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化人格审美【摘 要】中国美学中“自然”是个极重要的范畴，其美学史地位自不待言。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同构的关系出发，将生态化的人格美分为“纵性”与“委运”两个模式，并从自然亲和、社会和谐两个角度探讨人格审美的生态化意蕴。 【关键词】人格审美；生态；纵性；委运 在生态美学于 90 年代产生之前，以艺术美为主要对象的实践美学曾经在我国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实践美学甚至统摄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解读和转化过程。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美学的结构和模式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异化，因为在古代中国， “艺”与“美”从来就是两个范畴，艺术美并不是美学研究的全部对象。中国传统哲学将
2、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异质同构、生气灌注的浑融整体，美就是这个整体的“道之显者” ，既外彰于自然，也内化于人心，同时也可以为审美的人所把握而形之于艺术。无论在哪个领域，它最根本的意味都是本身就具有同构性的人心与生态共同体之间的映照和互构，以及随之而产生的诗性体验，这种体验当然可以借艺术来客体化，但它最广阔的领域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生即做一个诗性的人。所以，人物品藻美一直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而谈到中国传统的人物品藻美，就不能不提到其生态化特征。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塑造了两类人物品藻：一类是偏重于儒家的“君子” ，另2一类是偏重于道家的达人，而生态化特征最突出地体现在后一类人身上。
3、这种生态化特征最根本的来源还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所谓“体道” ，便是体会天人共同体的生化节律，达到与造化同功的生存范式、生命境界，造就生态化的人格之美。 一、纵性与委运：生态化人格美的两种基本模式 追求生态化的人格美，首先是将自然生化之道构入自身人格。然而自然之道并不是一个能被完全定型的范畴，它是一个生机灌注的整一体，习惯于对事物进行类分的思维和语言却只能分别把握它的某个侧面。对自然之道的不同体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态人格范式。而自然之道最基本的就是“乾” 、 “坤”所代表的“健”与“顺”：前者是蓬勃扩张的生动力，是创造生命的，以“自强不息”而成“大” ；后者是恩养泽被的化育力，是培育生命的，以
4、“厚德载物”而成“广” 。相应地，生态化的人格美也就有两个发挥的方向：既可以彰显其 “健”的一面，纵任最自然的生命力和最本真的性情自由发展；也可以运用其 “顺”的一面，对自然节律、社会情况和个人遭遇采取安命知常的态度。这两个类型可以名之为“纵性”与“委运” 。 “纵性”的生态人格美，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共有三个被广泛地欣赏和追求的时期：一是士人的个性从汉儒教化的压抑下觉醒的魏晋南北朝，二是张扬强劲的生命力的盛唐，三是肯定世俗化人欲的元代和晚明。魏晋是把自然/天地万物之道扩展到人伦和人情之道的关键时期， “纵性”的生态人格模式在此时确立。盛唐士人的“纵任”则呈现出不同于正始、会稽名士之纯然出世的，
5、更为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入世精神。他们眼3中的 “道”是“真宰”是“真力” ，拥有强大的生化、吞吐万物的能量。李白、张旭等盛唐文化人正是将这种生态力量构入了自身的文化人格，才获得了“一种我化为宇宙、我就是宇宙而产生出来的磅礴气势” 。近古的元明清是中国文化普遍世俗化的时代，其“纵性”也就只是反“礼”和抑“理” ，却不排斥人的世俗欲望。自然之道与“百姓日用”整合了，“趣”也不完全排除酒色等“愚不肖之近趣”的内容。 “委运”的生态人格美的追求，则最集中地体现在宋代士人身上。当然，这并不是说“委运”的模式是产生于宋代，实际上这一模式最早的典范是晋代的葛洪、谢灵运、陶渊明等人，只是这一模式在当时并不占
6、据主流。但是宋代士人提倡的“禄隐” 、 “中隐”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化名流的垂范，使这种委运任化、乐天随物的生态化人格模式成为两宋文化精神的主潮。它不但蕴含着庄禅精神的自然态度，而且也包容了儒家的入世精神，更非常符合中国文化心理对“中庸”与调合的偏爱，因此而深深地构入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结构中，在宋以后的历朝历代一直不绝如缕。 二、自然亲和与社会和谐：人格审美的双重生态化意蕴 生态人格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的最终实现，是人的自由本质的最终实现，而且是使这种和谐成为恒久存在的根本保证。 ”生态化人格美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结构和生命境界，它一定会以多种形态在具体的人
7、生中获得外显或客观化：除了“化工天成”的艺术外，还有人与自然的生态化亲和关系、人与人的生态化和谐关系。 4对自然界的审美观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自然界必然是这个宇宙生命共同体的“道”与生机的发荣显现，观照自然界之美，也就是让自然界这一客体与“道”共同构入主体，再让被唤醒的主体将其自身不可言表的“体道”感悟寄寓在客体景物中，客体景物于是成为具有象征性和生成性的“存意之象” 。同时，人与自然的诗性关系也由于“道”/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中介作用而具备了天人融一的意蕴。 社会关系的生态化也具有与“纵性”和“委运”两种生态化人格相对应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颠覆的模式，中国文化欣赏如庄子田子方 “解
8、衣般礴”的画师、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笑傲王侯的李白，欣赏这种狂狷的处世方式，这与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的传统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第二种是超越的模式也与前者一样认为社会关系应该是自然的、生态化的，但它更侧重于“道”的素朴、清静的一面。较为完整的范式从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开始建立，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一直普遍向往与自然泯一的社会生活，无论是渔椎的生活、上古的社会还是鱼鸟走兽的世界，都是或真实的或被他们虚拟的生态化社会人伦关系。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 张法.中国美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 2013 年辽宁社会科学院院课题“辽宁生态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静（1982- ） ，辽宁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辽宁5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