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中苏论战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错误导向【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创造性地运用了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苏论战作为中共党史尤其是外交方面的一次重大事件，其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与导向也是不可小觑的。着重论述中苏论战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消极影响与错误导向，以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提供借鉴，对我党更好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苏论战 马克思主义 话语体系 错误导向 一、基本背景阐述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中苏之间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内部分歧发展到公
2、开论战，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苏论战主要涉及斯大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中苏两党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不同理解、中苏两党对南斯拉夫问题的争论等。 从消极方面来看，中苏论战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四分五裂，给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国家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中苏两国，由于全身心投入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使双方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曲折和中断。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苏论战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更为深刻和长远。 “新中国前 30 年里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 ”从马克思
3、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中苏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出现了重大的曲折，从而对于正在中国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产生错误导向。 二、具体原因分析 话语的产生与意义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语言单位的概念意义，而是说话者与受话者互动作用的结果，是在交际传播过程中由语言义转换过来的一种言语义，转换的动力在于传播者言语交际的意图。但是脱离语境去理解每个词、每个句子、话语的意思和交际功能既是毫无目的的，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因此话语的意义必须在语境中展现。笔者将从话语的说话者、受话者以及语境的三重维度分析在中苏论战中中共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
4、语体系产生错误话语的原因。 （一）话语主体维度中共话语叙述中的思维方式 正如党史专家金春明等人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中苏论战的迷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渐渐产生了一种“对着干”的心理，既然已经认定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子、马克思主义的大叛徒，是世界上最坏的人，那么凡是他赞成支持主张的，我们就必须反对。他讲和平共处，我们就讲阶级斗争；他讲和平竞赛，我们就讲打完仗再建设；他讲和平过渡，我们就讲暴力革命；他讲全民国家，我们就讲无产阶级专政；他讲争取世界和平，我们就讲战争不可避免，如此等等。甚至“只要是赫鲁晓夫使用过的语言、口号，我们也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承认对方有任何
5、正确合理的东西，不是批评地吸收，而是绝对的排斥。 ” 可见，在当时中苏两党处于对立意识形态下，思维定势作用的驱动使双方都难以进行冷静理性的思考，代替它的是相互的责难，这无疑又促使双方论战愈加难以平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导致中苏两党产生更严重更广泛的对立与冲突，这种思维方式也使作为话语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产生许多不理性的错误话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产生错误导向。 （二）话语客体维度苏共受话过程中的回应特点 中苏论战期间，中共由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苏共产生巨大分歧而与其产生论战，苏共除了在学术与外交话语中的强烈回应，其更大程度上在于国家利益上的回击。 “中苏论战中涉及国家利益争论的事件主要
6、有四个：一是 1958 年上半年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二是 1959 年 6 月前苏联出尔反尔撕毁了中苏两国 1957 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问题；三是 1959 年 8 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对中国妄加指责的问题；四是 1959 年 9 月底指责中国炮击金门，干涉中国内政问题。这四个主要事件，是中苏两国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不同思考的结果。 ” 由于在论战中苏共漠视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实现前苏联国家战略的转变，进而提出“三和”的路线；中共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利益的损害，并进而从这一角度出发，根据
7、当时苏共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一些探索实践和成果，提出“修正主义”话语，从而导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出现于“修正主义”相关的众多左倾错误话语。可见，这种国家利益的争执，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当时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又不利于中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导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断。 （三）话语语境维度中苏论战话语的国际环境 中苏论战中，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国际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1956 年以后国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最后都折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导致国际社会上思想的混乱。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
8、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对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最后发展到 1957年夏季极少数右派向党进攻，毛泽东便自然联想到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 ，他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而对于中国从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赫鲁晓夫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对此，1959 年 7 月 29 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印发的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等三篇外电的内参上批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动派和怀疑派。 ”1959 年后，中苏分歧
9、的进一步加深，国内出现的所谓“单干风” 、 “黑暗风” 、 “翻案风”和“投降风” ，使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阶级斗争，初步形成了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苏论战的国际环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偏差，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畸形发展。 三、话语体系关照 中苏论战涉及的内容很多，具体体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战争与和平、 “三和” 、 “两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等方面。笔者将从保守与激进两方面，审视中苏论战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左倾与右倾的错误话语。 （一）左倾话语 1.“阶级斗争”话语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
10、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党认识到虽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 1957 年下半年后，毛泽东逐渐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正确认识。在 1957 年 10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坚持了自己的判断，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
11、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提出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并写进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还提出了“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之所以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上越走越远，无疑是与中苏论战分不开的。 2.“战争”话语 苏共二十大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不同制度
12、国家间可以“和平共处” ，而且， “必须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 ，进而指出“和平共处是前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开始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还多次提出了“和平过渡”的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一定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连在一起” ，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 ” 在论战中，中共认为，尽管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来的，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说成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于一切的最高原则” ，是“总路线” ，违背了列宁提出的“与帝国主义
13、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原理，因而是反列宁主义的）随着论战的加剧，中共由最初认同某种情况下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到最后彻底否认这种可能性，认为“和平过渡实质上等于背叛” ，进而强调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普遍规律。在美苏争霸加剧及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形势下，中共党内更是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二）右倾话语“社会主义”话语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虽然萌生了打破对前苏联和苏共的迷信，探索出一条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在探索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诸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闪光的思想，但由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总体上
14、受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影响较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产生以后，毛泽东由最初的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逐步陷入到维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误区。这表明中共不仅没有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问题上跳出斯大林模式，反而随着论战的深入展开，进一步加剧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固守。所以，尽管中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想法，实质上也只是以其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为鉴并与其进行决裂，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一直囿于斯大林模式的藩篱。在论战中反而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前苏联改革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尝试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斥之为“修正主义” 。 四、结语 有学者研究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历了建国初
15、期的探索高峰之后，从 1957 年下半年开始就走下坡路。 ”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到“三面红旗”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提出，再到“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提出与运动的开展，在实践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上渐行渐远，这一结果正是由于中苏论战造成的，因为中苏论战影响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去了正确的国情依据；强化了中共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固守，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助长了中共党内已有的左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
16、化的理论创新走入歧途，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产生了错误导向。 不同的话语体系体现出不同的思维形态。1978 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没有转换，意味着人们还是停留在“革命思维”之中。中苏公开论战对党和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消极影响更大，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过程中却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所以可以把中苏论战看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艰难历程，促使了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 1978 年后逐渐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2金春明，陈登才.毛泽东思想发展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3陈立中.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党际关系原则论析J.学术界，2010（3）. 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赫鲁晓夫：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J.人民日报，19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