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路径选择：以张海涛“开胸验肺”事件为例摘 要：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在利益表达能力和机会方面处于更加严重的权利贫困状态。其利益难于表达或难于充分表达、诉求的微弱和无力难以影响政治决策，致使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分析运用“利益表达”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研究，试图为理解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路径的选择提供一个认知框架。 关键词：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195-03 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
2、单一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阶级结构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阶层利益博弈过程。一部分社会成员由于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从而逐渐变为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护能力弱、资源有限，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往往被边缘化，承担着社会转型的巨大代价1 。在社会分化鸿沟不断加深以至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日益引起各界关注2。 本文将在建构利益表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分析，探讨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的选择。 一、利益表达的理论模式 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衡
3、量利益表达的有效性有两个维度：一是“组织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时提出“突出组织”的观点，他认为在考察中国利益表达问题时，可以“表达”的组织化程度作为考虑的标准，以区分“有组织表达”和“无组织表达”两种类型。 “无组织表达”的主体主要是个人或少数人，其特征是没有什么机会与可能支持同样要求的其他人相联系和交流，了解这些要求的公众通常相当有限。其利益表达方式除了个人接触、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的代表会议外，主要是不合作或抵制行为甚至是暴力活动或其他极端行为。 “有组织表达”的主体是来自各地各组织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如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具有与其成员和较广大的公众进行交流的手
4、段”3。 二是“结构性” ，它涉及到利益表达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主要指在现存的正式、公开、制度化的程序和专门机构的架构里，特定的政治利益表达内容及方式是否能为政治系统的既定结构所接纳，转化为政策议题并形成相应的政策。如果政治系统具备这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利益表达就是“有结构”的表达，否则就是“无结构”的表达4。 从理论上看， “有结构”的表达不仅指在制度框架内表达，而且制度保证了政治系统有相应反应机制，它通常会降低表达主体的表达成本和系统的接受成本；而“无结构的”表达则因为缺乏既定的接受机制，表达主体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表达途径，表达的后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从而大大增加了利益表达的成本及政治风险，其
5、表达有效性自然也比较低，政治系统本身也将因缺少接受结构而无法对利益表达作出响应，从而增加了系统自身的风险5。 依据“组织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可以把利益表达分为四种类型： （1） “有组织、有结构”表达指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需求的个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即以社会“有机团结”的方式，整合利益和要求并进行集体表达；而政治系统有对应的结构接受其表达，如国家立法机关的表达渠道。 （2） “无组织、有结构”表达指个人或少数人所进行的个体化表达，但政治系统对这类表达却有相应的接收机制，如信访制度、市长热线、书记信箱、官员接待日制度、官方设立的电话投诉、网站投诉栏目等。 （3） “有组织、无结构”表达指具
6、有相同或相近利益需求的人群结合成组织，集体表达其利益要求，如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声音；然而在政治系统中却没有对应的结构接收这样的利益表达，因此这种类型的表达通常很难在政策形成中得到体现，其表达的有效性相当低。 （4） “无组织、无结构”表达指表达主体缺乏组织性（属个体表达）或组织程度较低（在群体表达的情况下） ，相应地，其表达内容也缺乏有效整合；同时，不存在正式、制度化的接收结构。由于既无“组织化”的优势，也缺乏“结构性”的安排，这类表达的成本相对较高，表达的有效性极不稳定，如自残等个人极端行为。 二、艰难的利益申诉之路：张海涛“开胸验肺”事件6 张海超是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 年
7、 6 月，他到新密市曲梁乡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振东公司）上班，该厂以生产硅砖、耐火材料为主。2007 年 8 月，张海超的身体开始出现胸闷、咳嗽、多痰等不适症状。2007 年 10 月，张海超到医院检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怀疑是职业病尘肺，并询问张海超，是否从事过和粉尘相关的工作，张海超这才意识到在振东公司工作时，车间里的粉尘很大，防护措施仅仅是戴一个口罩。2007 年，振东公司为 600 多名职工做过体检，拍过胸片。张海超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工作人员对他说，你的肺在 2007 年体检时就发现异常，为什么不来复查？张海超到振东公司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郑州大学第一
8、附属医院的医生看了张海超从防疫站借出的胸片后，建议赶快去北京确诊。张海超拿着片子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煤炭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6 家医院确诊，专家们认定他患的是职业病尘肺。 按照现行的职业病防治办法，职业病必须由属地职业病防治所或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来认定。由于振东公司不给开证明，张海超无法进行鉴定只好上访。在新密市委书记的“干预”下，张海超现在的单位郑州市中岳塑化有限公司出具相关申请职业病鉴定的手续。2009 年 5 月 25 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出具了诊断证明，鉴定结果是“无尘肺 0 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职业病尘肺被鉴定成“肺结核”，张
9、海超提出复议申请，工作人员提醒张海超说，重新鉴定可以，但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不可能否定和更改自己先前的结论。 尽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职业病的诊断结果在法律上不被认可，但其具有的医学权威性和科学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开胸，肯定能百分之百明确诊断。为了证明自己患的是职业病“尘肺”而非“肺结核”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 。 2009 年 6 月 22 日，张海超走进了手术室。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了他肺上的大量粉尘，肉眼可见。张海超患的就是职业病尘肺。 “开胸验肺”事件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张海超接受采访时说，可以继续让权威部门来鉴定病情，如果有需要，他甚至愿意第二次开胸
10、。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持续讨论，促使政府部门对此事纷纷表态。7 月 15 日，全国总工会派来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组织联合调查组认真调查、严肃处理。7 月 15 日当天，张海超得到可以复诊而且复诊时不需企业提供证明的通知。7 月 24 日，卫生部派出督导组赶赴河南，督导该事件尽快解决。郑州市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由安监、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张海超事件处理小组。7 月 26 日，在卫生部专家的督导之下，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组织省、市专家对张海超职业病问题进行了会诊，明确诊断为“尘肺病期” 。 三、讨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选择 张海超起初选择无组织的
11、结构性表达，即要求原工作单位开具职业病检测证明材料，再拿着这些材料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尘肺病鉴定。出乎张海超的意料，原单位不愿出具证明供张海超做职业病鉴定，经过多次上访，终于特批不用原单位的证明也可以做职业病鉴定。但是在几家具有国家权威的综合性医院作出“张海超患有尘肺病”结论的同时，职防所依然坚持“肺结核”的诊断意见。由于制度设计上职防所的结论具有政策所赋予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张海超要么忍气吞声，接受“肺结核”的诊断，既拿不到职业病的赔偿，又治不好真正所患的“尘肺病” ，只能坐以待毙；要么奋起抗争，或许还有求生的希望，只是所付出的代价或许相当高昂。 迫不得已，张海超选择极端的无组织非结构方式“
12、开胸验肺” ，以证明自己所患的就是“尘肺病” ，而非“肺结核” 。这种极端且近乎残忍的做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使得张海超的诉求“被”推进到有组织非结构的方式。媒体的传播效应使得张海超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压力下，相关政府部门和组织的介入，让张海超的诉求进入到有组织有结构的表达路径上，问题终获解决。 整个事件的利益表达路径选择经历了无组织有结构表达无组织非结构表达有组织非结构表达有组织有结构表达四个阶段，整个过程对张海超而言，有主动也有被动，但都充瞒着坎坷和曲折。 张海超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是尘肺病患者，然后获取应有的补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经过层层曲折之后，最后采
13、取了“开胸验肺”的自杀式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尘肺病。 相对于强势群体，以农民、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作为改革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利益受损者，处于社会空间的边缘地带，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处于实际的劣势地位，而且在利益表达能力和机会方面处于更加严重的权利贫困状态7。在现有体制导致这些群体内部的自组织性较低，从而无法使其成为具有足够的与体制进行对话资格的独立主体，而且法律和其他表达渠道也存在种种体制障碍的情况下，把新闻媒介推到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最前沿。但由于利益表达主体与高度组织化的结构性表达渠道的社会距离较远，因此，媒介这种具有中介性的非结构化表达渠道就承载了过多的压力和职责。 首先，弱势群体
14、就自身所处的境况而言，长期被社会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一旦遇到风险性事件和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很难寻找一种有力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媒介将其利益诉求传达给社会各阶层，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同情。 其次，由于现有媒介格局的普遍性，尤其是互联网公共表达平台的日益发展，媒体报道的事件很容易从一点扩散为全面覆盖的焦点议题，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促成实际政策效应的产生。 最后，大众媒介实际上扮演着一个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利益表达公共空间的角色。 “所谓公共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就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即政治权利以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
15、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8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为利益诉求者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空间，寻求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措施9。 弱势群体在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前提下通过极端行动引起社会媒体、广大民众以及政府的广泛关注，并以此来扩充弱势群体自身话语权及舆论地位，以弱势群体主体地位来审视之，这无疑不是一股能够增加其博弈资本的强大社会力量。媒介对社会主体利益的表达尽管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特征，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体制困境，亦无法形成体制内部的有效表达，在形成政策决策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的实际效用是严重不足的10。而且，进行无组织非结构性的利益表达的主体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才有可能引起舆论的关注。悖论在于，利益表达
16、主体要引起关注从而达到利益诉求的目的，就必须要冒着更大的风险来采取这种行动。但这种压力的实现必须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为前提。由于无法获得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此类行为只能依赖于大众媒介的介入，但这种非制度化的介入程度及其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由于媒介作为社会制度的独立性相对缺失，其效用的发挥也只有依赖于政治制度内部的上游权力主体的重视，才能引发实际的政策效用。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中，媒介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促成最后的纠正效果，实质上并不是媒介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大规模的国内外舆论，引起了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关注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显然，这种体制内部的组织化的结构性利益表达
17、行动才是问题真正获得解决的决定性环节。 四、结论 在当代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处在孤立的个体或少数人聚合的分散状态，缺乏正式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的组织，其利益难于得以表达或难于充分表达，诉求的微弱和无力难以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致使自身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从张海超事件中，可以看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路径选择大体上构成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弱势群体由于利益表达渠道和表达能力的有限性，往往无法采取有组织的结构性表达方式，而现有的上访制度等表达渠道虽然是体制内的结构性方式，但却由于只是接收信息，无法形成常规性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具有高度的非组织性特征，因此，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很低。这样，弱势群体往往被迫采取极端的
18、无组织的非结构性个体行动，来引起体制内表达渠道的关注，尤其是作为有组织的非结构性表达渠道的新闻媒体的注意，以及组织化、结构化程度最高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关注。 目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架构所具有的高度垄断化的政治权力特征，使得大量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弱势群体只能采取体制外的非结构化利益表达方式。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常常处于绝对的弱势，常常成为某些政策或利益博弈的牺牲品11。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觉醒，但现有制度安排却无法将大多数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化渠道。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大量的“无结构”特性恰恰印证了此特征，也是中国政治缺乏民主或民主不足的重要表现。 显
19、然，要避免类似张海超“开胸验肺”极端利益表达事件的再次发生，就必须在政治体制创新方面做些努力。弱势群体只有在“结构性”的制度或体制内有效地、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诉求在体制内得到解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朱江华.当代中国公民利益表达缺失的现状及路径创新J.经济研究导刊，2009， （9）. 2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 詹姆斯 R 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迅，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72-173. 4 闾小波.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5. 5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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