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与策略选择.doc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与策略选择自 2000 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年慢行之后，即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200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突破 100 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纷纷缩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一枝独秀，逆势增长。2012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878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实践证明， “走出去”战略确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 （一）投资高速增长，国际拓展迅速，但规模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差距明显 从表 1 可明显看出，自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

2、统计制度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跳跃式增长，特别是在 2005 年和 2008 年，相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 122%和 110%。 即使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到 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仍保持 12.2%的年平均增长率。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截至 2012 年底，中国 1.6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 2.2 万家，分布在全球 179 个国家（地区） ，占全球所有国家（地区）总数的 76.8%。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 5319.4 亿美元，居全球第 13 位。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相当于美国对

3、外投资存量的 10.2%、英国的 29.4%、德国的 34.4%、法国的 35.5%、日本的 50.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然，这与我们起步较晚有关，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仍然不够。 （二） 对外投资行业分布继续多元，传统行业投资仍占据主导，非传统行业投资正在加大 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几乎涉足了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的投资（存量）

4、超过100 亿美元，累计投资（存量）达到 4913 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92.4%。这些传统行业构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也发展不均衡，投资差距较大。至于其它行业，如文化体育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等虽然有所覆盖，但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大多所占比例不足 1%。 纵观近几年国家发布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行业分布比率大致相同，说明传统行业的地位短时间难以撼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 2009 年的 19.7 亿美元（存量）增长到 2011 年的95.5 亿美元（存量） ，两年翻了近五倍，所占比例也由 0.8%上升到2.2%，表明非传统行

5、业也逐渐被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青睐。 （三） 对外投资存量遍布全球七成以上的国家（地区） ，其中七成分布在亚洲地区，但呈多元化趋势 至 2012 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分布在全球 179 个国家（地区） ，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 76.8%，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7 成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地区。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 95.7%，几乎所有中国涉外企业都在亚洲有投资。特别是香港一地，截至 2011 年，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的 61.6%，排在第一位。从存量分布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地区差异显著，分布聚集度较高。 但是，当笔者分析 200

6、9-2011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区分布时，明显看出，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已经从 2009 年的 71.4%减少到了2011 年的 60.9%；相反，对欧洲的投资（流量）却由 5.9%上升到 2011 年的 11.1%；对非洲、拉美投资也有明显提升。中国在 2012 年对美国投资40.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5%，美国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两个长年雄居第二和第三位的中国传统投资地区的金额仅 30.67 亿美元，较上年的111.45 亿美元下降 72.5%。从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由传统投

7、资地区向其他地区发展，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四） 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但民营、私营企业等中小企业异军突起 2011 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中，国有企业占 62.7%，有限责任公司占 24.9%，股份有限公司占 7.6%，私营企业占 1.7%。2011年，国有企业虽仍占投资总额（流量）的 55.1%。但是在两年前的 2009年国企占对外投资（流量）高达 67.6%，显然，国企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在所有境外投资者中，就企业数量而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也是连年降低，到 2011 年末，只占中国 13500 家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 11.1%，而且这一比率还

8、在缩小。 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在 2011 年末已经达到占 8.3%，发展迅猛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制所有制企业。不仅在企业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在 2011 年末占 60.4%，比 2003 年的 22.0%增加了近 40 个百分点，在投资存量上也达到了 24.9%。这充分显示出我国更多的民间资本正在走向国际市场。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对外跨国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矿业行业 2008-2009 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涉及金额高达 571.3 亿美元。其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交易金额 277.54 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 48.6%；目标为

9、矿产行业的交易金额 262.34 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中国海外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剑” ，通过海外投资并购获得能源资源补给，确实缓解了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依靠大规模并购而便利获得的资源能源，会弱化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有利。 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跨国并购集中于资源能源行业，而资源能源行业资金密集度高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海外收购将会以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为主，这也增加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外

10、部阻力和风险。但从目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来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领域，这也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摩擦不会短时间内消除，中国海外并购风险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长期的海外投资利益更是遥不可及。 （二） 对外跨国投资方式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 由于受到亚洲和非洲一些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的制约，我国企业大都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的方式，因为绿地投资建设周期长、速度慢，对跨国公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经验等有较高要求，并且在建设完成后，自身还面对开拓市场、经营管理和与东道国的法律、惯例结合的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往往国内政局不

11、稳、法律体系不健全，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在长周期中创建企业和经营企业的风险。例如，利比亚危机导致中国 75 家企业承建的 50 个工程承包项目中断，涉及金额 188 亿美元的损失。 对于市场、技术相对成熟的欧洲、北美、大洋洲，我国企业一般借助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技术、或者控制的油田矿产等，大多采取跨国并购。但由于我国具备并购实力的一般都是央企和国企，而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本来都心存芥蒂，加之我国国企往往财大气粗，在投资方式选择和企业整合上也容易激起东道国的民族心理，一但并购细节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以中铝对澳大利亚力拓的并购为例，中铝在取得国内四家银行 210 亿美元的贷款后，

12、斥资 195 亿美元对力拓实施跨国并购，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并购失败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三）中国海外投资面临外部阻力增大 据 Dealogic 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 12%，虽然 2010 年这一比率降至 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2010 年美国和英国公司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 2%和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阻力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一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政治阻力，主要表现在对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如电信、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2005 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和 2011 年华为收购美国 3Leaf 公司都

13、是遭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破产。二是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中国对海外能源和矿产领域进行并购中，如 2009 年中石油收购加拿大卡尔加里的能源公司 Verenex 未获利比亚政府批准；中国铝业增股力拓计划未果；中色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股权未获批。三是国外竞争对手的狙击，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或者寻求先进设备和技术方面，例如北汽集团在 2009 年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意在借助德国汽车的整车和发动机技术来实现自身品牌价值的提升，但由于欧宝最大股东通用担心北汽在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与自己的在华展开竞争，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交易最终失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所

14、谓“树大招风” ，这些阻力往往有增无减，并且交叉重合，这增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困难。 三、应对策略 （一）对外投资企业要以明确的战略为前提，同时要把握时机 对外投资要把握时机。时机主要指投资对象国的经济市场形势和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前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要么价格太高，要么就是受到政治等外部阻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迎来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期，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海外资产价格低；第二是外部障碍小。因此，时机往往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这起公认的“蛇吞象”行为，是中国并购难度最大的案例，也主要得益于吉利对于时机的把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沃尔

15、沃轿车在其重要市场之一的美国销量骤降 51%。严酷的市场和经营形势使福特急于放低身价出售沃尔沃。2010 年吉利最终以 18 亿美元成功收购沃尔沃 100%股权，实现了自己对于技术、品牌、海外市场的诉求。相反，2009 年中铝增资力拓受挫除了前面讨论的投资方式选择不当，遭遇外部阻力外，也有时机选择不当。 当然，并不是时机有利，所有的企业就要“一窝蜂”地去海外投资。企业“走出去”还是应以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为前提，避免“抄底”和“投机”心态，同时也要对并购或者合资之后的整合难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另一起“蛇吞象”的案例为例，2002 年 9 月，TCL并购德国施奈德彩电；2004 年 1

16、 月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2004 年 4 月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然而，2005 年 TCL 开始亏损；2006 年 TCL 宣布终止欧洲业务。因此，企业海外投资一定要以自身实力和清晰的海外发展战略为前提，把握机会，才能取得成功。 （二）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上实现多元化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上缺乏经验，导致风险增大。在投资方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日本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开放和发达国家投资方式的多元，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对发展中国家采用

17、独资、合资、合作、非股权的技术转让、委托加工等多种形式并存，以新建和购并相结合的方式进入市场；对发达国家投资多采用多种增持股权形式，市场进入以购并、合资为主。 中国企业现在对外投资方式与日本 80 年代以前相似，投资方式比较单一。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单一的投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需要灵活多样。特别是对于敏感领域的投资，一定要考虑到可能面对的外部阻力，变换投资方式。2010 年，中海油和道达尔在竞标英国 Tullow 石油公司时原本是竞争对手，但中海油最终选择了与道达尔、Tullow 石油公司三方合作，共同拥有股权合资经营，也借此锁定交易的成功率。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

18、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一定要权衡利弊，灵活多样。 （三） 避免盲目追求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额越大，容易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加上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往往规模越大的直接投资项目受阻的概率也越高。例如中海油 151 亿美元收购尼克森，中海油 185 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中铝与力拓 195 亿美元大交易等等，都因为投资额过大增加了外部阻力，降低了成功率。 而中小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加灵活、规模较小，获得的关注度相对较小，并且能够迅速将技术和机遇转化为效益。据调查，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3%，对 GDP 的贡献值也高达6

19、0%，我国专利的 65%是由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是我国“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的必然趋势。但是所谓的“放胆”并不是盲目的“走出去” 。企业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因此企业走出去前一定要练好“内功” 。 （四） 遇到对外投资阻力时要寻求更多的合作方式和公关方式 外部阻力归根到底来自于政府和竞争对手。企业如能加强与政府机构、国会议员、工会、媒体的沟通联系，开展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多渠道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会大幅度上升。以华为为例，华为先后与西门子、英飞凌（Infineon） 、德州仪器（TexasIn

20、struments） 、摩托罗拉（Motorola） 、微软（Microsoft） 、英特尔（Intel） 、升阳微电脑（SunMicrosystems） 、3Com、NEC、松下、TI、英特尔、朗讯、SUN、IBM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和市场合作，并且与 3Com 成立华三；与西门子成立了鼎桥科技公司；与松下、NEC 成立了上海宇梦通信科技公司；与赛门铁克成立“华赛” ；与海底光缆工程系统公司成立 “华海通”等等。这些公司中不乏华为的竞争对手，但正是这些合作让华为的对外投资取得巨大成功。 另外，企业在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阻力时，也要坚持其发展目标，从容应对。比如，在华为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美国政府成为华为对美投资的最大阻力。但是，华为并没有退却。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六个月，华为在美国游说费用达到 82 万美元，2011 年同期仅为 20万美元，主要用于对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游说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对抹黑华为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华为高层亲自出马，在深圳、香港和华盛顿与委员会成员面谈，还主动披露了持股员工、董事会成员和资金来源等信息，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研发、培训和生产中心。可以说，华为在面对投资外部阻力时，采取合作和公关的方式来规避投资风险，化解外部阻力，是其对外投资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