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自由主义的三大悖论摘要：2007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实际带来的却是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和产业的空心化，金融资本与寡头政治的相互勾结，资本在实现原始积累时空穿越的同时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通过揭示经济危机背后呈现出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三大悖论，有利于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和严重危害。 关键词：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经营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4507 自 2007 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学者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
2、大量的研究。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场危机缘起于政府放松监管、信息不对称和银行高管贪婪或民众恐慌等因素，这种就事论事的分析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此背景下金融业的过度扩张。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反对房贷泡沫破裂说，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在过去 25 年间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导致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他尤其强调如下三个重要事项：（1）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脱钩政策导致工资在收入份额中的比重下降；（2）公共、个人和商业债务史无前例地增长，与之相伴随的是金融部门地位的上升，甚
3、至相对独立化；（3）以 1999 年废除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为标志的放松管制政策。他认为，如果说金融市场的失败对于危机的爆发难辞其咎，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性的原因。大卫科茨（David Kotz）同样指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一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危机。本文也探讨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侧重分析新自由主义三大悖论如何引发经济危机，即自由贸易引致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和产业的空心化、自由竞争带来金融市场寡头垄断的出现、自由经营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时空穿越但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一、自由贸易的悖论 新自由主义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宣扬“
4、贸易自由化”主张，宣称自由贸易有助于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内的整体福利提高；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参与国际贸易，能够实现经济的发展。但 2007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自由贸易的好处并不是如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而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导致美国就业市场和产业的空心化，劳动者大量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美国就业市场的“空心化” （hollowout）或“两极分化”（polarization）表现为高技能职业（high skill and high wage jobs） （如工程师、法律、金融专家等技术、专业性职业及管理行业）和低技能职业（low skill and low wa
5、ge jobs） （如餐饮、保健看护、建筑、保洁等职业）的就业机会增长，而构成中产阶级主体的中等技能职业（medium skill and medium wage jobs） （如销售、文书、生产、操作员等职业）就业机会的缩小。根据全球化论点，中国全力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不仅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而且供应了大量的低工资劳动力资源。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工资差距，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加快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的进程，实现全球的工资套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关心个体私利而不是就业这样公共利益的跨国公司缺乏动力去推动可以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
6、步，也缺乏动力去提高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的竞争力。产业转移和国际外包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市场空心化的出现，对制造业工人的需求下降，中下层收入停滞不前。2001 年诺奖得主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全球化的影响除了表现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并在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制药、信息技术服务等美国传统优势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以外，还体现为通过国际供应链的重新配置来影响产品的价格、工作的方式和工资的水平，美国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工人由于遭遇发展中国家工人的竞争，不可避免地遭受失业及收入增长缓慢的命运。据统计，19902008 年美国就
7、业工人人数从 1.22 亿增长到 1.49 亿，在增加的 2700 万个就业岗位中，98%来源于非贸易部门，该部门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只能在国内消费，包括政府机构、医疗保健、批发、建筑、餐饮部门等。同一时期，可贸易部门（包括制造业、工程师行业、咨询行业等）仅仅提供了微不足道的 60 万个就业岗位。更为糟糕的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如果可贸易部门不能成为就业增长的引擎，那么美国将面临长期的高失业局面。 曾几何时，自由贸易仅仅威胁到制造业生产工人的就业机会，而今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空洞化
8、”问题。根据传统技术进步论点，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决定了工作机会和薪酬水平，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交易的自动化将大大减少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机会。2008 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现代技术并没有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相反，那些手工劳动（如卡车司机、大楼门卫）由于指令无法明确化而难以实现自动化，因此他们并不受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另一方面，计算机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却使那些例行化的工作易于实现自动化。以律师行业为例，电脑软件可以高效低价地处理成千上万的法律文书和任务，从而取代了律师业无数文员的工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芯片设计业等行业。因特网技术使这些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
9、工作相比于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由于更易于“外包”因而难逃失业的命运。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奥特（David H.Autor）的研究发现，在经济金字塔中，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机会正在增长，中等技能的白领和蓝领的就业机会因为产业转移和外包正在失去，1990 年代曾快速增长的高技能岗位的就业机会因为外包也正在减缓。 在马克思看来，即使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但工人的处境不但难以改观，反而更加恶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贸易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了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大规模使用，从而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劳动报酬日益减少、劳动强度日趋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自由贸
10、易的实现，工人所得恰好就是最低工资。在消除了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之后，竞争越来越具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的作用，劳动力这种商品也不例外。最低工资是劳动力的自然价格，是维持工人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后代所必要的支出。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即使由于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工人的所得有时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在历史上，由于实行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措施，一方面对富人和企业增加税收，提高工人
11、工资；另一方面加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人的整体状况得到改善。由此产生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大多数劳动者都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工人阶级正逐渐消失。对于以收入高低划分阶级的观点，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因此，上文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化从表面上看
12、是发展中国家工人对发达国家工人的排挤，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不仅制造业劳动者承受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而且也降低了对某些可以为计算机取代的较高技能劳动者的需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失业率高居不下，工人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而实际情况却是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和外包等方式，使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了劳资对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转移，极大强化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劳动的权力。 二、自由竞争的悖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进步的原动力，只要让自由竞争市场发挥自发的作用，就能够自动实现生产的均衡，国家只需充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角色。但
13、2007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自由竞争的好处并不是如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金融市场金融寡头垄断的出现，并促使金融资本与寡头政治上相互勾结，危及经济与社会繁荣。 华尔街发源于自由金融市场体系，自由竞争的效率是华尔街取得成功的原因，但“赢者通吃”的无干预自由市场机制则导致华尔街的垄断。1994 年，美国最大六家银行的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为 17%，2009 年上升到 63%。与此同时，银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1990 年，前 10 大银行资产占有 24%的银行总资产份额，2000 年为 44%，2008 年为 58%。马克思指出，正是自由竞争规律决定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14、的趋势和机制，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 ”当生产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垄断。与此同时， “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15、”随着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形成，银行资本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走向垄断，形成了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统治。 面对自由竞争造成的市场垄断，以及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经济主体面临一种抉择：如何实现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合理均衡？这个“合理”度如何把握？是通过市场自律、公众监督，抑或是政府监管？显然，由于人性的贪婪与激励机制的不足，市场自律与公众监督是难以奏效的。对于金融市场，政府监管无疑必不可少，但华尔街的例子证明，政府并没有承担监管职责，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而对于金融市场的迅速膨胀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从纵向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监
16、管缺失导致的金融化问题。每次技术革命都可以保证发达国家持续约五六十年的经济增长，其间经历“镀金年代”和“黄金年代”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投资促成新产业和新基础设施的形成，以及原有产业的现代化。在后一个阶段，投资由生产资本主导，并通常获得国家政策以及监管更为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持。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中相互区别但相互依赖的二个主体。当一项技术革命趋于成熟时，生产资本也趋于保守，这时金融资本粉墨登场，在支持新企业的同时，也往往诱发金融投机。随着泡沫破裂，人们开始重新管制金融领域。这时偏重应用的生产性投资加大，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随之上升。但在美国，预期中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出现，其体
17、制性原因在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行业在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并未受到严厉监管，大量资金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转入非生产性领域。由此，经济表面上实现了普遍“繁荣” ，实际上却付出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的代价。与此同时，政府却较少执行有关再分配的社会政策，工会力量受到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这些都使得 1%人口收入急剧增加，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与 21 世纪初美国 1%与 99%的尖锐对立相比，美国民众十分怀念 1940年代到 1970 年代中期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黄金时代。当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同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由此造就了让无数人向往的“美国梦” 。但如今， “美国梦”
18、只是个神话，过去的十年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失去的十年” 。收入最高的人群享用着更大的一块蛋糕；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在扩大，中等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2010 年，1%最富有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 19.8%，这是自 1920 年代末期以来仅次于 2007 年和 2000 年的最高值。 （见图 1） 。 克鲁格曼提出，美国贫富差距加剧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文化” ，即上个世纪 70 年代里根执政以来共和党的“向右转” ，而背后的“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阿林德拉吉特杜伯（Arindrajit Dube）和斯德哥尔
19、摩大学的艾森考普兰（Ethan Kaplan）强调，所谓的精英是那些首席执行官、金融高管和华尔街的律师们。他们掌控着资本和金融部门，并且利用这种金融资本权力俘获了美国政治，用来为自身谋求最大利益。正如“华尔街观察” （Wall Street Watch）在一份华尔街与华盛顿如何出卖了美国报告中所指出的，19982008 年华尔街（包括金融、保险和地产行业）用于获得政治影响力的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其中 17 亿美元为政治捐款，33 亿美元用于职业游说。2008 年政治捐款和职业游说的金额分别比 1998 年增长了 175%和 11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在
20、对外关系上，资本的自由排除一切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让拥有垄断优势的工业资本更充分地自由活动。当时的英国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它是一切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实际垄断者。当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衡时， “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 ”由此保证英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内能够长期垄断工业生产。在对内关系上，自由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当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所谓的自由就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大银行家的自由，是华尔街的自由。作为职业经理，他们即使在自己所服务机构出现严重亏损时，也可以拿到丰厚的离职“补偿金” 。作为美国
21、政治的后台老板，他们极尽保护自己之能事，最为显著的根据就是“太大而不能倒” （Too big to fall）那些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一旦倒闭，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系统性风险。因此，2007 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拿出上万亿美元援助那些陷入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公司。这再一次证明，所谓的自由仅仅是资本极尽所能剥削劳动者的自由，所谓反对政府不干预，仅仅是反对对资本不利的干预，鼓励对资本有利的干预。 三、自由经营的悖论 以上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悖论的分析似乎表明，如果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发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逆转没有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没有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那么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
22、危机是制度的危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恶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主张试图掩盖危机的制度根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看不见的手”会引导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自由经营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是实现效率的唯一手段。但 2007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家对利益的追求仅仅是资本人格化的外在表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主张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即用某种商品交换货币以换取另一种商品，而是为了剩余价值，即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商品以获得更多货币。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的。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表现出对以前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