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市治理结构中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法治摘 要：城市治理结构优化有赖于抽象系统信任的进化与法治的发展。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承担着特殊的社会信任重建功能，并推动着法律信任、法治发展和城市治理改善。从各国的城市治理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来看，让抽象系统信任和法治在城市治理结构中处于重要维度既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书面文化认同既是抽象系统信任本身和城市化的产物，同时又参与到了抽象系统信任建设和城市治理完善之中。 关键词：城市治理 抽象系统信任 法治 书面文化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00
2、5-14 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至 2012 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526%。城市化在带领我们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对此，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结构；顺应城市社会结构变化新趋势，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而现实诸多迹象表明我国城市治理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时间跨度较长，可以较为从容地调整治理机制而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而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快且内容上高度压缩，而难免处于“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又产生、新旧问题叠加”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城市治理的特点和规律认识不充分2有关，由
3、于城市治理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治理形态，对其特点、机制和主要内容还缺乏统一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城市治理状况改善和治理形态完善形成了掣肘。本文以书面文化认同为线索，审视城市治理结构中的抽象系统信任与法治特征，力图对城市治理的特质和规律增强认识。 一、城市、抽象系统信任与书面文化 （一）城市的抽象系统信任本质 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并开始社会交往以来就始终存在着信任问题，只是不同社会的信任类型及信任所依赖的保障机制不同而已。根据被信任对象抽象程度的不同，卢曼区分了信任的两种基本类型：“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 （大体对应于韦伯关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 。其中，前者是对特定人或人格
4、品质的信任，后者则是基于对货币、书面文化等普遍性沟通媒介而产生的信任。吉登斯则将“当面承诺和非当面承诺的东西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共同在场的情形中，由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所维系与表述的信任（trust）关系；后者则是指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注：笔者把它们统称为抽象体系）中的信赖（faith）的发展”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 页。 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用抽象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的问题。乡土社会的信任形态是熟人当面在场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以某种血缘、地缘纽带为依托。而城市的兴起都是伴随着对传统熟人信任模式
5、的突破，从而将血缘、地缘、文化传统上3大相径庭的各色陌生人聚合在一起，从事着前所未有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流。 在城市社会中， “对交易中涉及的各种要素，解决信任的关键不再是各种直接性的、人格化的互动关系，而是某种通过同质化和普遍化获得抽象性的关系” 。李猛：论抽象社会 ，载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1期，第 19 页。 或言之，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主要是一种具体信任关系，信任双方是明确的且一般是直接发生关系；在城市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抽象系统信任之间陌生人关系，城市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抽象系统信任就成为城市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
6、构件。 “都市群落不仅被分离了，而且更多非个性化的传播渠道又用新的方式把它们联结起来。在公民职能和都市事务中，亲身在场的参与越来越多地被间接参与取代”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9 页。 作为一种高级信任形态的抽象系统信任，是城市治理体系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其在城市治理及秩序建构中具有基础意义：其一，城市治理中的法律信任属于抽象系统信任，并且是抽象系统信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共识薄弱、导致较少的安全与可预测性时，如在全世界的都市区那样，形式合法
7、性将提供重要优势” 。美布雷恩?Z 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 ，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6 页。 其二，在抽象系统信任文化发达的地区，人们也多倾向信任法律。 “现代性制度4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紧密相关” 。前引，第 73 页。 一方面，人们一般倾向普遍性的制度信任，另一方面，在城市社会中熟人圈子的影响力相对要小，托关系自然就相对更难。城市生活的一个后果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 “这可能正是流动性的本质的一部分。这样的互动使人们感觉到需要法律” ， “法律无所不在这一事实是对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的反映” 。美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8、 ，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5 页。 在城市治理中， “人们服从的是一套抽象的规则系统，而非统治者个体的权威。这也就说，统治者与服从者都要服从法律所确立的非个人性秩序” 。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 ，梁坤、邢朝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53 页。 具体表现为人们倾向“通过创造超个人的行为模式、定义社会角色、确定有限财富的分配、赋予团体和组成必要的规范框架、形成法律定义和法律制度并使其共同组成一个从逻辑和价值上尽可能不相矛盾的体系，来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和期待” 。德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 ，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9、71 页。在城市重构治理形态的过程中， 抽象系统信任降低了信任风险。与现代市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交易本身的复杂性的增加。首先，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分工，使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链日益延长，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再像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那样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易。商业（或贸易）发展的社会学意涵实际上是将传统一次完成的交易分化成由无数次“小交易”联系在一起的交易链。这种漫长的商品5交易链使利用人际信任网络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几乎不可能。一般说来，没有抽象系统信任， “只有非常简单的当场互动的人类合作形式是可能的”，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0、 2005 年版，第 117 页。 但“不可能构成相当复杂的社会” 。前引，第 125 页。 于是，我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发现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广泛使用一种将各种交易中涉及的因素予以普遍化的抽象系统信任，以监控现代社会匿名化、陌生化交往中必然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抽象系统信任的普遍约束力可以为城市社会主体在信息不足或缺失的情况下达成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撑，可以大大简化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复杂过程，而使得人们无需通过人际信任就能进行可预期的、有秩序的社会交往。这种抽象系统信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重大。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11、城市的抽象系统信任本质被忽视了，一些学者多习惯从商品经济的视角，去阐释城市化的发展原因，但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抽象系统信任对城市的支撑。在任何地方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出现城市化，然而城市化要想达到高级程度，就必须要有一整套书面文化及关于所有权、专利保护、统一市场秩序，有利于分工与协作的抽象系统信任机制。可以说，城市化形态始于商业，却成熟于抽象系统信任。 （二）当下中国城市治理困境的信任机制反思 信任危机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可以经常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信任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增，群体性事件多发，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6城镇化进程。笔者认为，其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信任机制与形态及城镇
12、化需要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匹配：中国城市化治理的困境恰恰发生在熟人社会正在退出舞台，而适合城市化需要的抽象系统信任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具体表现在： 其一，传统人际信任形态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我们知道，人际信任“总是奠基于纯粹（家族或拟家族的）个人关系之上” ， 德韦伯：韦伯作品集：中国的宗教与世界 ，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0 页。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个人忠诚等关系因素还在非理性地侵蚀并阻碍着法治的发展。找熟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制度信任系统的还不完善，另一方面说明民众对已建立的制度的信任大打折扣。在当下中国，社会公众对政治人、法
13、律人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人、法律人是否处于其私人关系网络之中。公众对系统信任还是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之上，其本质还是一种人际信任。经验证明，法律的权威无从在人际关系信任基础上发展起来，如若法治信任是基于关系信任，这不仅无助于社会公众对法治的接受，还可能会消解法治的公信力。 其二，是对当下信任危机深层原因及改善机制缺乏深度认识。由于长期以来对乡土社会的经验思维依赖，我们对于城市治理结构中的抽象系统信任还少有学理关注，对于抽象系统信任如何产生、如何营造还缺乏城市化语境的深刻理解与体会。具体言之，中国当下信任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不在于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而是抽象系统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或
14、者是抽象系统信任建立起来了，但由于不被信任而不能7运转（制度不被信任在很多时候如堵车的情形，有时并不是车多的缘故，而是因为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处于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拓展了人们行为的自由度，但不在场的城市性交往存在风险，且伴随着符号标志系统与专家系统的缺失或不足，这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被放大。抽象系统信任不完善或不信任也是造成当下中国法律信任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下中国，虽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众多法律制度和机构业已完备，法律从业人员也已初具规模，但不可否认，我们离法治国家这一理想还颇为遥远，法律还未成为国家
15、治理必须恪守的运行准则，对于规则的尊重与遵守也还远未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并实施十年以来，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如果从社会公信力的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离法治国家之理想 （理念或理想类型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成熟的法治国家可以有多种标准，然而，法治能否赢得社会公众足够的信任和信赖，应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 。郑成良：法治公信力与司法公信力 ，载法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现代法律信任是一种抽象系统信任，宪法和法律实施不好的问题，其根源不只是法律本身，还有法治文化相适应的抽象系统信任文
16、化环境，诸多经验表明，越是抽象系统信任文化不发达的地区，熟人社会的色彩越重，因为找关系比诉诸法律更方便。 我们先前在回答上述信任危机时常见的思路是将恶行归咎于个人“道德滑坡”与世风日下，而就社会现实而言，各类所谓信任危机是个8人道德不能承受之重。城市社会固然不应当否定个人之间的信任及其效用，但重要的是确立有效的制度性信任，以及在其基础之上的法律信任。城市治理强调信任的主体基础是抽象系统而不是个人，这反映出对抽象系统尤其是优良抽象系统体制与结构的重视。或言之，在城市系统信任中尽管强调优良秩序的主体和基础存在于制度之中，但其落脚点一般认为有信任的人会更容易遵守和执行制度性信任。因此，要化解我国城镇
17、化进程中的风险和现实困境，需加快推进信任机制转型，关键是推进和完善抽象系统信任建设。 当经历了从自然的乡土社会地域性关联中脱离的过程，城市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必须用一种更为抽象的信任规则或模式进行信任再联结和再构。吉登斯指出， “脱域”于旧共同体的新社会要成功地存在下去，必须用新的理性化的抽象系统信任进行“再嵌入” ，前引，第 69页。 让抽象系统信任在城市社会中担当其应有使命是各国城市治理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应当提高民众对抽象系统的信任，这才是解决中国城市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通过抽象系统信任自觉，重塑我们对于城市治理的想象。抽象系统信任建设与
18、法治重塑社会诚信必然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的不二选择，同时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三）抽象系统信任需要书面文化认同的支持 前文已指出，传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依靠人格信任系统而得以维系和运作，而在转向以陌生人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交往则主要依靠抽象信任系统，这就涉及抽象系统信任的有效性及如何获得信任性问9题。如何形成、维持以及发展这种抽象系统信任，影响因素诸多，其中，书面文化认同是抽象系统信任进化与发展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在城市社会中， “在许多具体的互动和认同过程中，往往需要借助各种超越具体情境的框架，特别是各种以书面形式存在的话语体系” 。前引，第 2 页。 城市和
19、乡村之间最明显的不同表现之一，便是城市会更促进大众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的书面文化认同。书面文化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充分发育的城市与文字的发展相偶合”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38 页。 可以说，城市社会中的交流交往、治理及发展是需要书面文化配合的，书面文化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手段。 “纸张的沙沙声和撕裂声是大都市潜在的声音，对都市存在的内在内容而言，这种声音比都市机器轰鸣的节奏更重要”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 ，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5 页。 因此，研究城市社会中抽象系统信任
20、的进化与发展，书面文化认同视角是极为重要的。 1 书面文化在城市社会中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城市社会需要通过书面文化超越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当然这也涉及到对口头社会组织和书面社会组织不同属性的研究。如果说口语标志着人从自然界中的分离，那么普及性书面文化则可被看作迈向城市文明的重要一步。大众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的书面文化是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城市生活的一个后果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这样的互动使人们感觉到需要书面文化，书面文化是更大规模社会生活的交流方式。 “当在记号与符号以及特定组织的帮助下，10书面的合作形式补充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前引 B17，第 508 页。 事
21、实上，在社会联系与社会共识薄弱、导致较少的安全与可预测性时，如在全世界的都市区那样，书面文化认同将存在优势。 “在陌生地方旅行的不确定性似乎威胁到一个人的镇静时，人类倾向于借助一个文本”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34 页。 而“没有写作的社会必然存在于村落这种规模的社区中” 。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董建中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5 页。 作为特殊信任和“地方性知识”交流方式的口语是与分散、封建、自给自足的社会相协调的。口语是小型社会中交流的主要方式，而其无法有效应对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日益
22、频繁的工商业活动。 其次，城市的书面文化认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乡土社会的口语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完成的， “口头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技术。其技巧完全可以在家里的非正式场合下教授。几乎每一个人类部落都有口头语言。大多数个体都会在某一个年龄学习说话。书写则不是这样。不像说话，阅读和写作的技术通常是在教室的环境中学到的” 。 前引 B20，第 346 页。 城市书面文化教育主要是在学校中完成的。 “学校是城市中最先分化出来的机构” 。前引 B17，第 502 页。 教育是帮助公民融入城市化的途径。在西方， “教育也是中世纪以来城市身份认同的基石。对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而言，子女的教育状况作为一种阶级身份的重要标签而备受重视，而这一情形直接拉动了中学教育的进步（学校往往设在教堂或私人机构） ，并进一步导致了大学的发展” 。英彼得?克拉克：
