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与抗战无关论”谈文学的时代创作与政治之关系【摘 要】由梁实秋 1938 年在中央日报副刊征求“与抗战无关”的稿件引发的抗战文化界与梁实秋以及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等人的论争一直持续到 1944 年。沈从文在论战中颇为活跃，数度撰文予以回击。文章结合沈从文的创作，从“与抗战无关论”这一论战视角来探讨文学的时代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与抗战无关；纯文学；艺术自主自律；精英意识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是否要唯时代主题马首是瞻？作家的主体创作自主意识应该与时代主题建立和保持怎样的联系？是不是“与抗战无关”这样差别于时代主题的言说就意味着作家缺乏爱国意识？作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怎
2、样发声，在力尽作家的道义与责任的同时也能保持创作的相对独立？这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值得去深思和探究的问题。 在历史动荡时期，文学的政治工具性总是被格外强调并被推崇，这概能反映文学长期以来被政治所规约和导引所表现出来的弱势地位及衍生出来的谄媚心理。在人人标榜和宣称抗战救国而行动却不尽如人意的时代，回归到文学创作本身，梁实秋和沈从文等作家提出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说法反而显得更为难能珍贵。文学本不应该沦为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作为作家，固然肩负作为现代国人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国家民族意识，但如若时代大潮下只容许文学创作存在一种声音，显然是2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的。作家在丧失创作独立性的同时，沦为
3、时代声音的附庸、帮凶和牺牲品，对读者的多元化阅读也间接构成了巨大伤害。当文学只能为时代的既定命调发声，创作被无限度地模式化，作家被政治的绝对权力反复倾轧，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是断然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 自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以蓬勃之势得到迅猛发展。现实主义在很长的时期里被绝对化地奉为文学创作之圭臬，形成了文学创作领域“一家独大”的畸形状态，这是很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的。沈从文“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本着对纯文学创作的忠诚与热爱对抗时代舆论主调，不惜被主体作家群所排斥，从中也可见沈从文所体认的历史和文学双重责任感的迂回体现。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
4、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作为“湘西之子” ，沈从文从“乡下人”的角度做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生活和艺术。沈从文努力用湘西原始、古朴、自然、优美的人性建造现代小说的“希腊小庙” ，追求文学创作的“无污染”的纯审美化，对人性美进行热情赞颂和充分展现。 我认为沈从文或是现代作家中最接近文学自身审美的作家。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很好地践行了王国维提出的艺术自主自律的美学观。而我们只有认识到沈从文对被时代环境下根深蒂固的政治味浓郁的文学“工
5、3具论”观念的对抗与消解，才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蕴含的审美精神。值得深思的是，沈从文可谓是“先天不足”的作家，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尤其是美学教育。这或许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沈从文只是通过自己长年在民间的生存体验，写出了具有更多“人”味的作品，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顺其自然地完成了对文学“工具论”的对抗与消解。 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任何时期的作家都普遍面对的问题。在封建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人”的存在。书写方式曲折隐晦，叙述主体消隐遁匿。明清以前极少有从第一人称进行创作叙述的作品即是表现之一。以往的评论往往把“与抗战无关论”这一观点绝对化和妖魔化了
6、，把持有这个观点的作家们批判成为了没有爱国意识的群体。文学被政治绑架和倾轧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了无数次，但显然我们并没有从一次次的灾难中反思和学习到足够的可引为经验的教训。文学与政治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文学绝不可能离开政治独立发展，没有政治机制的外围保障，又很难创造出具有民族精神高度和历史哲思深度的作品。文学与政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不要凭借自身的绝对权力去凌驾于文学之上，对文学进行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侮辱与伤害，文学也不要被舆论轻易左右而自觉地沦为政治豢养的爪牙与帮凶。不然，必会引起难以想象的灾难性的后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原理同样可以适用于此。当政治把文学逼仄到了无法生存的程度，文学所蕴
7、藏的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对政治机制是绝对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4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但在文化繁荣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巨大的创作危机。文学对政治的强烈依附依然存在，文学的自主性依然匮乏。我们必须对此足够重视，防微杜渐，尽可能地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塑造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良性关系。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新文学巨擘大力倡导“人的文学” ，把文学从过去的封建话语霸权和机制中解救出来，孰不知在这个解救过程中，自身反成了新的话语霸权和机制。五四文学在批判与揭示中完成了时代的巨大跨越，如何不让文学沦为时代的传声筒，沦为政治工具的附庸，如何给与文学自主性书写与审美以更多的空间
8、和可能，使当代文学在尽可能健康的时代舆论和文化政策导向中获得良性发展，我们需要为此进行更多的探索。 只有把笔触探及到底层大众，从大众的文化需求及审美中寻求文学创作资源，才是文学创作的长久生命力之所在。作家久居书斋之中，难免造成视野上狭隘和观念与社会的脱节。当下时代，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逐渐在拉大。中国新生代的作家创作要想成熟与壮大起来，就必然要在精神上保持文学创作的相对独立，就必然不能忽略对底层生活的融入与解读。这是关乎中国新文学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理应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 作者简介：孙伟民（1991- ） ，男，河北邢台人，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2013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