期印度的农村改革并未实质性地为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创造灵活的机制设计，因而印度的农村地
20、区一度10沦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其次，快速的工业发展为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基础能力。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的工业比重近 50%，远高于印度的 28%的占比水平，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创造就业岗位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基础能力，使得工业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多惠及农村居民，并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增长水平。而印度在工业发展领域固有的制度缺陷导致了工业生产资源（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等）的动员能力长期不足，从而造成工业领域的基础投资明显不足，此外，半管制限制和寻租阴影的存在，使得相关的民营制造业和工业的大规模扩张受到限制，无法有效吸纳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内严厉的劳
21、动力法规与工会组织力量干扰提高了吸纳劳动力的隐性成本，使得雇主在雇佣和创造新就业机会时疑虑重重，大量劳动力被滞留在非正式部门。新德里经济研究机构（Indicus Analytics）的董事拉维什?班达里（Laveesh Bhandari）曾提出，尽管中国人口拐点的临近会使“世界工厂”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日益趋紧，但印度在没有良好制度基础配置的情况下，难以从中国劳动力增长减缓中受益。8因而，制度基础成为中印两国在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源。 （二） “不合理趋同”的制度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 15 年有着东亚模式“普惠”的影子，但后 15 年过于重“国强”而轻“民富” ，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与此对应，印度从 2011 年开始陷入经济萧条并暴露出种种弊端，例如裙带资本主义抬头、政府补贴大幅增加、通胀快速上扬、市场化改革几乎完全陷入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