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投资扩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摘要】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靠“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及出口）拉动，而关于我国投资效率的问题一直存在广泛争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投资扩张计划对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率有何影响？它们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它们有何差异？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了投资扩张对各地区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关键词】投资效率，投资扩张，地区差异 2008 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一时间陷入严重衰退的境地。如此严峻的金融形势使中国经济“三驾马车” （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出口及消费这两驾“马车”的前行严重受阻。我国政府于 2008 年 11
2、 月出台“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期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自 2008 年扩大投资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以来，我国经济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率先走出谷底，连续三年保持 9.1%、8.7%及 10.3%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新“引擎” 。与此同时，2009 年投资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95.2%。与此同时，投资扩张地区不平衡，对各地投资效率的影响不一。近年来，西部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GNP）增速明显提升，呈现出清晰的“西高东低”走势。西部地区已进入投资高峰期。 然而，尽管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
3、献巨大，但是经济发展的另一面却表现为：一是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短缺，尤其是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供给更是严重不足；二是能源大量消耗、利用率低下，在投资拉动等量经济产值情况下，中国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三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常常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建设一些“重复” 、 “形象”及“豆腐渣”等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的工程；四是 4 万亿投资的后遗症开始显现，通胀在高位运行。为此，对投资动态效率进行测算和对投资结构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一时间难
4、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国内消费依然低迷导致过度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投资规模的大小，投资率和投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1994 年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分离，地方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投资任务，考察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更切实际。 对“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l） 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即总量层面的效率。 （2） 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投资的流向是否正确。 （3） 从其他角度，比如投资是否对资金成本变动有正确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宏观投资的波动模式是
5、否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等等展开研究。 目前分析投资的总量效率的研究主要用到两种方法：一是根据新古典增长的“动态效率”理论，用 Abel 等（1989） 提出的 AMSZ 准则进行测算，代表性的研究有袁志刚、宋铮（2000） ，史永东、齐鹰飞（2002 ）以及袁志刚、何樟勇（2003 ） 。二是分析宏观指标 ICOR、K/Y 和 I/ Y的变动，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或与历史数据对比，来判断是否出现了“过度”的或“过快”的资本积累。 （一） “动态无效”与过度投资 “动态效率”的概念最早来自 PHELPS （1961 ） ，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 slow-swan 模型和 Ramsey 一 Cass
6、 一 Koopmans 模型中都有精确的数学表达（布兰查德、费希尔，1998 和巴罗、萨拉伊马丁，2000） 。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98）对此有精确的论述：“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本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这种经济常常被称作动态无效：他们过度积累了资本。 ”从“动态效率”的定义出发，最直接的判断经济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标准，就是看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否低于“黄金律”或“修正的黄金律”所规定的水平。 但在实际当中我们是看不到“边际”资本收益率的，准确地估算又很困难，所幸的是 Abel 等（1989） 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 AMSZ 准
7、则。Abel 等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 ，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如果前者“始终小于”后者则是“动态无效”的（DI） 。 （二）统计指标 ICOR（K/Y 和 I/ Y） 与“过度投资”的判断 ICOR、K/Y 和 I/ Y 的大小和变动趋势都可以用来衡量“投资效率”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l） Toh and Ng（2002 ） 在分析新加坡的投资效率时用到 ICOR。 （2）Zhang （2003 ）在分析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率时使用了经过指数平减的“实际 ICOR”和“实际 I/ Y”，发现 1979 一 2000年间这两项指
8、标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没有出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基本稳定。 （3） 李治国、唐国兴（2003 ）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名义 K/Y，发现 1978 一 1994 年该指标持续下降，1994 一 2000 年则稳中有升。作者认为 K/Y 下降体现了“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 ，而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 K/Y 比率上升则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于资本深化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是“粗放”增长、缺乏效率的表现。 （4） 武剑（2002 ）认为 Y/I 是“衡量区域间投资效率差距的重要基础” 。作者分别用国内资本和 FDI 计算了 1995 一 2000 年我国三大地区的 Y/I 均值，发现都是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作者认为这一结果完全可以反映三个地区的投资效率差异。 参考文献： 1邱晓华、郑京平、万东华、冯春平、巴威、严于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 ， 经济研究2006 年第 5 期. 2袁志刚、何樟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 ，经济研究2003 年第 7 期。 3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 经济研究2002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