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现状与特质摘 要 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构者需要全面审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现状与特质，以确保相关规制措施的合理与有效性。现代性与传统性风险并存，技术性与建构性风险并存，道德性与制度性风险并存，共时性与历时性风险并存，这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风险 特质 作者简介：何亮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71-02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近年来，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舆情民意普遍认为应当强化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以回应社会现实。“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想有
2、效地进行制度变迁之前，必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及其所需知识的综合性。不问环境适应性的制度变迁及其实施所引发的后果也许不仅仅是失望，有时甚至可能是灾难。 ”豍因此，在探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理论创新和现实选择等具体问题之前，需要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风险的现状与特质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刻审视。 一、现代性风险与传统性风险并存 （一）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的副作用 现代性风险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风险” ， “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
3、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 ”因此，在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增长、制度技术和文明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作为它自身的否定力量存在，可能导致不确定、超常规、不可预期和难以控制的后果。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风险，大量均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种植养殖环境的重度污染和加工制造环节对食品科技的滥用所造成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属于社会发展带来的现代性风险。 （二）食品产业的落后与消费偏好的异化 在食品安全问题领域，我国的经济落后带来的传统性风险亦不容忽视。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迅速，但其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均较低，生产经营者规模偏小、数量庞大、
4、高度分散，严重制约食品质量的提高，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食品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数量巨大；源头的种植养殖环节也是小、散问题突出。建立“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是各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共识，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确难以有效践行。除此之外，经济落后、食物匮乏等条件约束下形成的传统饮食习惯，收入水平低下、消费能力弱等约束条件下形成的食品消费偏好，均是引发或加剧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因素。 （三）农业的衰败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 当下农村的经济萧条和真实衰败，是加速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重要根源。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仍停留在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功能单一、相对
5、封闭、信息化和社会化程度低、采用粗放式经营方式的传统农业模式，受制于诸多物质和制度条件难以实现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大规模大范围急速流动，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大量外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抛荒严重。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极为关注“三农”问题，但农村的投入不足、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农村的凋敝与贫困，让现代化的耕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和农民无缘，收益微薄、菜贱伤农，滥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及有害添加剂的现象较为普遍，土地质量和农副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城市与工业不断入侵，耕地在不断退守着防线，化工、建材、造纸、制革、纺织等高污染项目往往成为“富裕”
6、村镇的经济命脉，工业垃圾对农业环境产生了重度污染。 二、技术性风险与建构性风险并存 （一）技术风险：科学技术的双面逻辑 近年来众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大量以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性风险之面貌，不断出现在公众和传媒的视野中。现代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食品”与“工业” 、 “科技”杂交之后，在带给我们货架丰富的繁荣场面和口感视觉的畅快刺激之外，亦带来了难以预知和超越想象的风险。一方面，风险是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科学与工业的合作及与政治的结合使科学活动向群体协作的“大科学”事业转型，从研发到应用的周期逐渐缩短，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的一体化使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客观
7、上导致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大大加深。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和发展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提升了人类生活的安全和质量。为提高食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工业化生产仍然是不二选择，生产过程中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充分利用亦在所难免。 （二）信任危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 与前工业时代危险多具有显性特征不同，现代科技风险往往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 ，使其具有现实的和建构的双重属性。风险的客观可能性的存在是前提，在此基础上，风险在媒体、科学或法律等知识媒介中被转变、夸大或削减，豎在社会结构与个人感知的交互作用下易于引发新的风险。现代风险的建构本性，容易导致现代社会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一方面，
8、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令即使是科技专家亦难以真正认识和解决科技风险问题，长期以来为专家所独享的判断权和解释权日益受到公众的质疑。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 “受利益驱动的科学使客观的、专业的权威荡然无存” ，豏公众开始对科学的客观性及其后果产生怀疑。客观的风险事件与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心理的互动过程又可能产生风险认知上的社会连锁效应，强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反应行为。 三、道德性风险与制度性风险并存 （一）道德滑坡：非正式制度功能的衰落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中，诚信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非正式制度。由于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和稳定，人们遵守诚实信用准则，除了道义上的自觉
9、，更多的恐怕是基于利益上的权衡：不诚信将会导致自己失去在“熟人社会”中的信誉和更多的交易机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环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广泛性、复杂性和变易性，对于市场交易主体而言，人们在当前的交易中是否保持诚信对以后收益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预期。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道德诚信难以发挥维系市场秩序的作用，如果缺乏正式规则的制约，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所难免。因此，食品安全领域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更多的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所谓的礼乐崩坏、道德沦丧，只是因为传统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能够得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和具体语境发生了变化，使得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逐渐弱化。 （二）监管缺失：正式制度构建的滞
10、后 通过正式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强化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是消除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诸多风险的最重要路径。但是，由于正式制度构建滞后而导致的立法不完善和监管不力，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乱象的重要根源。由于在食品市场上的非法经营行为未必会得到相应的惩罚，甚至还可能带来可观的收益，这种现象的存在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非法经营的发展，大幅度增加了诚实经营者的成本且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正式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使食品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相对于对企业家加强道德自律的呼吁，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安排的建构和激励。 四、共时性风险与历时性风险并存 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基本上属于诱致
11、性制度变迁，在其演进路径上“因为不曾有过未来示范而在建构其生活和制度的自然时间脉络中得以采取一种自生自发的试错（tryanderror）方式” ，豐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之间的界限和分野相对更为清晰。 “第一现代性”的主要问题是“发展” ，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更多地倾向于激励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现代性”的主要问题是“风险”或“对发展的反思” ，因此在制度安排上更多地重视和关注对风险的预防和规制。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由于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的发展和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西方社会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置亦呈现为阶段性的解决或应对。 相较之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毫无疑问属于一种强制性
12、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市场经济上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 ，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这种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 ”豑“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异常复杂，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在一些思想观念和制度建构方面一只脚还在拖在启蒙时期，甚至前启蒙时期，身体也许还搁在追求现代化的时代，而另一只脚却已经被迫扯进后现代主义时期。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冲突与共存的矛盾表现得尤其明显。 ”豒当下的中国需要同时面对“第
13、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各类风险，同时从“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的视角考量各种问题，在双重强制之下已经“无法再按照自己发展的自然时间向度来考虑各种问题” 。在这一宏观语境中，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呈现出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特质，正如完美的法治图景并不能通过移植一整套法律文本和符号体系而得以实现，企望一蹴而就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并不现实。 五、结语 当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这些风险既可能具有现代表征，又可能带有传统属性；既可能源于技术发展，也可能囿于制度弊病；既可能是现实存在的道德缺失，也可能是主观建构的信任危机。所有类型的食品安全风险均挤压和叠合在“当下”的“中国”
14、，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并存，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形成一种难以用一种无差别方式对处的混合型难题。在食品安全的风险规制问题上，对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构者而言，任何单维度的价值立场、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或片面化的应对策略，都可能加剧现实的分裂和矛盾。 注释： 田宏杰.“风险社会”的刑法立场.法商研究.2011（4）.24. 米丹.科技风险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特征.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 德迈诺尔夫迪尔克斯，德克劳迪娅冯格罗特著.田松，卢春明，陈欢译.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法学研究.2006（5）.104-107.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5）.221. 齐文远.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创新之路之我见.刑法、刑事责任、刑事政策研究：哲学、社会学、法律文化的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